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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是座资源丰富的宝矿，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和经验去挖掘了。
舆论会象一把利剑不见血地刺中要害。但这把利剑是双刃的，未伤人就肯定伤自己。
中西媒体的差别在于，中国的媒体隶属于政府，而西方的媒体是不属于政府的。
事实上，正是由于一种天然的对立，媒体才有其“第四种权力”之意义，而政府对媒体的戒备亦由此产生，此一现象不分国别，西方国家也如此。只是在有效利用此种“对立”的意识和能力上，西方更富于政治经验；而中国对西方记者的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信息传输越来越发达、公众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压制媒体报道和封锁消息显然不是聪明的做法
没有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造成的基层政府的政治腐败，是中国社会保持最低限度公平的最大障碍，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从何烧起？新书记一上任，靠什么打开局面？就要靠批评，靠舆论监督。这批评和监督的，都是前任的问题，和他没有关系，当然毫无顾忌，而这些问题正是他建立政绩的机会。还有，他还需要借此机会整顿吏治，那些和他不能同心同德的，那些和前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借问题的揭露，正好换人。
如果新来的书记在这个位置上干上几年，成为老书记之后，便不再让人对他的工作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了，因为这个时候每揭露出来一个问题都和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大唱赞歌，要加大报道的力度，要对他的政绩说足说透。所以老书记要稳定，搞新闻的战战兢兢；新书记要批评，搞新闻的更是战战兢兢。
让批评不好，不让批评也不好，都是人治的产物，都是让新闻界为难的事情。只有当舆论监督得到法律的认可，依法进行监督，而不是新来的书记要批评的时候，这样的监督才是真正的监督，这样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
监督要等领导的指示，这是因为：
一是，没有领导指示的时候不能监督。因为许多有问题的地方都是有背景的地方，没有领导的指示，哪个动得了。
二是，要在领导的具体指导下才能监督。监督是件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要发展，市场要繁荣，百姓要就业，你必须开绿灯；没有领导指示的监督，就是为经济发展制造障碍。
三是，有了领导的指示才知道怎么监督。监督不是按照法规监督，而是要按照领导的意见进行监督，这样才能使监督有利于经济发展；只有根据领导的指示，你才会从大局出发，把握监督的时机、监督的重点、监督的尺度，才不会出现负面效应。
四是，只有根据领导的指示进行监督，才不会滥用权力。要知道，我们监督部门的权力是党给的，是人民给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用得不好，就阻碍经济的发展。
五是，只有领导指示了，我们才敢监督。不要以为监督是依法办事，你依法办事了，人家却不依法理解你。不仅给你制造障碍，还反过来找你的毛病。
政论文章要在市级以上党报党刊发表，没有一定职务，一般人是绝对发表不了的。政论的发表不在于文章的内容有多扎实，结构有多严紧，水平有多高，而关键在于作者的职务有多高。有些刊物，职务达不到一定的挡次，是一个字也不能发表的。问题不在于你文章的水平挡次不够，而在于你没有进入那个社会层次。发表文章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待遇，是对一个人社会政治待遇的确认。发表什么文章，什么人发表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文章，在什么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什么刊物的什么位置发表文章，都是很有讲究的。
情况是客观的，如何反映情况却是一门工夫。给谁反映、通过什么渠道反映、反映到什么程度，都是学问。尤其是“问题”，反映不好就可能捅娄子，轻的蛰你一身包，重的就丢了乌纱帽。总结起来就是一条：投领导所好的艺术。领导喜欢的你就多反映，领导不喜欢的你就装聋作哑。
媒体监督社会，可是谁来监督媒体？面对一个缺乏自律，但掌控大量社会资源的特殊集团，我们有理由担心异化面积的扩大。政治与市场，权利与资源，话语霸权与社会良知如何协调？今天，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日趋紧张，难道还不能引起高层的警惕？
当金钱成为社会唯一价值标准，当利润成为媒体的唯一诉求，人的异化，就难于避免。有这样一些媒体，打着市场化的旗帜，将无耻进行到底。
9。3 关于中国媒体
在中国，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纸，《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头版评论历来被看作是中共高层表态的传达。
大陆媒体大都归各级党委领导，其功能被定位为党的耳目喉舌。喉舌的作用就是把党和政府的声音宣传出去，耳目的作用就是替党和政府搜集信息。喉舌功能体现为公开报道，耳目功能体现为内参报道。
内参报道的真实度、敏感度、深度都远远超过公开报道。是部级省级以上领导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
媒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特点是：媒体不是表达社会意见的公共平台，而是一条单向的信息传播渠道，也就是宣传；同时负有“教育人民”和“统一思想”两大功能。即使有批评和监督，也是上面对下面的批评。但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媒体必须要争得市场的认可，而上面要想让它自己挣钱，也必须给它一定的自由度。
中央大报驻各省记者站就是上是中央监督地方大员的一支重要力量，谁通俗点，是中央放在各地的耳目，他们写的内参可以直达最高决策层。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地位，那些封疆大吏对他们都得让三分。只要有心，很容易在省市两级建立起一个特别强大的关系网。
