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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南风益盛，周兵争奋，北汉兵大败。”刘崇亲自高举红旗收兵，但兵败如山倒，溃不能止。起先被“礼劝”入高地观战的杨兖及其手下契丹兵，“畏周兵之强，不敢进，且恨北汉主之语，全军而退。”
收集残兵败将，刘崇发觉手下兵马连一万人还不到，三分之二的主力皆被周军干掉。未待喘息，周军后军刘词又杀入战场，与世宗皇帝合兵，乘胜追击，基本把剩下的北汉军包了饺子，“辎重、器甲、乘舆皆为周师所获。”幸亏刘崇有契丹人赠送的黄骝宝马，从雕窠岭（高平西北山间）的小路狂逃，驰离杀戮战场。夜间迷路，刘崇又受村民骗指方向，走了好大一段冤枉路。一路之上，老头子苍惶狼狈，往往刚刚驻马想吃口干粮，就听见有人高呼“追兵”，立刻上马又逃，“昼夜驰骋，殆不能支，仅得入晋阳。”回国后，老头并不发丧自责恤军，反而为他的黄骝马用真金白银上好檀木修造了一个专用大马厩，“食以三品料，号自在将军。”转年，刘老匹夫既病死，时年六十，其子刘承钧袭位。刘承钧继位后也曾发兵入冠，又大败而归，契丹人此后再不对这个“儿皇帝”施以援手，“无复南侵之意”。北宋开国后，出兵灭掉北汉。
全歼北汉兵后，周世宗发现起先投降北汉的一千多士兵还活着，“皆杀之”。这帮东西确实没用，临阵投降，罪过不可谓不大。更可恨的是临阵奔逃的樊爱能、何微二人，他们“引数千骑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辎重”，跑就跑了，抢劫自己人的后勤部队却精神十足。世宗皇帝连派数名近臣和禁军军校“追谕止之”，根本不听。乱军还杀掉好几个御使，扬言：“契丹大至，官军败绩，余众都投降了！”甚至周军后军刘词急赴军阵，樊爱能还“劝阻”刘大将军不要前往。刘词不从，“引兵北向”。
五代乱世的骄兵悍将，樊爱能、何微这样的是其中“典型”。高平之战时的后周世宗柴荣，情势与先前与郭威对阵的后汉隐帝其实完全一样，新皇之位摇摇晃晃，属下将领三心二意。如果柴荣像刘承祐那样怯懦无计，结果肯定逃不出“兵败身死”四个字。
大战胜利后，对于如何处理樊爱能等人，周世宗一时还不能下决定。大白天，他躺在行宫营帐中，召其姐夫张永德商议。
张永德官为统率禁军的殿前都指挥使，又是世宗姐夫，自然直言不讳：
“樊爱能等人素无大功，洝敖陬幔邢忍樱牢慈稹１菹路接髌剿暮＃染ú涣ⅲ溆行芰‘之士，百万之众，安能得而用之！”
世宗皇帝闻言，正中下怀，掷枕于地，大呼称善。
于是，周世宗置酒高会，遍引诸将。酒刚一巡，世宗赫然大怒，起身指骂樊爱能、何微等人：“汝辈皆累朝宿将，并非不能用兵为将。此次一战即逃，实是想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果非如此，为何朕亲自入阵，刘崇大军便败！汝辈万死，不足以谢天下！”言毕，周世宗命禁卫军立擒樊爱能、何微等当天临阵脱逃的中高级将校七十多人，推出斩首。同时，他又立升当时奋勇进击的军将士卒，“由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郭威临死见四人“托孤”，樊爱能、何微正是其中之二，他们不仅是京城大将，又都身兼军镇节度使。受先帝如此寄重，高平大战如此表现，二人也是该杀。
此次高平大战，后周世宗柴荣临危不惧，身先士卒，不仅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也拉开了他统一战争的大幕。“帝（柴荣）违众议破北汉，自是政事无大小皆亲决，百官受成于上而已。”真正实施一人独裁政事，周世宗可谓不容易。同时，实战过后，周世宗终于看清京城兵士都是多年“关系户”子弟，赢老者居多，又骄蹇不用命，“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后汉失国，实是这帮草包坏事。由此，他命赵匡胤等人涤汰冗军，简选兵士，“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战四方，所向皆捷。”
坐稳帝位，周世宗朝廷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治河、通漕、扩建汴梁都城，并命大臣们以《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开边策》为题，各抒已见，广开言路，以削平天下，恢复唐僖宗之前的中华境土。同时，为了富国强兵，周世宗对佛教加以禁抑，下诏称：“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劝世劝善，其利甚优……（然而）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观、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门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流俗，今后一切止绝……”诏下，后周境内当年就废寺院三万多，僧尼还俗六万多人。不久，“唯物主义”者周世宗又下诏命民间融销铜佛像铸钱，以充国用。他对侍臣讲：“卿辈勿以毁佛为疑，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周世宗中是中国古代历史灭毁佛教皇帝“三武一宗”中的一位，但他不滥杀，不滥废，有理有节，就连不轻易评述历史的司马光也大加赞叹：
