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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向山核桃树下的卡车，坐了进去，然后沿着土路，朝十字街头的破旧商店驶去。阿拉菲尔看着脚下。
“那是什么，戴夫？”
“别问那么多。”
她的眼睛眨了眨。
“那只是个链子，把它踢到座位下去。”我说。
她朝地板斜下身。
“不要碰它。”我说，“它很脏。”
“出什么问题了，戴夫？”
“没什么。我只是不想弄脏你的手。”
我吸了口气，停下车，打开车门，从地板上拾起铁链。它们就像涂了一层漆，还没有完全干透。
“我马上回来。”我说。
我沿着河岸向下走，把铁链抛进流水。然后，我在浅滩里的香蒲旁弯下腰，用水和沙子擦洗手掌。我把手插进沙子里，水在我的手腕处汇集。我走回岸上，用草把手上的水擦干，然后到工具箱取了一块布，又擦了擦。
十字街头的百货店里又黑又冷，木制叶片的吊扇在柜台上方旋转着。我给阿拉菲尔的马买了一麻袋苹果，还有火腿片、奶酪、法式面包，算是我们的午餐。
回家后，阿拉菲尔帮我清除绣球花和玫瑰花的杂草。
花床里密布夜爬虫，雨后，它们都到了地表，当我们从土里扯起杂草时，它们在强光的照射下，苍白而肥胖地翻腾着。阿拉菲尔来我身边之前的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但劳动一定曾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她把我安排的所有工作都当作游戏，快乐、天真、充满热情地去完成它。她以自己的方式，咻咻地用铲斗除去四行玫瑰中的全部杂草，一条眉毛上沾了块泥巴。绣球花和湿土的气息如此浓厚，几乎像是种药味。微风吹拂着前院的山核桃。树阴的外边，邻居的洒水车在阳光下旋转着，一阵彩虹般的雾气飘过栅栏。
他们恰好在中午之前到来。两名拉菲特的便衣侦探坐在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里，伊伯利亚教区州长开着一辆巡逻车跟在后面。他们靠着我的卡车停下车，踏着凋落的山核桃叶向我走来。两名便衣人高马大，他们把外套留在汽车里，徽章佩在腰带上。俩人的枪套里都带着一把镀铬连发左轮手枪。我站起身，从膝盖上拂去泥土。
阿拉菲尔已经停止除杂草，张着嘴巴盯着两个男人。
“你们已经有证据了？”我说。
其中一个便衣的嘴巴里叼着一根火柴杆，一言不发地点点头。
“好的，没问题。我需要几分钟，好吗？”
“你找到人来照看这个小女孩了吗？”他的搭档问道。
他的一只手臂上纹着海军陆战队徽章，另一只手臂纹着一支匕首刺穿流血的心脏。
“对，那就是我需要几分钟的原因。”我说。我拉着阿拉菲尔的手，转身朝屋子走去。“你想和我一起进来吗？”
“靠着走廊扶手站好。”叼着火柴杆的男人说。
“你们这些人能不能谨慎点？”我说，我看着我的州长朋友，他站在后院里，什么也没说。
“你他妈在说什么？”纹身的男人说。
“注意你的语言。”我说。
我感觉到阿拉菲尔的手紧紧贴在我的手心。另一个侦探从嘴巴里取出了火柴杆。
“把双手放到走廊扶手上去，张开双脚。”他说，然后抓着阿拉菲尔的另外一只手，要把她从我身边拉开。
我用手指点着他。
“你在粗鲁地对待这件事，退一边去。”我说。
接着，我感觉另一个男人从背后猛推我一下，推得我失去平衡，冲过绣球花丛，摔在台阶上。我听到他从皮质枪套里抽出手枪，感觉到他的手向下压着我的脖子，同时把枪戳在我的耳朵后面。
“你由于谋杀被捕了。你以为当过警察，就可以让你破坏规则吗？”他说。
我从眼角看到，阿拉菲尔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脸上带着一种从噩梦中醒来的茫然神情。
他们把我关在拉菲特古老的教区监狱里。监狱的年代非常久远，铁门上有横木，墙壁被漆成蓝灰色。在一间监狱门上，“黑人男性”的字样仍然模糊可见。从新伊伯利亚来的路上，我戴着手铐坐在车后，想弄明白我究竟把谁给杀了。他们的反应是沉默和冷淡，这几乎是所有警察对待一个被羁押嫌犯的态度。最后我放弃了，靠着椅垫坐回去，手铐咬人我的手腕。我看着橡树从窗口轻轻掠过。
现在我被取了指纹，并被拍了照，他们翻走了我的钱包、口袋里的零钱、钥匙、皮带、甚至还有我的肩衣链条。一名警员将所有这些东西放入一个大的吕宋纸信封中。这时我才意识到，一件重要的物品丢失了，一件与我现在处境有可怕关系的物品，是的，是我的彪马折刀。现在，狱卒和咀嚼火柴杆的侦探，准备将我锁进有六个单人房间的区域，这里是为暴力和精神变态犯人保留的。狱卒转动着铁门上的钥匙，把它敞到最大，然后用手轻轻在我背上推了一下。
“到底谁死了？”我问侦探。
“你这个人真特别，罗比索。”他说，“你将一个家伙从阴囊割到胸骨，却没费心去问一下他的名字。他叫达尔顿。魏德林。”
狱卒在我身后咣当关上门，转动着钥匙，穿进钢锁横木。于是我走进了我的新家。
这里与我曾经见过的任何一个监狱都有所不同。盥洗室发出臭味，空气闻起来像陈腐的汗味和香烟味，床垫已经变黑，上面都是人的油脂。墙上胡乱涂着人名、和平语录、男女生殖器的素描。更多胆大的人曾经爬到房间顶端，并且用打火机沿着天花板烧出了他们的名字。
地板上环绕主门周围有一条“死线”，这是框出一个长方形区域的白色线条，当门旋转着打开或受优待的囚犯发放食物时，这个框里最好不要站人。
