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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是当政者的权势腐败繁衍了家族腐败呢？
一是权势是家族腐败的前提。离开了权势，就无所谓家族腐败之说。
二是家族腐败是权势腐败的一种变异。通过家族腐败实现权钱交易，是权势腐败掷出的障眼法，目的是为了“曲线救国”。当诱人的利益出现在家庭成员面前时，我们更没见到有哪个贪官污吏有过止于法纪底线的行为。
三是权势腐败助长家族成员腐败。
既然是贪官，当然是要贪财的，贪官的钱财是其拿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取的。情妇压榨贪官，贪官压榨百姓，最终被压榨干了的到底是谁的“血”？
当个清官是很难的，物欲不但要诱惑官员本人，而且还时时在诱惑着官员的家人，一不留神，就有人利用这种物欲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的官太太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男人搞得身心疲惫的野心家；另一类完全没有野心的家庭妇女。
官员的夫人往往比官员本人更具有杀伤力。要得到领导的器重，必须先得到领导夫人的赏识。
12。12 关于秘书腐败问题
秘书是个什么官？无非写写划划、收收发发，替领导服务的“书记员”，本无权插手领导事务。但由于是领导身边人中的贴心人，不是保姆胜似保姆，他的职权往往超越“书记员”的范围，他的能量往往因领导高位而“高不可测”。民间早有“秘不在书，而在重权；位虽不高，却很受用”的说法。说白了，如果领导是虎，那么，有鬼的秘书就是狐。这里有两种情形：一是狐假虎威，假虎威狐；二是虎助狐威，狐威如虎。
秘书问题实质上是领导问题，“一把手”问题。众所周知，作为机关单位，都有一套管人的规章制度，作为党员干部，也早有一系列监督制约党员的党纪党规。但为何执行不力，有禁不止，甚至形同虚设，让秘书们“不务正业”干预领导事务、中饱私囊且“前腐后继”，对秘书这类“身边人”的失控，往往不在制度缺陷，而在背后“一把手”有意无意的庇护。因此，人们对监督秘书和秘书长一类“身边人”的追问，往往转化为谁来监督“一把手”的追问。而对“一把手”的监督是个大问题和难点。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问题。
秘书是干什么的？“秘书”是掌管文书并协助机关或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工作的人员。因此，秘书角色与警卫、司机一样，应当是“职员”，而不是“官员”。但长期以来，人们官、职不分，加上实际工作需要，领导将其权力的一部分或临时、或较长期地交给秘书等“身边人”运作，这就给他们“窃权”提供了机会。
从我国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演变。然而，我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己都把秘书视为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
从已经公开的案件看，秘书腐败犯罪的前提大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的权力。有腐败高官，身边人往往就有腐败秘书。互相牵涉的事实证明秘书已经与为其服务的领导形成了权力链条、腐败链条。这样的利益联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容不得出现一个缺口。这决定了领导和秘书两者必定互相利用，互相保护，没有特殊的时机和证据，绝难查处。而一旦查处，往往就是惊天大案，甚至足以瘫痪一个部门或者一级政府。
以与领导的关系分类，秘书大约可以分为五种角色：文秘角色、智囊角色、经纪人角色、养子角色和黑帮角色。除了第一种角色外，后面四种都足以使秘书分享领导的权力，而不必等领导的授权，其中尤其以、智囊和经纪人角色为甚。
文秘角色：这应该是秘书最原始、最本分的角色，主要是分担领导的事务性工作，属于有感情的文件和工作日程安排处理机。如果秘书们都恪守这个角色，也就很少有腐败的可能。但在官员的秘书中，尤其是其主要秘书中，甘于文秘角色的似乎不多。在公开报道的企业领导人犯罪中，似乎很少有秘书被牵连进去，就是因为企业的秘书一般都局限于文秘的角色，除了女秘书有可能与老板发生绯闻外，一般很少有参与决策的机会。
智囊角色：这是领导的主要秘书所承担的角色，一般都获得了领导的青睐，被授权为领导决策作参谋。这是中国大大小小的秘书们最看重的角色，也是一些官员最愿意巴结的角色，更是少数商人最想收买的角色。因为大大小小的决策，一旦过不了智囊式秘书这一关，也就很难过得了领导的关。相反，在领导那里难以过关的决策，却可以通过智囊式秘书条陈利害，而得以过关。
智囊角色其实是秘书最难当的角色，主要是分寸的把握。单纯陈述实情，客观分析各方观点，直言利弊，于公于私，都是最好的秘书。但这取决于领导是否愿意听真话，为人民办实事，否则再优秀的秘书都难以获得领导的信任。智囊式秘书如果一味揣摩领导意图，看领导眼色行事，摸透了领导的脾气和心事，就可能诱导领导的决策，最终代替领导决策，成为事实上的“二书记”。这时候，领导和秘书都离腐败不远了。李真在河北就被称为“二书记”，能够叫谁上谁就上，显然是分享了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决策权。
经纪人角色：这是所有腐败秘书共同的角色，也是社会舆论最为反感的秘书角色。此类秘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与腐败的领导狼狈为奸，做腐败领导搞权钱交易的中介人，从而自己获得“腐败中介费”。一种是利用领导的昏庸或腐败，瞒过领导，私下出售权力。多数腐败的秘书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李真是其典型。
养子式秘书大多具有政治上的“抚养关系”。秘书获得领导的栽培而高升，高升后的秘书又会报答领导的栽培之恩。秘书跟定一个领导，就可能终身效忠于他，再彼此扩展，最终形成有政治血缘关系的权力同盟。主要领导不倒台，这个权力同盟就稳如泰山。
