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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时人许瑶光就在《谈浙》一书中感慨：“咸丰二年，粤逆（太平军）扑长沙不破，天留以为恢复东南之本也！”
12月3日，太平军杀进益阳城后，又劫掠了水上数千只民船，水陆并进，出洞庭，克岳州（今岳阳），再得六七艘大船。
岳州正处于湖南湖北交界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也甭说，清廷的湖北巡抚常大淳在太平军进攻前，还专门来当地“考察”过，拍板施行两个措施：第一，派自己的心腹满人博勒恭武（时为湖北提督）亲自带精兵驻防；第二，雇用民夫倒腾几十天，用巨石沉船，把洞庭湖的土星港堵死，以防止太平军水军进入。两项措施已毕，常巡抚施施然而去，自以为运筹被窝，可决胜千里。
殊不料，太平军很会搞人海战术。他们行至土星港后，四处拉夫抓人，弄出大于常巡抚几倍的“工程队”，竟然一天之内，把常大淳花一个月工夫派人填塞的土星港水下的沉船大石全部搬走清净，使得太平军水军直逼岳州。
而常巡抚派在岳州当地的“煞星”博勒恭武将军，骑马技术很有八旗先人的遗传，“嗷”的一声自顾自离岗逃走。所以，太平军一枪未发，占领重镇岳州。更离奇的是，这位满大人日后再无踪影，咸丰帝本人想找他算账，国内也遍寻他不得，真不知这位逃跑的满大人有何高招，说不定逃上哪只船，自卖猪仔到美洲当掌勺大师傅去了。
常大淳用大石沉船塞土星港，没有阻止住太平军，但是，水上行船运物为生的数千只民船，却一直被滞留在当地。这下可好，太平军一到，这些人、这些船全被征为军用。此时，大多数船民心中对清政府断他们生计不给补偿抱有怨恨，索性全体参军，加入太平军，致使太平军“水军”一时间声势浩大，忽喇喇遮天蔽江，蔚然壮观。
由于岳州城内还留有昔日吴三桂军存留的大量军械和火药，太平军进攻实力大增。
占取岳州仅仅十天后，12月22日，太平军乘水顺风，连克汉阳、汉口，武昌城隔江在望。
20天后，武昌文昌门在太平军的“地雷”巨响中轰然飞迸，城墙崩塌二十余丈，头裹红巾的太平军高声喊杀，抡刀持枪冲入武昌重镇。
入城之后，洪秀全一边四处搜掠美女“选妃”，享受生活，一边着意正经事，两不耽误。
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政治、历史的标志之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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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太平军在武昌呆了一个月时间，即1853年1月至2月间（准确时间是1月12日至2月9日）。此时的太平军，威势赫赫，已经有50万人的规模（包括老弱妇孺），不仅军械精全，更有数千艘船只。
眼看着清朝在江苏、安徽、江西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态。
清廷震怒之下，把时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的徐广缙逮治入狱；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提升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责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率军入防江苏、安徽；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河南；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守荆襄之地。可见，三个“钦差大臣”来防太平军，不可谓不重视。火上房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其实效用不大。何者？从前合力拒守尚抵抗不住，如今分兵四出，结果自不待言。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城内的满人、汉军旗人以及官吏、士人阖家自杀的不少。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太平军毫不留情，特别是对抓到的河南、山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来援的官军，基本全部杀掉。投降的也杀。只有对在武昌迎降的守将，太平军才稍显仁慈，留下几个当“参谋”。根据“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拥护”心态，太平军对于武昌城内各处监狱犯人无问情由，尽数放出。不少当地地痞流氓趁机与犯人们一起，红帕裹首，冒充太平军，日夜四出，恣意搜抢民财。他们连穷巷陋室也不放过，皆抢个空净，丝毫没有朴素的“阶级情感”。由于当地居民害怕太平军，见面就下跪呼为“王爷”，对这些老乡贼人，就背地叫他们“本地王爷”。武汉人的穷幽默，可见一斑。
文化宣传工作自不可少。太平军在武昌城大规模刻印宣传品，号召居民入拜上帝会，每25人为一馆，青壮年（包括妇女）均着短衣，持“圣兵”牌号，入城外军营参加训练。同时，严命民间向上交纳一切财物，除金银珠宝外，钱米、鸡鸭、茶叶，甚至连咸菜也要上缴，称为“进贡”。得物后，太平军发给缴纳者一张“凭证”，上书“进贡”二字，下钤一印。如果有人匿物不交，被查出后就会被按住打屁股，一般会打数十下，鲜血淋漓，以示警告。由于逼索严苛，民众逃亡不少。
纪律方面，太平军对强奸处罚最严，只要被查出有奸淫妇女行为者，会立刻遭到斩首。数天内，血淋淋人头数百悬于汉阳门外，大多为犯奸污妇女罪的兵士。
武昌居民对“贼”的印象，一是这些人皆长发，红帕包头；二是太平军所有人均“短装”，即使穿紫貂海龙外套，也中间一剪断之；三是发觉广西的客家“女贼”皆“大脚高髻”，气力非凡，不少人能背二百斤货物。她们身穿绫罗绸缎，背扛粗包兵仗，很让人印象深刻。至太平军从武昌撤走时，这些“贼妇”开始强抢当地妇女首饰，见有鲜亮衣衫，也夺之而去。武昌妇女当然打不过这些大脚“花木兰”，忍气吞声任其抢走自己身上心爱之物。
