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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大庸给莫小苹介绍：“这是刘队。我当刑警时的一个小兄弟，现在是重案队队长。”
他们边说边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刘保国把厚厚一沓材料摆在齐大庸面前：“这是弟兄们这些天搞的，你先看看。”
“看什么看！你给我说说就行了！”齐大庸把材料一推。
案子发生的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报案前十天，因为那天之前，主管行长、部门经理、金库主管还有营业室主管四个人刚搞过例行对账，四个人都看见那四十万美元还在呢，每个人还都清点了一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示账目是清的。从第二天开始，那四十万美元装在钱箱里，在九个女营业员之间轮换交接，每人当一天班，当九个女营业员都轮了一遍后，四十万美元不翼而飞。每天上班后，当班的那个女营业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金库取出装着四十万美元的钱箱，经过走廊、办公室、营业室，拿到外币专柜。钱箱是铁的，里边装着当天流动的各种外币，每种外币装在一个专用的纸袋里。每天下班前，当班女营业员会把装着四十万元美元的钱箱交给第二天的当班人，然后第二天的当班人拿着钱箱原路送回金库。九个女营业员每天交接班的时候都说在钱箱里见到有那装有四十万美元的袋子，可是第十天中午，姚婷受理一个取外币业务，抬手到钱箱里拿美元的时候，却发现放美元的地方空了。
姚婷是齐大庸的妻子，那天本来不该她当班，该当班的是个正在喂奶的营业员，她几个月大的孩子病了，求姚婷换一个班。姚婷好心替一个班，没想到替出了灾祸。
行长问姚婷，早上从金库里拿出钱箱的时候见到美元没有？姚婷想了想，好像见到了，又好像没见到。行长命令喂奶的营业员火速赶回来。喂奶的营业员一口咬定头天交接的时候看见美元了，就在钱箱里，送金库了。喂奶营业员上一班的营业员又被叫来……行长像拆毛衣一样拉着线头往前扯，直至第九个营业员被叫来问询，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美元分文不少地交给下一班了，不是在自己手上丢失的。没办法，行长报了案。
刑警来了。最紧张的是姚婷，是她先发现美元没有的，又记不清早上究竟见没见到美元。就算暂且确定美元是在姚婷当班时被盗的，那么得从案发前一天下午五点喂奶营业员把钱箱送进金库后计算，是哪个环节和时间段被盗的？是钱箱送进金库的夜里？还是钱箱从金库取出经过的走廊、办公室、营业室？还是外币柜台？何况还不能确定就是在姚婷当班时被盗的。
根据刑警了解，分行管理混乱，虽然要求交接班的时候清点现金，而实际上只进行账目和钥匙的交接，很少清点钱数，平常钱箱就放在外币柜台上，经常不锁，外币柜台与营业室是相通的，有资格进出营业室和外币专柜的人员有三十多人。姚婷是当天的当班人，都记不清究竟看没看见美元，也很难说前八天当班的营业员记忆准确，谁能保证她们不是因为怕被怀疑才那么说的？
刑警认为这个盗窃案有好几种可能，第一，交班清点的时候给截留了；第二，营业员和盗贼勾结，从柜台悄悄递出去；第三，营业室里其他工作人员顺手牵羊；第四，金库人员监守自盗；第五，交易时营业员错付了。
第四和第五个可能很快被否定了。钱箱送进金库时是锁着的，金库人员没钥匙，钱箱上没发现撬盗痕迹，也没提取到可疑指纹，钱箱上的锁，经过微量元素检验，也没有使用新配的钥匙开过的痕迹。另外，发案的那十天里只来了一个顾客办理美元业务，结果姚婷发现美元不见了，那个顾客根本没交易，也就不存在错付的可能。
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只能发生在九个女营业员身上，所以，刑警第一步就把九个女营业员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开始的时候还允许她们和家里电话联系，就说在分行集中学习。后来干脆不让与外界联系了，那个喂奶的营业员，回家喂奶都有人跟着。
第三回 测谎仪大显神威 盗窃案初现端倪
一
刘保国罗里罗唆地总算将情况介绍完了，齐大庸说：“你这个案子我看简直就是‘五无’：无特定现场、无作案痕迹、无具体发案时间、无被盗方位、无嫌疑人范围。”
刘保国赔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那九个营业员应该是嫌疑人范围。我知道，这事不一定和嫂子有关系……”
“得！得！你又提她干什么？”齐大庸手一摆，“带我俩看看现场！”
齐大庸和莫小苹在刘保国的带领下，仔细看了现场。
看完现场，齐大庸问刘保国：“你说我该怎么干？”
“九个人都得测，看她们谁说谎了。”刘保国说，“我跟你分别说说这九个人的情况……”
“我不听！我就看她们谁的心理有涉案痕迹！不过刘队，我不怕打击你，要想从那九个营业员里找出嫌疑人，恐怕没门儿！”
齐大庸的话好像非常肯定，弄得刘保国不知道说什么好。
“有条件进出营业室和外币专柜的人那么多，谁都可能顺手牵羊，就把人家营业员列为嫌疑人没道理。她们顶多就是和钱箱直接接触，不调查不行罢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刘保国想了想，点头：“对！对！一切随你！反正大家都信赖你！”