但是住在六个单人房间里的，都不是城市或教区监狱的普通住户。其中一个名叫杰勒密，是个罪大恶极的疯狂的黑人，他扼死了幼小的孩子。他后来告诉我，一个警察用警棍劈头盖脸打了他。尽管他到这个监狱已经两个星期了，但在他嘴唇上，仍然有紫红色的伤口，在他多毛的头上有一个鸟蛋大的肿块。我还认识了其他人：一个来自新奥尔良的摩托车手，他将一个女孩的手钉到了一棵树上；一个系列强奸犯，他在阿拉巴马州被通缉；一个越南暴徒，他和另外一个人为了一个汽车电池，用跳绳绞死了他的商业伙伴；还有一个被判过四次徒刑的罪犯，这是一个肥胖、咧着嘴笑、目光完全茫然的男人，他在从德克萨斯州的苏卡兰农场逃跑之后，谋杀了整整一个家庭的人。
他们给了我一个电话，于是我打电话给拉菲特最好的法律公司。像所有卷入法律纠纷的人一样，我马上意识到，落在我身上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负担。律师的预聘金是二千美金，继续聘用的费用是每小时一百二十五美金。当我努力去思考，如何筹措那笔钱时，尤其想到我的保证金还没有着落，而且我还不知那会有多高时，我感觉脑袋里仿佛爬满了蜘蛛。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自责发现，我总共需要十五万美金。我感觉脸上的血似乎都被抽干了，冰凉一片。律师提出可以减少保证金，并且争辩说，我是当地的商人、曾担任过警局官员、拥有一份地产、还是战争退伍军人。
法官用一个指节支撑着下巴，回头看着他，冷漠得就像一个厌倦的观众，等着一部老电影快快散场。
我们都站了起来，法官离开长椅，我茫然而眩晕地坐到律师身旁的椅子上。警员准备给我戴上手铐，带我踏上返回监狱的旅途。律师用两个指头对着警员作了个动作。
“请给我们一分钟时间。”他说，这是位年长、体格魁梧的男人，红色的头发稀疏而修剪不齐，穿着套装，戴着夹式领结。
警员点点头，退到侧门旁。
“这是照片。”他说，“魏德林的内脏挂出了浴缸。照片看着让人感到恶心，罗比索先生。他们已经得到了带着你指纹的折刀。”
“那一定是从我口袋里掉出去的，当时他俩都向我扑来。”
“玛珀斯先生不是那样说的，酒吧服务生也说了些对你非常不利的事情，你对他做了些什么？”
“我告诉他，他将会由于拉皮条而被逮捕。”
“好的，我可以在他站上证人席时，让他的证词不可信，但是玛珀斯——我们必须要制服这个家伙。一个脸上和后背满是铁链伤口的男人，可以成为致命的证人。
以上帝的名义告诉我，当你走进那扇门时，你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我的手掌湿润了，我吞咽了一下，在裤子上擦拭着手掌。
“玛珀斯知道魏德林是胆小怕事的人。”我说，“我离开之后，他捡起我的小刀结果了他。就是这样。”
他用手指在椅臂上敲了敲，在下巴上鼓了鼓气，清了清喉咙准备说话，接着又沉默了。最后，他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出法院的侧门。警员抬起我的手臂，绕着我的手腕打上了手铐。
在我被捕那天，巴提斯蒂让阿拉菲尔和他们呆在一起。但是第二天，我安排她去和我的堂姐，一位住在新伊伯利亚的退休教师住在一起，她暂时得到了照料。巴提斯蒂经营着码头。现在我的主要担忧是金钱。除了需要支付律师一大笔未知的数目之外，我必须筹措一万五千美金作为保证金，以获得保释。我的存折里只有八千美金。
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吉米，在新奥尔良拥有几个餐馆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如果他在的话，现在可能早就给我一张写有全部费用的支票了。但他已经去欧洲三个月了，他的伙伴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时，他正和一伙巴斯克回力球选手在法国游历。接着我发现，我已经认识多年的银行家并不急于借钱给一个被判一级谋杀、而且现住址是教区监狱的人。我已经被监禁九天了，巴提斯蒂仍然在拜访银行，并递送贷款文件给我。
我们的房间在早上七点开锁。一位受优待的囚犯和夜间守卫推进食品车，每天早上都是在铝制容器里堆满粗玉米粉、咖啡和油炸猪前肩。被锁到下午五点，我们才可以得到自由，绕着一个被称为公牛跑道的区域运动、冲澡、玩扑克牌，或者无精打采地望着窗外法院草坪的树顶。但是大部分时间，我呆在我的房间里，填写贷款申请表或者读一本沾过水的过期《读者文摘》。
我正坐在铁铺边上填着一份申请表，一个影子移过纸面。在房间开启的门上，投下的侧影是那个摩托车手。
他身体粗壮、没穿衬衫、胸口纹着鹰徽，没有修剪的头发和疯长的胡子围了一圈，让他的头看起来像是被一圈鬃毛环绕着。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睛在我侧面扫过。
“你认为你可以离开这儿吗？”他说。
我湿润了一下铅笔尖，没有抬头，继续写着。
“那会去什么地方？”我问。
“安哥拉。你认为你可以离开这里？”
“我不准备呆在这里。”
“那是我第一次被判刑时说的话，伙计。”
我转到下一页，试图把精力集中到打印的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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