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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而正常的渠道，反而没有这个通畅。现在，该轮到高拱郁闷了。他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你看，这是一个奇怪的引力场吧？
《病榻遗言》是高拱晚年所著，全书充满了怨气。对张居正虽未点名，仅以“荆人”代之，但傻瓜才看不出来。该书是否为高拱所写，到现在还有争议，不过它是当时的文字，虽不完全可靠，但距离事实应该不是太远。
角力开始了，老套子又要重演，主帅在后，言官打前哨。
首先发难的，居然是反对高拱的一方。人的思维，真的不能以常规论之。
第一炮，御史汪惟元上疏，直斥执政之臣不应“为操切、报恩仇”。——说的就是你眦睚必报的高阁老！
第二炮，尚宝司卿刘奋庸上疏言事，提醒皇上还是要自己看奏章，否则，“恐险邪权势之党转成其奸”。这算是祸起肘腋了，因为刘奋庸不仅是高拱的门生，还是裕邸讲读的旧人。他对高拱的霸道不买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第三炮，也是最凶猛的一炮，是户科给事中曹大焚（“林”下为“土”）点名猛批“大学士高拱不忠十事”。他反映的问题全都有据可查，譬如，提拔门生，打击报复，权力过重，陷害徐阶，党庇太监等，似乎是一个总清算。
前两个冲击波，自有高拱的党羽来招架。这第三波，高拱不能不出面了。
在明代，像这类言官的上奏，内容一般都是要上“报纸”的，也就是所谓“邸报”。这是官方的报纸，内容由通政司（皇帝秘书处）和六科分别收集诏令、奏疏和地方汇报，经过筛选、复制，发传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广泛传阅。邸报最初出现于宋代，是全世界诞生最早的报纸。
邸报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皇帝起居、官吏任免、刑罚公报；还有受限制发布的战报和臣僚奏章。
有了这张官报，什么事情都瞒不住。假如有人给你奏了一本，你必须得有个说法，否则就等于默认，那脸就丢大了。
看来，古代的行政，对官僚和识字的人来说，是相当透明的。
高拱不想丢脸，他立刻上疏自辩，并且“乞休”。这也是例行公事，表示自己确实有不好的地方，愿退休以谢天下。
据高拱自己讲，这个曹大炮之所以敢于跳出来，是因为张居正的幕僚（师爷）曾省吾给他过了话，说：“老曹，皇上病成这样，大事都是冯公公在办，冯公公跟我们张大人那就跟一个人一样。你现在要是去弹劾高阁老，必定成功。等我们张大人秉了政，能少得了提拔你吗？”
曹大炮一想，对呀。就干了。
问题是，这么大的动静，冯保一个人是捂不住的。隆庆一定会看奏本，看了后不禁大怒。他病得不清，心情烦躁，火也就大，下令要处置这个没心没肺的言官。我还没死，就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拟旨当然还是由冯保执笔。皇上说，他写：“曹大焚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给我滚外省去。
拟旨后，趁着还没发出，冯公公赶紧找张居正商量。张居正看了，稍一沉吟，涂去数字，改成“曹大焚妄言，调外任”。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分量要轻多了。皇上迷迷糊糊的，也就批了。
高拱不肯罢休，策动言官反击。反击的排炮中最厉害的，要数御史张集，他的上疏开口就说：“昔赵高矫杀李斯，而贻秦祸甚烈。”把冯保比做赵高了。同时又提起严嵩勾结中官杀夏言的旧事。
张居正一见这到奏疏，知道是在影射他勾结中官，气得脸都绿了。仔仔细细看过，忽然，奋身而起，拍案大怒：“这御史如何比皇上为秦二世！”
冯保是管批文件的，有上下其手的方便条件。他怕张集的奏疏引起连锁反应，便扣了下来，没有发还内阁（留中不发）。为了防止其他人学样子，就派小太监到内阁去散布，说：“万岁爷爷说了，张集如何比我为秦二世？”他本人也四下里散布流言道：“这回皇上发火了。张御史的奏本就撂在御桌上，什么意思不好说，可能是要廷杖处分，削职为民了。皇上还说，廷杖时我便问他：今日谁是赵高？”
冯保也是隆庆非常信任的一个近侍，他的话，不由得别人不信。
恐吓，有时比真的打击还要令人恐惧。
消息传开，人人心中一震。张集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可怜他，只能天天到朝房里去等候着被锦衣卫捉拿。家中也买好了治疗创伤的南蛇胆，备好了棺材，就等末日降临了。
张居正身边的人，当然知道这是扯淡。有门客便问：“相爷，这事儿怎么收场？”
张居正淡淡一笑：“先困他几日，让他尝尝滋味。”
张集的奏疏虽然被冯保扣住，但抄本（揭帖）却流传了开来，各衙门的人都看到了。得知张御史要为此倒霉，高派的众言官群情激愤，商量着要直接弹劾张居正，以此作为反制。
张居正的好友、郎中王篆见局面有些失控，便劝道：“张集这个事一日不了，则一日多个话头。眼下舆论如此，怎么能再去激他们？”
张居正认为有道理，便叫王篆到朝房去跟张集说：“张相公的意思，你就回家吧。你的奏本不准备发下，没事了。”
高拱那边，也不想把事情搞大，毕竟是自己一方的人发的难，万一真的惊了病中的皇上不好。他在朝房间约见了一干科道官员，劝他们以皇上的龙体安宁为重，就此偃旗息鼓得了。
但是高、张两人的矛盾，等于公开化了。时任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的张四维，与两边都交好，担心冲突一起大局崩溃，便从中极力斡旋，但不见效。