“你给我再叫几个弟兄来，分行的领导也叫上，一块儿研究编题的事。”齐大庸说。
刘保国连连点头出去了。莫小苹问：“师傅，你为什么不听刘队介绍嫌疑人情况？”
齐大庸说：“我怕先入为主。测谎的主要功能是排除无辜，不是想方设法确定嫌疑人，那是办案刑警的事。我让刘保国多叫几个了解情况的人来，就是想尽可能多地了解案件全过程，在分析的基础上编测谎题。编测谎题必须对事不对人，否则，非测错了不可。”
“大齐！人都到了！”刘保国在门外喊着。
十几个人把不大的屋子坐满了。齐大庸在几位分行领导里面看见了人保处的焦处长，觉得胸口一阵憋闷。
焦处长一表人才，神态和身板都带着军人气质。齐大庸不知道该把焦处长当作什么，情敌？对手？侦测对象？当确定了姚婷和焦处长的确有那档子事之后，他觉得自己身上的一块肉被焦处长生生地给撕走了，他恨焦处长，恨不得也从他身上扯下一块肉来。
焦处长见齐大庸在看自己，马上扭头，他心虚。
大家坐定后，就等着齐大庸发话了。
齐大庸说：“这个案子听起来挺蹊跷的，可是，有心理分析的基础，干这事的人肯定记得作案时的每个细节，这个细节他想不记着都不行，因为已经刻在心里了，形成心理痕迹了。有心理痕迹，就有心理状态，有心理状态就会反映到生理上，生理是什么？生理就是本能，你自己控制不了。生理上有了反应就好办了，靠测谎来发现。”齐大庸用手拍拍面前的测谎仪。一屋子的人都被他的话吸引，莫小苹更是不放过每一句话。
齐大庸接着说：“测谎仪怎么能知道谁说了谎呢？靠测谎题。测谎题不能凭空编造，要根据犯罪情景状态，也就是根据大家提供的各种线索来编写。不怕碎，越详细越好。大家提提吧！小莫，你记录！”
莫小苹准备好纸笔。
行长说：“这是不是太高深了？”
齐大庸说：“不高深，就是和案子有关的情况，不外乎发案时间、地点、原因、作案人这几个方面。”
见大家还是不太明白的样子，齐大庸又说：“比如这个案子发现得不是不及时吗？大家时间记忆已经不准确了，可是作案人肯定记得。美元肯定是在那十天里的某一天被盗的，究竟是哪一天呢？就得用测谎题去找答案了。还有，咱们不是不能确定钱究竟是在哪儿被盗的吗？但是作案的人知道，反正跑不出金库、走廊、营业室、外币柜台这几个地方。咱们也不知道嫌疑人盗窃的时候是用钥匙开的钱箱，还是钱箱根本没锁或没盖，干这事儿的人知道！那么大一笔美元，不可能十几天就给花了，不是藏起来了，就是存银行了，是一个人干的，还是几个人合伙干的？咱们得给美元的下落划定几个地方，在北京，还是北京以外？钱藏在男人手里，还是女人手里？还有，那个偷钱的人，偷到钱的当天肯定特激动，要是他一个人干的，肯定偷着乐，要是几个人合伙干的，他们就要商量分赃的事……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齐大庸停下来。
刘保国说：“大齐，我看就按你说的这些编题就行！”
行长也忙说：“我看这样有门道！齐专家，我们是外行，都看你的了！”
齐大庸看见焦处长的眼睛总不离测谎仪，就点着他的名问：“焦处长，你是人保处长，最有发言权。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能不能把作案人的活动都包括进去呀？”
焦处长没准备，脱口道：“能！能！”
二
齐大庸把编测谎题说得很简单，其实，需要精心准备才行。大家都走了后，齐大庸闷头琢磨。莫小苹也皱着眉头考虑。
莫小苹是有心人，自从决定来刑科所工作后，就阅读了大量有关测谎方面的书籍。来后的这些日子，又重点读了齐大庸给她的书，通过请教齐大庸，她已经基本掌握了测谎的关键所在。测谎不像DNA鉴定那样，完全靠客观检测。测谎是相对主观的，测谎员是关键，测谎员必须尽可能地了解案情，在这个基础上编一套测谎题，拿这套测谎题去刺激被测谎人，让被测谎人的生理反应暴露在测谎仪上，以确定被测谎人和案件有没有关系。所以，测谎题编得好不好，是测谎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
齐大庸不停地抽烟。在三种测试方法里，他认为中国最适合使用“犯罪情节法”。中国对案件的保密工作做得好，特别是犯罪情节，一般只有作案人和破案的警察知道。有时候，案件破获前，犯罪情节连警察都不知道。所以，围绕已知的和根据线索推测的犯罪情节编写测谎题，效果不错。
“师傅，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都可以作为目标题，我记下来了，你看看行不行？”莫小苹把几张纸递给齐大庸。
一般一套测谎题不超过五十道，分成几组，每组五道题，其中只有一道是目标题，其他都是陪衬题。陪衬题是一些与案件没什么关系的问题，如果被测试人对目标题反应明显，对陪衬题没什么反应，他就可能是嫌疑人，或者和案件有某种关系。
齐大庸看过后，满意地说：“不错！再加上一些陪衬题。还缺几道准绳问题。”
齐大庸看着莫小苹低头在纸上写着，心想，一个刚出校门的小丫头，第一次办案，就能和自己这么协调，难得。
莫小苹写好后，把题给齐大庸过目。齐大庸说：“这题一旦出好了，一般情况下就不改了，不管测多少人，都用这一套题，不然，标准不一样，就乱了。”
齐大庸和莫小苹研究测谎题的时候，刘保国和行长正指挥焦处长他们布置测谎室。
按照齐大庸的要求，银行找了一处安静的空房子，温度、光线适宜，墙壁素白，摆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这是给齐大庸和莫小苹准备的。他们还给将被测谎的女营业员准备了一张沙发。
莫小苹跟在齐大庸身后往测谎室走去。莫小苹边走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