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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世界往往不够公平，比如说，选择女人的标准一般是由男人制定的，久而久之，男人制定的选女人的标准又反过来成为女人自觉的追求。
政治之所以为政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着斗争，又必须长于和善于妥协；既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需要宽以待人、大度忍让。从政治理论上讲，这是政治运作的策略需要，然而事情一落实到实处，真正的政治运行、政治操作却不能不需要实实在在的人物角色来承担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在现代政治机构中往往都设置了秘书长这样一个职位，他的职责是综理各种行政事务，既要上承，又要下达，对上要具体负责，对下要事无巨细，步步落实。在中国古代宫廷中虽然名义上没有这样的职务，但它却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任务需要处理、需要协调、需要斡旋。
中国古代的宦官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为男人，但又不能做纯粹的男人；他们原本是奔走宫廷之中的奴隶，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但却又握有一般官僚不具备的权力。比起一般奴仆来，不用说他们更多一重被阉割的痛苦和不幸，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有了这份痛苦和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后宫游走穿梭的权力，也因此才有了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地位。这群特殊的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如何赢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并进而凭借皇帝的威势而享受荣华富贵，为所欲为，就成了每一个宦官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满足这个愿望，宦官们绞尽脑汁以探讨操纵皇帝、驾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这就于千朝百代之中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谋略和权术。就是靠着这些谋略和权术，他们不仅操纵皇帝，干预朝政，而且由卑贱下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政治影响。这是连皇帝甚至宦官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一般说来，宦官们的基本职责范围是在前朝后宫之间传递消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日常生活。宦官们研修好皇帝需求心理学，从而使用“投其所好”的手段，就会大获其利。但如果宦官遇到一位生性精明而又欲励精图治的皇帝，仅靠献媚求宠就不一定灵验了。每当此刻，宦官们改用小忠小信的手法，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谓“小忠小信”是从小事作起，既显其忠诚，又掩其大奸大恶。你想想，一个帝王，什么成为最关心的问题？不用说是用人。所用之人是否可靠，是帝王君主最关心的。
一般说来，人的思维判断往往受早期获得的印象与经验的制约，所谓先入为主就是这个意思。既有了这个先入之见，事后出现的另一个同类印象又会加强人的最初印象，强化这种先入之见。
在一个皇朝的相对稳定时期，围绕皇位的继承，皇族内又不免开展新一轮的争位斗争。已经夺得皇位的人，总是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防范来自宗室内部的颠覆和威胁，用分封安抚的软控制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有时也并不甘心，因为他的失败并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走好了下面的棋，他还有苦恼挽回败局，有可能夺回帝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网罗和他同样失意的人才，以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而这时，也正是那些一向默默无闻的宦官们的邀宠进身的好时机。他们要投靠暂时失意的主人，急新主之所急，想新主之所想。只要看到新主具有未来占据帝位的可能性，他们便不惜孤注一掷，靠心明眼亮、心黑手狠为新主建盖世之功，也从此获取特殊的宠幸。
立功求宠所以能立见奇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此举适应了帝王之家皇位之争的需要，卖身投靠，以性命做赌注来帮助皇帝夺取皇位，故而有拥立之功，这是宦官的又一重要政治权术。
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可以运用手中的杀罚大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如果仅仅秉持一颗公心，对下赏罚分明，依法治政，这政务也并不至于太过犯难。但有的时候，皇帝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显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谋略与智慧，在协调亲信宠臣之间的关系时，却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政体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处官位，秉公办事，往往四处碰壁，有时弄不好连乌纱帽也难保住。而玩弄点弹性策略，讲究些权谋艺术，却常常扶摇直上。
要使受宠信受重用的地位永固，宦官们常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小计释忧、投石问路、以致瞒天过海，或表示至诚忠信，或欺骗蒙蔽皇帝。而有时得宠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受到威胁时，他们便厚着脸皮，黑了心肠，干起诬陷他人、抬高自己的勾当。这是宦官隐忍之处，也是他们背水一战，固宠求荣时不择手段的手段。这种方法意在抓住皇帝最敏感的部位，如篡逆、谋反、废立等问题，妄加诬陷。不论是明君还是庸主，对威胁其王位的事，总是很难保持理智的，只要听到风声鹤鸣、闻得蛛丝马迹，便一定严惩不贷。这样，宦官们就可以再度得到皇帝的信赖。
诬人宠己之所以能立见奇效，原因在于他们常常在皇帝最敏感、最多疑的问题上做文章，用焦点问题转移皇帝视线，转移矛盾，淡化自己的罪责或过失。诬人宠己之术，是宦官们玩弄厚黑学的产物，或者高举维护君主皇位的忠义大旗，抓住皇帝生怕他人抢了皇位的脆弱心理，陷害他人，制造焦点问题，转换矛盾，分散皇帝注意力，淡化掩饰对自己不利的影响，从而达到固宠求荣的目的。从根本上说，诬人宠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显示其忠信，以他人的失败、罪名甚至性命做自己荣宠的阶梯。
