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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后来告诉我。“化妆如同吸烟，是有瘾的，我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不化妆的我。
化妆最先是为了欺人，之后就成了自欺。我真羡慕你啊！”从此我对她充满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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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会衰老。我镇定地注视着我的年纪，犹如眺望远方一幅渐渐逼近的白帆。为什么要掩饰这个现实呢？掩饰不单是徒劳，首先是一种软弱。自信并不与年龄成反比，就像自信并不与美丽成正比，勇气不是储存在脸庞里，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化妆品不过是一些高分子的化合物、一些水果的汁液和一些动物的油脂，它们同人类的自信与果敢实在是不相干的东西。犹如大厦需要钢筋铁骨来支撑，而决非几根华而不实的竹竿。
常常觉得化了妆的女人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请看我的眼睛！浓墨勾勒的眼线在说。但栅栏似的假睫毛圈住的眼波，却暗淡犹疑。请注意我的口唇！樱桃红的唇膏在呼吁。但轮廓鲜明的唇内吐出的话语，却肤浅苍白……化妆以醒目的色彩强调以至强迫人们注意的部位，却往往是最软弱的所在。
磨砺内心比油饰外表要难得多，犹如水晶与玻璃的区别。
不拥有美丽的女人，并非也不拥有自信。美丽是一种天赋，自信却像树苗一样，可以播种可以培植可以蔚然成林可以直到地老天荒。
我相信不化妆的微笑更纯洁而美好，我相信不化妆的目光更坦率而直诚，我相信不化妆的女人更有勇气直面人生。
候若不是为了工作，假若不是出于礼仪，我这一生，将永不化妆。
岁兄
中华散文
黎晗
冬天这个行客，在我们家乡，“客”的味道是很浓的。以时程来算，匆匆而过，冷的光景只有那么个把月多；倘若说起心情，冬在我们家乡，实在是不能叫人心满意足的了。
养花的人家，秋菊在中秋过后一阵子就开，要一口气开到冬至。到了冬至，才有那么一点冷的迹象。秋菊谢了，花们要歇一歇。新岁一来，春花就纷纷攒足了劲，呼啦啦开满了院里墙外，将一个活泼烂漫的新春衬了出来。
冬至实际上马上就挨着春，挨着岁的那派崭崭新新的气象了。冬至节和岁之间，只家长，到冬至，就开始揣了一个贺岁的计划。老人端把椅子，墙根底下坐了，晒着暖暖的日头，对阳光里奔来奔去的孩子说：“不吵架了，冬至到了。冬至是岁兄，大家伙儿要和气，和和气气招岁呢。”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祖母这么亲切唤过冬至。岁兄，岁的哥哥呢。冬日的阳光不远不近地耀着；村里村外，屋顶檐下，只蒙了那么一层毛茸茸的冷意；果真就有“哥哥”一样温和、亲切，又略带严厉的暖晴。
天气既是这般的温和，人们手中的事自然也一样素朴祥宁了起来。
冬至照例是要吃汤圆的。
要做汤圆吃的。知道了以后，就要问，冬至为啥要做汤圆吃呢？问过大人和书本，都回答不出来。冬至节是个奇怪的节，不像其他端午、中秋、春节，都有它们明确的理由。在我们家乡，冬至倒有个不小的缘由——冬至节，我们家乡要祭祖。
我们家乡的祭祖活动并不像其他地方，一提起“祭”，一提起“祖”，就鬼气森森的。由于祭祖，远远近近的家人聚了起来。一家人，大人小孩，围了一个大大的竹筐，各自伸了一双手出去，持续不断地搓了一粒粒圆圆的白汤圆下来。那大竹筐是平日里用来晒谷晒豆的，圆圆的，帮浅，色红，一粒粒白汤圆搓下来，红底红帮衬着，自然是一番可爱景色。