传播学者的考察发现，无论在何种背景中，政治系统都试图把大众传媒作为自己活动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我国的新闻事业绝大多数是各级党组织领导的，置于政府管理之下。
媒体报道成就和问题，要处理好“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是中国新闻界的一条潜规则。
中国至今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所以，中国的媒体是不能单独对法律负责的，也不能对读者负责，而只能对主管部门负责。实际上，现在有两种力量在限制着媒体的范围，一个是公权力的力量，一个是资本的力量。一般来说，公权力的力量是刚性的，说“这些题材不能报道就不能报道”，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资本的力量是柔性的，主要是通过投放或者撤消广告的方式来进行控制。但是在很多地方，资本的力量已经可以对公权力施加很大的影响，所以往往会透过公权力更便捷地进行控制。
从媒体目前的机制看，改革并没有真正到位，还属于事业单位，官办色彩仍然很浓，并不完全依赖市场生存；编辑利用版面“寻租”是始终存在的。
传媒的自由报道，对公众人物特别是高官都是警醒和制衡。
现在“封杀”记者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拒绝记者采访？为什么不愿意面对媒体？一直是人们常常提到的问题。一般地说，记者采访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 一是接到群众举报，想查个水落石出；二是在采访中发现疑问，追踪朔源，以弄清真相；三是公众普遍对某件事情有疑问，希望主管部门给个答复。这三点都是为了让公众知道实情，出发点是不容怀疑的。
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们行使知情权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去获得形形色色的信息。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尊重记者的采访，给老百姓充足的知情权。可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却不同意这样做。许多地方流行着这样的“三防”：防火、防盗、防记者。
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时，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是公众服务结构，有将除了机密以外信息公之于众的法定义务。记者采访政府官员时，所代表的也不仅仅是媒体，而是媒体背后的公众。正因为这样，政府部门不应该拒绝采访，而记者有责任和义务进行采访。记者的采访权不受法外权力的阻挠；对于各种事故及新闻事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在不泄露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不违反社会公共道德的前提下，记者有权公开、公正地采访报道，行政机关不得非法干预。对记者采访权的侵害，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
我国人大已经将《政务信息公开法》列入立法纲要。这部法律一旦出台，如果行政单位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公开政务信息，拒绝记者采访，则属于违法，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新闻媒体可以依据该法将行政单位告上法庭，由法院强制其公开政务。
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是弘扬正气的必要手段。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在这种形势下，舆论监督更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我们看到，向腐败率先开火的常常是媒体和勇敢的记者们，是他们给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持，给普通群众充足的知情权。
有偿新闻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央曾三令五申要求杜绝有偿新闻，也经常进行检查和整改但收效甚微。奇怪的是，现在又出现了“有偿无新闻”的现象。
据《南风窗》2005年第九期报道，河南省汝州市为了隐瞒当地发生矿难的消息，地方政府从农村信用社贷款，向赶来采访的记者发放“封口费”达30余万元。其标准是：1、凡是自称来自中央级大媒体的每人发500——1000元；2、来自省内各大媒体的每人发200——500元；3、其他市级媒体每人200元；4、跨行业、跨地区媒体每人100元。
对于个别欠缺职业道德的记者与报道对象之间存在“有偿新闻”的丑恶交易，人们并不陌生；而现在，市场需求竟然创造、衍生出“有偿无新闻”的新型交易品种。作为一种明显违背党纪国法和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地下交易形式，“有偿无新闻”的交易双方不可能在一个公开的市场上进行相互试探、充分议价，然而这一畸形的地下交易形式却最终形成了明确而有效的价格体系，买卖双方基本认可定价，并据此龌龊地成交。
供求关系是价格形成的基本要素。在中央严肃查处矿难的有关责任人的政治气氛下，控制矿难消息的传播途径就成为一项“理性”而可能的选择。毕竟比起安全生产的资金投入规模，“封口费”的数量要少得多；更何况“封口费”可以由贷款支付，最终公共财政为个别官员的政治生命买了单。
而仅仅有供有求，并不必然形成一张能被买卖双方接受的“封口费”定价单。一定是在这种“见光死”的地下交易形式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条件下，按级别封口的潜规则才有可能最终在市场交易中逐渐形成并被认可。至少在河南省内已经形成了区域性的“有偿无新闻”市场；联想到2002年发生的山西繁峙矿难，当地用现金和金元宝向新华社等媒体记者行贿成功的事件，人们对于在全国范围是否存在更大规模的该类市场不得而知。
仔细研究河南省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