黑帮角色：这类角色的秘书在公开报道中很少见，在影视剧中常见。他们或者与黑帮勾结，从领导那里收买权力；或者掌握了领导的腐败证据，利用隐私来讹诈领导，获得权力。李真案发后长达数月不承认犯罪，就是等待程维高的救护，因为李真掌握太多的秘密，程维高不救他，程维高也得完蛋。多数腐败联盟刚被调查时能够牢固地互相保护，就是因为陷入了连环讹诈的关系，不能不一致对外。但只要打开缺口，他们就变成了狗咬狗的关系，破案势如破竹。
秘书得以分享和乱用领导的权力，说到底，还是对领导的权力缺乏约束，使得他能轻易将权力送人。在部分腐败的领导那里，权力本来就是个人掌握的稀缺资源，他愿意送给谁就送给谁，愿意买给谁就买给谁，与党和政府无关，更与人民的利益无关。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自己从上级那里争取的，只该感谢领导，不必接受党委和群众的监督。
领导者决策能力的低下、专业知识的缺乏和个人品德的下降，都使部分领导越来越倚重秘书、司机和警卫等身边人。这时秘书干政和秘书弄权就不可避免。许多领导所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所做报告都是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检查工作走的是秘书和基层官员安排好的路线。
秘书在政治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因为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确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直接决定了要更好地行使公务人员的服务职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秘书这样一个角色。
秘书身上赋予了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系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看好。
秘书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僚腐败的一个重要特色；秘书现象说到底还是领导现象；秘书的腐败实质上是领导干部的吏治腐败。腐败总是与权力相拌相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秘书这个职业已经蜕变或者说进化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领导干部的级别标签。
秘书本来无职无权，却能办一些有职有权的人都办不了的事情；秘书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职业，却常常能镇住许多官员。
腐败的小人物，大多是领导的秘书、司机、单位会计以及一些基层的公务人员。虽然名不见经传，但这些“小人物”大多岗位特殊，或者有领导“身边人”的特殊背景，尽管官位不大，有的甚至什么官都不是，但却往往有着管钱、管物的具体权力。“县官不如现管，现管不如办事员”，掌握权力的“小人物”不仅难逃腐败的危险，而且由于其“权力附加值”不为人注意，“小人物”的腐败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发现之时往往已经酿成大祸。
“小人物”弄出“大腐败”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即使是最小的权力，如果不受约束与监督，也可能被用于腐败。目前对于领导干部的公共权力监督已经有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但是，对于在基层工作的“小人物”的权力的监督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
人们往往以为，只有手中掌握了实权的人才是反腐败的重点监督对象。殊不知，在腐败的行列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们：他们手中没有实权，但处于官场的边缘，有能力协调处理一些事情，并为受托人谋取利益，人们称为“官场边缘人”。
频频发生的官场小人物成为大贪官的案件，却迫使我们不得不从更深的层面去思考问题，除了主观上的犯罪诱因以外，体制、环境、制约等等诸多原因都在我们的思考范围内。
在中国的行政、执法以及司法体系中，有着大量的“官场边缘人”，他们虽然不在官场主流位置，却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为自己、为亲友谋取利益。他们因为年龄等原因决定了他们升迁无望，可以不再顾及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更多地关注如何挖掘自身的资源；他们熟悉官场的规则，也善于利用政策、体制的漏洞、缝隙，可以做成许多高层、中层和下层做不到的事情。
“秘书兵法”归纳起来有四句话：
一是先斩后奏。这是一个秘书的基本功，也是被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招，就是说秘书的工作必须主动地为领导排忧解难，不能事事都请示领导，有些事情你请示了，但领导不表态，等于是给领导出难题。所以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自作主张，作为秘书，他面对的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这样处理。
二是先奏后斩。这自然是一些事关领导全局的大事，比较容易掌握。
三是奏而不斩。有些事情只需要做做面子，有个说法，有个名义在那里放着，让领导总是惦记着你，让其他同志以为你在忙着，但并不需要你真的去干。
四是斩而不奏。
秘书被定位于领导的“身边人”，走路要轻轻的，在领导面前要双手垂立，不能大声说话和放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