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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智慧-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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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机场,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行动大大震惊了全世界,深刻感染
了海峡两岸为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人们。而为了这一重大举措,周恩来整整筹
划了十个年头。

1919 年底国民党势力被赶出大陆后,与蒋介石政见冲突公化的李宗仁
(曾任代总统)未回到台湾,他拒绝了蒋介石的挽留,把心腹旧交程思远留
在香港,自己于12 月5 日赴美国侨居。

1955 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 月
29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
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
谋。1955 年4 月,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
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点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于
是,李宗仁于1955 年秋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能默尔而息,必须有所主张。此举引起了北京的注意。很快,住在香港九
龙荔枝角的程思远接待了许多香港进步人士的登门拜访。

1956 年1 月,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程思远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
总编金尧如来看望程思远,交给程一份刊载在《大公报》上的周恩来《关于
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试探程思远对国内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3
个月后,金尧如又来拜访程思远,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
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直到程
思远排除顾虑到达北京后,方知是周恩来的决定。

1956 年5 月7 日下午,全国政协举行小规模酒会,周恩来主动向程思远
伸过手来,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1938 年曾在武汉见过面”。
5 月12 日中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程思远,并约请李济深、张治中、蔡廷
锴、邵力子、黄绍竑、屈武等人参加,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在座。席间,
周恩来高度评价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但回顾往昔,点了李宗仁在签订
和谈协议问题上一误再误,最后,提出了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
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主张。并且,他还宣布了对台工作“和为
贵”的政策主张,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来去自由。这次接见、宴会和谈
话整整用了三个钟头。程思远回港后,即将此行函告李宗仁,而李宗仁来信
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
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

事隔三年,1959 年9 月24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二次召见程思远,对程
思远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
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他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
(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
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

很显然,周恩来处理此事非常慎重、周到,细致。对于李宗仁所献历史
名画,周恩来也着人一一进行了鉴定,然后寄语程思远:这些字画,有些是
真的,有的是膺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
以壮行色。可以看出,周恩来处理事务显出非常恰当、炉火纯青的功夫。1960
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下了这笔外汇。


李宗仁看到归回故国很有希望,就想为统一祖闰做点工作。此时,恰逢
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同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40 岁的总统可能对杜
勒斯制订的偶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
中国的态度比较绥和,于是在张歆海教授帮助下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贺他
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
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于是,李宗仁将来去函
件都寄给程思远,嘱送周总理核阅。

对于此事,周恩来一眼看透。他于1961 年6 月上旬专门召见程思远,在
接见时对程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
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
议事日程上来。周恩来重申派程思远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的意见,并希望
李宗仁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1963 年7 月,李宗仁对《欧洲周报》女记者玛赛丽说:“我由于自己的
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肉正在诞生。”此后,李宗仁
与程思远约定于12 月份在瑞士苏黎世会昭。行前,程思远于11 月份再次返
国向周恩来请示。一天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将程思远引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在这次按见中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一是“四可”,即
“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
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
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二是“四
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
系;不要介入第三势力。”三是要过“五关”即过“政治关、思想关、社会
关、家族关、亲友关。”总理要程思远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来送程思
远上车,殷殷嘱咐。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突出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原则,
显示了他在处理问题时极强的政策观念。按照事先的安排,1963 年12 月19
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在一家饭店与李先生会昭,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
的期待,完成了特殊使命。此行并且避开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跟踪,一切都
处在秘密状态中。

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抱定回归祖国之心,在进行了一些秘密准备
后,向台湾当局打了去欧洲旅游两周的招呼,于1965 年6 月13 日离美飞往
瑞士,行前从纽约向程思远拍了电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第五次约见程思
远。

6 月18 日中午11 时,程思远飞抵北京,此时周恩来在等了三天之后,
已于18 日上午率团出访非洲各国。临行前,他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
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同志向程
思远传达三点意见: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三、你到苏黎世时,
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按照周恩来交待的使命,程思远在我国驻外机构的秘密协助下,顺利地
与李宗仁夫妇在瑞士见面。然后,再由我国有关组织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夫
妇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李宗仁一行乘上回归祖国的航班时,周
恩来通夜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
床休息。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时许,当李宗仁夫妇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
场时,受到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


当李宗仁一行吃完粤式早餐继续起飞,于11 时抵达上海时,万万想不到周恩
来、陈毅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
极了。

7 月19 日上午,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满怀信心地谈
到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并对李先生重申了“四可”精神。7 月20 日,
李宗仁夫妇飞抵北京,整个接待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非常圆满。9 月26
日,李宗仁在北京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心愿。

对于李宗仁先生的归国声明,周恩来曾客观地评价说:“德邻(李宗仁
字)先生出走十六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他到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
明,说他以‘带罪之身’由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两大过错:一是1949
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美国居
留期间搞‘第三势力’”“这样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
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
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
一切都由下野后稳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宗仁受白崇禧的影响,也
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
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爱国一家,
爱国不分先后。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


巧用抓与促尽力保主产——“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抓革命、促生产”
指示

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周恩来无意于党内斗争,倾其全力
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筹划中。但是,当“文化大革命”运动降临在神州大地时,
周恩来在“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则巧妙地运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武器
来缓和这场内乱对整个国家与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冲击,以尽量减少
全体人民的损失。

1965 年11 月10 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毛泽东在当
时不通知中央政治局就批准发表此文并示意全国转载。对于这一重大事态,
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人民日报》11 月30 日才转载姚文元的文
章。在严重的事态面前,周恩来知道无法阻止运动的开展,便试图在转载中
将这场尖锐斗争导入学术争鸣渠道,并保护吴晗等同志。为此,周恩来亲自
修改了《人民日报》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既允许批评的自
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
是,以理服人”。

1966 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以后,“文
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展开与逐步升级。8 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
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发表了毛泽东于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
字报》一文,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简称《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十六条”中,周恩来
和陶铸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和力争,突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以图
“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革命”还仅仅限制在“文化”领域和党政机关
内。但18 月中旬“红卫兵运动”掀起以后,“革命”开始迅速推向社会,妨
碍了工农业生产,这些活动违背了周恩来等人希求稳定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关
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试图用保护生产来“限制革命”。9 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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