皇帝的龙体是局势变化的晴雨表，人们盯着的就是这个。一日，隆庆觉得情况稍好，就坐软轿来到内阁。高拱、张居正见状大惊，叩头便拜。隆庆将二人扶起，抓住高拱的手臂，仰望长空良久。北京春天的天空，高朗而阔大。隆庆数次欲言又止，但终无言，默默返身。高拱搀扶皇帝一直走到乾清门，隆庆方说了一句：“你回阁去吧，改日再说。”
张居正在旁，专心留意，见皇上“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知道要不好了。他怕冯保临事不知如何措置，便偷偷写了处理皇上善后事宜的办法十余条，密封后，派办事员去交给了冯保。
此事恰好有人看见，报告了高拱。高拱连忙派人前去跟踪，但密信已进了宫。高拱想来想去，不知张居正搞的什么名堂，越发愤恨。第二天到了文渊阁，便质问张居正：“你昨天密封里说的是什么？天下事不拿来交给我办，而去交给宦官，你什么意思？”张居正愕然，脸不由红了，无法回答，只是干笑。过了一回会儿，说：“我每天都和里边交换皇上饮食的情况，高公如何能什么都知道呢？”
高拱想想，也可能吧。遂不再放在心里。
以上这一节，是出于王世贞的描述，当是略有渲染。至于高拱本人在《病榻遗言》里的有关这段回忆，则将张居正描述得更为不堪，说张居正在质问之下，连连求饶，并发誓：“若再敢负心，吾有七子，当一日而死！”不过无论时人，还是今人，都觉得不大可能。
实际情况，可能是千古迷疑了。不过张居正在此时，不太可能像如此嚣张。胜券并非在握，隆庆也并非处于生命倒计时。一切的变化，只是一种可能。从几封私人信函中，可以窥见，他仍是苦闷不已。
春夏之交，天玄地黄。
此时，在他给密友、前礼部尚书潘晟的一封信中，语气颇激切：“自检生平，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矣。”（《答宗伯潘水帘》）他只是在等候命运的裁决。
——我以为，自认为机谋马上就要得逞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无奈。
在张四维给他的一封信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张居正这一段时间里竟然曾萌生去意：“但有秋杪欲归之谕，令人彷徨无措，宁死不愿我翁出此言也！”——看到您说秋末想辞归，这实在令人惶恐，四维我宁死也不愿先生您说这个话！
张四维后来并不是跟定张居正的死党，他保存下来的这信稿，不大可能润色或造假。这应是张居正在大变化之前的真实心情。
这一刻终于到来，五月二十二日，有消息传出，说“上不豫剧增”，皇上的病加重了。三天后，又闻“上疾大渐”，这即是病危通知书了。隆庆在这一天，召高拱、张居正和四月才入阁的礼部尚书高仪，三人到寝室乾清宫接受“顾命”，要做临终嘱托。
至哀无声。此时隆庆靠在御榻上，皇后和贵妃隔着垂帘坐在床边，太子立在一旁。
高拱一行，肃然跪下。
隆庆颤颤地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高拱的手，一面看着身边的皇后与贵妃，一面对高拱道：“朕……以天下累先生了……”高拱哽咽，哪里能说出话来。隆庆缓了缓，又说：“今后的事情，与冯保商榷而行。”高拱唯是点头。
隆庆又示意，冯保便朗诵了一遍遗嘱。共两道，一道是给太子的，还有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
给太子的遗嘱，有这样的话：“你要依三辅，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大臣的则说：“东宫（太子）幼小，朕今方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
读毕，床前哀声大起。高拱流泪奏道：“东宫虽幼，祖宗法度有在，臣等竭尽忠力辅佐。东宫若有什么障碍，臣不惜死也要排除。望皇上勿以后事为忧……”他且奏且哭，泣不成声。勉强说完，便放声号啕，引得一旁的皇后、贵妃也失声痛哭。
冯保见不是事，使个眼色，两名小太监督慌忙扶起高阁老，示意退出。三位大臣遂蹒跚出宫，一路哀哭。
隆庆又熬了一晚。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宫，当政仅6年。
此后又是丧事、下葬和劝进新皇等一系列程式，到六月初十，皇太子登基，宣布第二年为万历元年。大明第十三个皇帝隆重登场，他，就是明神宗。
在聒耳的蝉声中，京城的老槐树幽香隐隐。天地又是一新，众臣的命运又要有一番很不同的沉浮了。
皇帝死了，全国上下最最悲哀的，莫过于高阁老。隆庆与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对模范君臣了。其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君臣，而成为生死之交。感物思人，高拱在文渊阁想起不久前隆庆驾临时的情景，悲不自胜。于哭天抢地中，连声叹道：“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啊！”
高老自是肺腑之声，可是当时在场的人听了，却不禁面面相觑！
巨大的悲哀简直要压倒了高拱。先帝新丧，主少国疑，整个帝国的担子就压在了他一人身上。
回想起，二月新雪初晴的一天，隆庆召高拱等一行在文华殿议事。皇上死死拉住高拱的衣服，顿足叹息：“怎奈太子小哩！”
又回想起，那天是皇帝为太监的事而郁闷，拉着高拱的手，一路无言。从金水桥走入皇极门，一直走下台阶，坐下喝茶，仍拉住高拱的手。眼望前方良久，才说：“我心稍宁！”
还是那天，君臣俩一直走到乾清宫皇帝的寝殿，隆庆坐下，面露眷恋之情，刚说了几句话，就潸然泪下。此时张居正等人已跟着进来跪下请安，高拱一只手仍被隆庆拉住，无法抽身，只得跟着鞠躬，面对阁僚的跪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