搓汤圆的时候，大人们会不断告诫小孩子，别把汤圆搓到筐外去，掉一粒在地上，明年冬至的那几天，脸上会长出白晕来。这其实是哄小孩子的。有一年，我故意搓了3粒汤圆掉地上去，到第二年冬至，脸上却真的隐隐有了3圈白晕。此后自然就乖乖地颗粒归筐了。
关于搓汤圆，家乡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是有个傻媳妇，婆婆冬至那晚病了，让傻媳妇一个人搓汤圆（不知傻媳妇的丈夫和孩子哪去了。——笑话常常是很简洁的）。傻媳妇不懂汤圆怎么搓，去问婆婆。婆婆病得不舒服，就说，你怎么这么傻，你看人家怎么搓你就怎么搓吧。我们家乡，“人家”和“人”是同一种说法。结果，傻媳妇辛苦了一个晚上，搓出了许多个栩栩如生的人儿来。到天亮，婆婆说，媳妇啊，我饿了，你下些汤圆给我吃吧。傻媳妇就抓了两个“汤圆人”，煮了端给婆婆。婆婆看到“汤圆人”，气得不行，叹一口气，你怎么这么傻呢？我说的是别人怎么搓你就跟着怎么搓——你耳朵哪去了？傻媳妇怯怯地说，耳朵？耳朵刚才舀上来时，被铜瓢铲去了！——家人围着搓汤圆，听着这样的笑话，完全忘记了祭祖本有的那种肃穆和悲伤。
只是到汤圆搓完，整整齐齐排在大竹筐里，老人，大都是祖母，才拿两株带根的青葱、两块老姜、两个红桔子，拦腰圈了红纸，放在竹筐上端，以示祭祖或兆祥。——“岁兄”的氛围更浓了。
第二天，有些冷意的晨曦里，一人一碗汤圆，或蹲或站，在院子里吃得满头热气时，老人会说，拿调羹舀汤圆吃，一调羹两个，吃到头，会是双数。孩子们早就盼着山上祭墓的种种乐趣，三口两口吃个碗底朝天，哪里耐性一双一双乖乖地吃。
大人知道是笑趣，自然也不会那么认真去细吃。可有一年，我和姐姐那样试过，一双一双地吃，吃到碗底，却果真是双数。也许是碰巧吧，然而却实在有趣。
吃罢汤圆，真正的祭事才算开始。家乡有山有水，祖先的灵柩葬在青青绿绿的山上。冬至节那天，村人就一家一担供品，纷纷拥了山上去。那红色的篮担里，照例有汤圆、有酒、有鞭炮。
祭祖的实质工作是扫墓。一年下来，祖先那墓四周上长了高高瘦瘦的丛草杂木。祖先们寂寞了一年，终于盼来了子孙后代。草除掉了，落叶扫开了，一个个坟茔现了出来。“渭庄黄玉叶之墓”“沁后蔡金坤之墓”，各自的门派立了出来。女人们摆上供品，说上一些祷语；男人们将墓四周除下的杂草落叶拢到一起，一把火点了，青烟一股闷闷地冒了出来。只有这个时候，怀念先人的情绪才隐隐地漫上心头。男人们或者抽烟，或者用带上山来的红漆去描墓碑上的字；女人们袖着手，看那碑前青烟袅袅升腾；小孩们这光景也静了下来，听父母说说祖先创业的艰辛和光荣，怎么做人，如何处世。风在林间走，日头在远天，杂草落叶里的烟气升到了很高很高的林梢。
——然而，这样静穆的时刻是很短的。很快，别人家祭事完毕的鞭炮声响了。
于是这一家的鞭炮声也跟着响了。满山的鞭炮声，满山的青烟，满山的村人。
暖暖的冬阳洒满了一座山。
男人们端了碑前供的酒菜，就在墓围上圪蹴着，和隔壁人家的男人相互递烟，碰杯，话着贺岁的计划。山风刮过林间，松涛阵阵，男人的脸渐渐红了起来。女人们隔着几棵树几丛草，彼此招呼着，说农事，说家务，说孩子。拿手去拢孩子的头，拢了个空——孩子们早就蹦达到哪个山旮旯里去了。山腰里有的是一汪一汪的山潭。到冬天，山虾们呆呆的，趴在水里鹅卵石上一动不动；孩子们的手罩住了它们的身子，才懂得跑——早已入了孩子清早带上山来的小瓶子里去了。也有的孩子，识了几个字，拿父亲描墓碑的笔和漆，在那些大树身上乱画。“黄小毛和菊子”，黄小毛和菊子干嘛呢，写不下去了。黄小毛的父亲和菊子的父亲看到了，彼此笑一笑，怎么样，做个亲家吧？又笑一笑，看一看那些坟茔，想想自己小时候在树上画字的情景，轻轻叹一口气，这光阴过得也真快呀！青烟渐渐渐渐飘散了，鞭炮声渐渐渐渐稀落了。女人们满山唤孩子：“小毛，回家啦！菊子，下山啦！”小毛从草丛里钻出来，头上戴了一顶野草编的绿草帽；菊子悄悄站在了母亲身后，两腮上多了一层山腮脂抹的红晕。