在武昌的阅马场，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那里“讲道理”，场面宏大，每次均敲锣呼唤地方居民以及新入会的人员临听，宣讲“天父”的“功德”、“天王”的“勤苦”、“东王”的“操劳”，让大家一心一意跟随“天王”打江山。
据身临其事的文人陈徽言《武昌纪事》上讲，太平军在阅马厂建一高台，每日临讲的是一个“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蓵，俨然踞上座。另一童子，执乃传贼，挥蓵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这位宣讲“大师”应该不属于“广西老贼”，他能用“官话”宣讲，可能是湖广一带入拜上帝会的儒师或乡间冬烘塾师。此人也不可能是太平天国高层，因为除洪秀全、黄文金、曾天养外，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
“讲道理”大会期间，也有不和谐之音。陈徽言本人讲，他曾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推开众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宣传“大师”所讲的内容是摧毁儒学道统。老羞成怒之下，“大师”立派太平军士把此人四肢分绑，准备五马分尸。见对方这么没“风度”，抗辩人笑言：“我死得其所，不忘儒宗，终于于地下见祖宗！”怒极的太平军首领把“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命令兵士甩鞭打马。可这五匹马从来没搞过这种“专业”训练，不知分头跑，拖拉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宣讲“大师”亲自下台，抽刀砍死了这位挺身抗言的“封建卫道士”。
太平军并不想在武昌久留。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初二），由于向荣、张国梁兵在东部大举进攻，太平军把夺取的官银和物资捆载至船上，逼使几乎所有武昌的男性居民上船，然后自武昌直下江南。
2月9日开拔，仅仅四周时间，太平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武昌距南京有一千多里（589公里），可见太平军行军之神速。其间，这支水陆大军经武穴（今广济），克巢湖，下九江，破安庆，占池州（今贵池），连下铜陵、英湖、和州，神兵天将一样在3月8日出现在南京西南的善桥。
太平军自武昌蔽江而下的情景实在骇人，帆幔蔽空，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喊杀冲天，声势炫赫，乘风破浪而来，清兵望风遁逃。
清军之中，只有向荣一部远远蹑随，这时候再不敢追上硬拼。更可笑的是，当时清朝军事高层内部根本不知道太平军的目的地，有人猜是自上游走荆州，有的猜是分股窜长沙，并不十分明确太平军的真正目的地。
2月15日（咸丰三年正月初八），太平军在下巢湖（距鄂东咽喉要地武穴镇很近）设计，大破清朝钦差大臣陆建瀛的江防军，俘获无数枪炮弹药，杀掉清军两千多。陆建瀛本人从九江逃回南京。接着，石达开率水军自下巢湖顺流而下，2月18日就攻占了九江，一举掌握这个控扼皖、赣、鄂三省门户的重镇。待向荣尾随的清军赶至九江，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当时太平军主力已经杀入安徽。
2月24日，安庆虽然有狼山总兵王鹏飞所统万多人的山东兵，可这帮花拳绣腿的绿营兵不战自溃，藩库饷银五十余万两及城上二十门重炮皆为太平军所得，王总兵本人“单骑奔桐城”。
2月26日至3月7日间，池州、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和州皆相继为太平军攻克。
3月8日，南京城被困，太平军“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头戴红巾）”（江士铎《乙丙日记》）。
围城后，太平军扎大营，立垒24座，开始昼夜攻城。3月19日，太平军在仪凤门外挖掘地道，往里面填塞装满火药的棺材。一声巨响，城墙崩垮数丈，太平军将士蚁登而上。可能弄错了引线，红巾兵士登城喊杀之际，二次“地雷”又震，一千多太平军兵士被崩上天空。守城的清朝官兵反败为胜，提刀猛杀，争割死人首级、耳朵掉头去府衙“报功”。
由于争功抢首级引起混乱，城防转弱。太平军主力忽然蜂拥而至，清军来堵缺口时，另外一支太平军已经从水西门（三山门）越城而入，南京失陷。
钦差大臣陆建瀛从将军署往外跑，在一个叫十庙的地方被太平军捉住，未及求饶，就被当街砍头。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署布政使巡道涂文均、粮道陈克让、上元县知县刘同缨等人，均被太平军处决。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有血性，率少数清兵死守内城，危难时，尽驱兵士家属（多半是妇人）登陴拒守，与太平军相持两昼夜，最终众寡不敌，均被杀。有老弱未死者数百人，都被太平军中的娃娃兵驱赶到城外河中淹死。三万多满人，看似下场悲惨，不过，如果读过《扬州十日纪》的人，可能会对他们的遭遇有另外一种感受。
陆建瀛死讯传至北京，清廷认为他属于“死节”，想大加赠恤。有御史上言，直斥他在恩长之役中见死不救，并说他遁还金陵后，又与将军祥厚不和睦，致使南京如此坚城12天被陷。“其被杀于十庙地方，是已逃而终不能逃，非阵亡自尽者，不可同城亡与亡者（祥厚等）比。”清廷认为有理，只赏还其总督一衔，算是对这个庸官的恩恤。对于陆建瀛的贻误大局，当时就有人作诗讥评：“疆帅控上游，初议岂不壮。舳舻亘千里，江皖赖保障。前矛甫遇贼，一战总戎丧。翩然乃退飞，踉啮弃兵仗。匿迹归白门，吾民复何望。城中十万户，湍决各奔放。大府方闭阁，精嫌仍未忘。”老陆此人，实无大略，乃当时“巧宦”的典型，只知曲投时好，俯仰浮沉，遭逢有事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