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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年，特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穿着一件仅值一美元的印度纱丽走上领奖台，因为她没有别的衣服。她对台下的珠光宝气、显赫人等视而不见，说：“这个荣誉，我个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领奖的。因为我相信，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当她知道颁奖大会的宴席要花七千美金时，便恳求主席取消宴席。她说你们用这么多钱只宴请一百三十五个人，而这笔钱够一万五千个穷人吃一天。宴会被取消了，特蕾莎修女拿到了这笔钱。同时拿到的，还有被她这句话感动后的四十万瑞币捐款。她一生都以穷人的名义活着，从来不穿遮体御寒意义之外的衣服，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穿不起衣服。她一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牌就问，去什么地方可以卖掉它，因为那些穷人需要的不是奖牌而是食品和衣物。
特蕾莎修女去世后，印度人说：“我们的母亲去世了。”所有人都跪了下来，跪下的人群里还有印度总理。当遗体经过大街时，两边楼上的人都奔跑下来，因为他们——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谁也不敢站得比她更高。印度总理说：“她是少有的慈悲天使，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她抹去了千千万万人苦难的眼泪，她给世界带来了荣誉。”人类固有的罪恶：贪婪、虚伪、享乐、骄傲、虚荣等等，在特蕾莎修女身上没有一丝痕迹，有的只是被她一生奉行的名言：“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把特蕾莎修女的故事讲给一个喇嘛听，喇嘛说：“你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修女，她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转世啊。”所以，《伏藏》中，“七度母之门”的第七门是践行之门，我盼望有更多的“菩萨转世”，走出殿堂，泽被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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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体现，让佛教闪烁人性之光，是现代佛教光大自己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一直在寻找，希望有一种改造世俗而不是投身世俗、洗涤罪错而不是再造罪错的精神支柱，能从浑浊而盲目的崇信之中，清醒而健朗地挺起。虽然没有找到，但毕竟有了曦光。那就是仓央嘉措，是仓央嘉措宁死肉体不死爱的无量之情和牺牲自己从而消弭新仇旧恨的天然佛性，是他用纯情博爱对冷冷的世界给予的热热的拥抱，是“伏藏”提供给我们的走向崇高的无限可能和再造心灵的努力。它在我的小说中变成了“七度母之门”。
“伏藏”就是把信仰或经典埋藏起来，让千百年后的信徒发掘而成为当代的精神资源。“地伏藏”是埋藏在岩石、湖泊、寺庙中的伏藏，“意伏藏”是埋藏在后人灵魂、内心和意识里的伏藏。从2007年底告别“藏獒三部曲”之后，我就投入《伏藏》之中，断断续续历时两年多。我以为这是一种发掘，作为责任编辑的周昌义以掘藏师的执着和热情在我心灵深处发掘出了先人或先圣的伏藏，他的督促关心以及各方面的帮助、他的洋洋八千言的建议、他晚上从家里打来的连续三小时的电话、他“夜半醒来”，“豁然开朗”的邮件，如同灌顶的醍醐，激醒着我的愚钝，又似刚猛的经咒，总让我的精神时时坚挺。画上句号的时候，我发现《伏藏》是我迄今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长篇。时间长是因为难写，最难的是我必须和作品中的人物共同思考那些宗教文化的密码，共同经历那些危难和恐怖以及所有的未知，几乎每一步我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走，直到写出结尾，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领带。《伏藏》出版的时候，我依然不会打这玩意儿。这说明我的生活一如既往，不喜欢应酬，不喜欢会议，不喜欢社会活动，不喜欢热闹场合。也不应景文章，不公众人物——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是十分不幸的，恍然之间便把自己疏离在了遥远而没有杂草的光丘上，而我向来以为平凡、平淡、平和、平静是最好的状态。——我是草，一棵迎风摇曳的无花之草，而且是杂草。孤云野鹤，老子婆娑，在寂美守拙之中独立着也清洁着，和仅属于自己的世界缱绻缠绵，歌哭而恸。对朋友们曾经和即将的邀请，对我曾经和即将的拒绝，我只能表示歉意，并诚挚鞠躬，唯愿他们因为我的缺席而更加称心满意。
最后我要郑重感谢给了我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的老师们：于道泉、曾缄、牙含章、葛桑喇、李雪琴、刘家驹、刘希武、王沂暖、索朗嘉措、周良沛、黄颢、吴碧云、潘知常、何训田、陈庆英、降大任、段宝林、毛继祖、于乃昌、王振华、胡秉之、杨恩洪等等，正是他们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其中庄晶老师搜集翻译的一百二十四首仓央嘉措情歌，因其数量超过他人，成为我欣赏、学习、参照、引用的主要蓝本。尤其重要的是，让我从其著作中获益匪浅的著名藏学家诺布旺丹先生，在繁忙的科研和教学之余，“较长时间斟字酌句地研读”了拙作，最终给了我鼓励并以“审慎的态度”提出了意见，这些中肯的意见成为《伏藏》最后的修改。可以说，没有以上各位老师的“授记”，就没有我的《伏藏》。再次感谢。另外我在小说最后引用了不少人都在传抄的《那一日，我听了一夜梵呗》，这是一首现代版的仓央嘉措情歌，是转世者或代言者的美丽作品，也是我借以传述的发自肺腑的祈愿——祈愿朋友们如意，祈愿所有人吉祥。
杨志军
2010年2月28日于青岛长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