一家人下山了。女人肩上担里多了孩子脱下的毛衣；男人们的步子有些晃；男孩儿手里持了一支山芦苇，驾驾驾，想象出一匹马奔了下去；而小女孩光光的双眸，不知照哪个山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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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遥地，就望到了自己的家，家门前的那株叶子红红的石榴树。树下站了老人，袖着手，驼了腰，站在一片暖暖的阳光里。□
他也有过辉煌
《文化周报》
雨东
他木讷，寡言。作为他的儿子，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涯里，我从未听他一连讲五分钟的话。平时，偶或冒出一两句，也纯属就事论事，而且必定有一句是“妈的×”，外人听了，以为他是骂人，其实不是，那是他的发言前奏，累计起来，这类“前奏”要占他全部语言的三分之一以上。
本来话就不多，加上夹杂这类不中听的口头禅，因此与人交谈很不顺畅。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极少与人交往，几乎没有朋友。退休之后，寓居合肥有十多年了，除了原单位曾两次派人登门慰问，再也没有人来看过他。
母亲去世后，他更加孤独了。我和妻子反复设法让他和我们同住，几次努力，均告失败。他早年在长江航道部门看信号灯，工作地点不是荒郊，就是水上，长期只身独处，习惯了。人多的场合，他嫌烦，别人交谈，他无法参与，也懒得插话，渐渐地，觉得还是一个人自在。他独居一处，一日三餐，自食其力，从不与邻居交往，全部乐趣在于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只要荧光屏上有图像，不论内容，他都看。近几年来，耳朵和眼睛都不好使，他终日佝偻着腰，紧紧贴着电视机，直到电视台道“再见”。
夏日炎热，他时常独自坐在机关门口纳凉，默默地，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人们在他的身边走进走出，没有谁同他打招呼，可他也从不与别人打招呼。
其实，父亲也有过辉煌。据我所知，至少有两件事称得上辉煌。一次是我听说的，一次是我亲眼见到的。
我读大学时，有年放暑假回到安庆，航道部门的领导找到我，要我替父亲写一篇“活学活用”的材料，并给我讲了一件事。原来，父亲所在的船只疏浚航道时，曾在马当水域发现一颗水雷。水雷吊出水面后，需安放在一只舢板里，然后运到陆地上销毁。水雷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在水下安睡多年，起吊或搬运，磕磕碰碰，一旦惊醒，后果不堪。谁去驾驶舢板？没有人吭声。一声“妈的×”，打破了良久的沉默，“我年岁大了，我去！”他不慌不忙地卸吊，安置，驾驶，搬运，直至水雷安全着陆。“你父亲真了不起，我们都替他捏一把汗，可他一点也不害怕，从容操作，非常娴熟。”那位领导人激动地说，他还给我看了一幅照片，那水雷圆圆的，黑乎乎的，体积比人还大。事后，我问父亲，当时你怎么想？“妈的×，总得有人上。”此外，再也无话。单凭这么一句，叫我如何写“活学活用”？即便我发挥想象写了。我想，他也未必肯上台讲。
“文革”期间，社会上发生武斗，我“逍遥”到南京，其时适值父亲的船泊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