“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至此，政治、军事、经济基础都奠立，周世宗就开始了他南征北讨的伟大事业。
周世宗的西进与南征
五代后期，“群臣多守常偷安”，后周的比部郎中王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他所上的《开边策》，句句中的，字字合意，周世宗览之拍案称绝：
中国（指中原正朔王朝）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隐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以丰其财也；时使薄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乡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十国的南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北汉），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精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期年之后可以出师，宜自夏秋蓄积实边矣。”
当然，周世宗自有主见，不是完全接受王朴之议先进南唐，而是命大将率兵西进，先击后蜀，立收秦（甘肃秦安）、凤（陕西凤凰）、成（甘肃成县）、阶（甘肃武都）四州，“蜀人震恐”。当时的后蜀“皇帝”是孟昶，大惧之下，“致书请和”，由于来信中孟昶自称“大蜀皇帝”，“帝（柴荣）怒其抗礼，不答。”孟昶“愈恐，聚兵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幸亏当时周世宗不以蜀地为意，让孟昶这个“土皇帝”苟延残喘数年。后来孟昶得知周世宗击破南唐，又遣使想“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周世宗仍旧不答理，孟昶也恼，愤愤说：“朕为天子郊祀天地时，尔犹作贼，何敢如是！”孟昶的“天子”，其实只是一个小盆地的天子罢了。
下一个大目标，就是南唐。周世宗用了近三年时间，三次御驾亲征，终于使南唐李璟称臣，尽收长江以北土地。
言起南唐，当时是大词人李璟当政，看见李璟这个名字，大家肯定都笑了，肯定知道这个“文学家”打不过柴荣那个“政治家”。在此，顺便简单交待一下南唐的历史。
唐朝末期，军阀杨行密占有江淮地区，后为吴国；军阀钱鏐占有两浙地区，即吴越。吴越始终末称帝。杨行密的发迹，得益于唐朝节度使高骈军中的内乱。这位杨爷是庐州合肥人，“长大有力，能手举百斤”，最早是通信兵出身，史载其一昼夜可行三百华里，真可称“神行太保”了。杨行密以救高骈为名，步步为营，杀掉当时横行江淮的军阀孙儒。朱温凯觎江淮，杨行密不服，老朱打了半天得不到便宜，奈何老杨不得。公元905年（唐天佑二年），杨行密病死，其子杨偓袭位，但大权掌握在徐温和张颢手中。上下猜忌，徐张二人先下手为强，杀掉杨偓，推立杨行密次子杨隆演为帝。不久，张、徐二人又生龌龊，徐温杀掉张颢。徐温禀政后，学孙权立吴国，推杨渥为吴国王，不再以唐朝藩王自居。徐渥死后，其义子徐知诰执政，更进一步，推杨隆演为“皇帝”。没过多久，徐知诰索性推倒吴帝杨隆演，自己做皇帝，并假称是李唐后代（尊太宗李世民儿子吴王李恪为远祖），改国号为唐，自己改名叫李昇。其实，这位爷既不姓李也不姓徐，原本姓潘，平头百姓一个，战乱时期，父母相继饿死，得由徐温养而为子。李昇称帝后，休养生息，勤俭治国，轻徭薄赋，为政还算不错。公元943年，李昇因服食“仙丹”中毒去世（这死法倒是像极了正宗李氏唐朝皇帝）。老哥们活得不像唐朝皇裔，死得倒百分百相似。李昇死后，其子李璟即位，在位十九年，南唐在他手里“由盛而衰”。
李璟早期，先进攻福建的闽国，有得有失，消耗了大量国力。当时，恰巧中原的后晋灭亡，杀伐大乱，如果南唐没有把力量全部陷在福建，大可北伐占据中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沙陀人刘知远抢先，建立了后汉。保大九年（公元951年），南唐趁“老邻居”楚国马氏家族内乱，发兵直指，竟然也灭掉了“十国”中重要的割据政权“楚国”。福兮祸兮，没过多久发生军变，南唐又失湖南大部分土地。看看描绘当时南唐宰臣韩熙载的《韩熙载夜宴图》，就可以想象到南唐“文怡武嬉”的时政。“唐主（李璟）性柔和，好文章，而喜人侫已，由是诌谀之臣多进用，政事日乱。”周世宗征南唐，正是在这种时局下开始。
周世宗显德二年春，下诏亲征：
“蠢尔淮甸，敢拒大邦，盗据一方，僭称伪号。晋、汉之代，寰海未宁，而乃招纳叛亡，朋助凶逆。金全之据安陆，守贞之叛河中，大起师徒，来为应援。迫夺闽、越，涂炭湘、潭，至于应接慕容，凭陵徐部，沭阳之役，曲直可知。勾诱契丹，入为边患，结连并垒，实我世仇。罪恶难名，人神共愤。”
周世宗在近三年多的时间里，联合吴越钱氏家族的兵力，屡战屡胜，最终占领光、寿、庐、舒、濠、泗、泰、通等十四州六十个县，共二十多万户，长江以北，尽为中原王朝所有。至此，大一统的曙光，重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李璟被迫放弃帝号，改称“国主”，并进献犒军银十万雨、绢十万匹、钱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