中国古代宦官之所以能够由非政治人物变成政治人物，是与一定时代一定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君弱臣强，君少臣老的时代，宦官最为活跃，也最容易发挥政治作用。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们看来，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制皇帝的有效途径之一。谁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是未来的皇帝。这个角色对于那些梦想出人头地的宦官来说，其魅力仅次于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为了能够顺利登上皇位，也总想暗中收买人才，培植亲信，不断扩充自身势力，这就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荣打开了方便之门。
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笼络、控制住皇帝。但是要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宦官们心里是有准备的，讨皇帝喜欢，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皇帝的封赏。如果让皇帝喜自己所喜欢的，使皇帝的发号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之内，那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主动索取，才能达到目的。为此，宦官们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们选择的对象或是年幼无知者，或是优柔寡断、懦弱老实之人，只有把这样的人推上皇位，他们才可能真正实现变被动为主动，所选之人登位后，他们凭借拥立新皇继位的莫大功劳，便可高高在上，操纵包括皇帝处理朝廷大事在内的一切了。这样，自己的意志就可以通过皇帝的诏令，名正言顺地实现。这种做法在各个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见到。
皇帝与宦官本来一主一仆。皇帝为了放手享乐，用宦官为奴；宦官为了飞黄腾达，靠衔枚讨好皇帝换得宠信，这是主奴关系自然之势。宦官作为奴才，有被阉割的生理缺陷带来的心理压力，造成宦官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们一般都有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常常使他们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
宦官们控制皇帝所为，招数可谓多矣。得势之时，他们敢于藐视皇帝；失势或危难之时，他们又常常欺凌主上，干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勾当。这是宦官涉政中铤而走险的有效办法。
宦官们获得皇帝的赏识以后，参与政治，侵吞朝臣之权，常常干些随心所欲的勾当，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意志。他们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想蒙骗皇帝一个人并不难，但是要躲过满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却并非易事。大臣们总是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宦官，回敬其侵权行为，所以宦官参政最地的威胁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来自文武大臣的监视与揭露。那么在勾结奸佞打击异己的结党营私中运用政治手腕是宦官们的惯用伎俩。
指鹿为马是宦官们对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们一旦获得皇帝的宠信，总是对威胁自己地位的朝臣严加防范，目的是不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给自己增加麻烦。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指鹿为马就是用来试探朝臣，把握大臣对自己的态度，区别知己异己的重要办法。
宦官们费尽心机讨好皇帝，为的就是借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撑腰，宦官们要就胆大起来。他们可以乘一时之兴，对朝臣傲慢无理，肆无忌惮耍尽威风，过尽从奴才到主人的赢头，这就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大臣们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后的皇帝；而聪明的宦官正是看出并利用了这一点。
宦官参政虽然得势的不在少数，但也不免偶尔碰上若干强劲的大臣对手。在宦官方面，尽管背后有皇帝撑腰，但要置对方于死地也非易事。这时他们往往运用含沙射影之术，攻击政敌，大造舆论，使影响扩大出去，也就达到了舆论杀人的目的。含沙射影在政治上极有作用：如果当事人直言申辩，那么你正中圈套，你费尽口舌也难以把事实澄清；如果当事人默不作声，那就等于认可了对方的指责。总之，含沙射影，制造舆论，远比正面交战更能击败对手。
对付朝臣的威胁，宦官们本来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者军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但这种排挤打击或者兵戎相见的抗争方式往往要背负奸佞邪恶种种罪名。为了既不失脸面，又可得实际利益，最高超最艺术的办法就是借刀杀人。利用皇帝打击大臣，借皇帝之刀杀掉自己的政敌，既能保持不败之势，又能免遭非议，少点罪名。这是宦官对付大臣的常用一招。
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也是宦官们使用的有效招数。
历代皇帝坐稳了皇位，除了依功勋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总还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封赏皇亲国戚，进行利益均沾的权力再分配。这样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和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们要参与政治，沾点帝王之家的便宜，不仅要对付满朝文武大臣的监视与威胁，而且还要对付来自外戚方面的压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后听政之时，外戚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外戚势力的膨胀，对宦官参政无疑是一种压抑与抵制。因此，为了权力与利益，宦官与外戚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角逐，对抗中宦官们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与皇帝有着近似于宗室与皇帝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