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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没有我的指纹。他说木柴表面很粗糙，找不到指纹。
“他们接着问我怎么进屋谋杀山岸的。我根本没进屋子去，只好胡编说山岸听说我带了有两百万日元现钞，邀我到他房里去，我从他背后用这根木柴野蛮地猛击他的脑壳。警探们认为这不可能，于是说了他们的看法：既然我是客人，山岸会拿两只坐垫来用。两人坐下后，我说要还两百万日元，山岸急忙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这是他们为了证明我从背后打中山岸的头。他们还添油加醋，说我把两块坐垫放回原处，以造成凶手不是来客的假象。我也只好承认了。
“跟着，他们问我打了山岸几下。我说一下。他们说打一下不至于把山岸打死，喝问我到底打几下。我说六七下。但这又太多了，因为真打这么多下，山岸头部不会出那么少血。有一个警探说据他猜测是三下，并自言自语似的说打三下的伤口就会符合验尸官报告里所说的了。哄小孩似的问我是三下吗？我只好承认。
“接着谈到银箱问题。什么砸开银箱、拿错了债据等等，都是警探们要我承认的。他们问我把银箱丢进哪个池塘。我说左面的一个。他们要我再想想。反正一共只有两个池塘，一左一右，我就说右面一个。再者，如果银箱上有真凶的指纹，我可就清白了；可是警探们说银箱上的指纹已被池塘里的泥巴涂掉了，还说我是为了涂掉我自己的指纹而故意把银箱丢到池塘里去的。
“他们把我移交给拘留所，警告我不得翻供，否则将把我带回警察局重新开始讯问。后来我发现如果我照他们所说的招供，就能被释放回家等等，全是谎话，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真相。”
原岛比较了上木的供词和翻供，两者的语气都很自然；但是，现在的警察局是有逼供和诱供的事，因此，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原岛倾向于相信上木第二份供词。
公诉人却不相信这第二份供词，认为上木欠了山岸一大笔钱，还不出，面临抵押物将被没收的威胁，谋杀动机是明显的。上木有时间作案而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中村古屋证明他看到上木走向山岸的房子，但没看到上木走进山岸的房子，因此他提供的是间接证据。
物证包括银箱和木柴。银箱上没有指纹的原因已经解释过了。警方调查报告里关于木柴上的指纹问题是这样写的：
“问：你用什么敲打山岸的后脑？”“答：一根松木柴，像人们烧老式炉灶用的。”“问：那根木柴约有多长？”“答：大概有三十厘米。”“问：木柴在什么地方？”“答：噢，堆在山岸屋后的屋檐下面。”“问：你说你早知道木柴堆的地方？”“答：是的。”“问：你在作案后怎样处理那根木柴？”“答：我放回原处。”“问：如果一起到木柴堆那里，你能指认那根木柴吗？”“答：当然，如果没人移动过。”“问：从尸体被发现以来，房子已被警方封锁，一切保持原样。”“答：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到了那里，能从柴堆里挑出那根木柴。”
接着，报告写了挑木柴的情况：
“被告被带到山岸屋后屋檐下的柴堆处，那里有一堆约三十五层的木柴。他迅速地从顶上第二层认出一根来。他说：‘就是这一根，就是我用过的一根。’一名警探戴上手套，拿下那根被指认的木柴。被告也戴上手套，用右手接过木柴，左右挥舞了两三下，又朝下挥打了五六下。他说：‘就是这一根，没错。’
“在提供这一证据时，被告最合作了。”
原岛没有看过原始调查报告的全文。审判的日子快到了，他到拘留所去会见上木。上木表现得很有礼貌，原岛不大相信这个长着女娃娃脸的人会是凶手。他注视过上百双被告的眼睛，但并不能百分之百看穿对方是否真诚。
“上木寅郎，我已经接受你的案件。如果你想得到正确的辩护，你必须全部实话实说。”
“当然，是的，我懂了。”
原岛问道：“你仍然要说你的第一份供词是伪供吗？”
上木立刻回答说：“绝对是伪供，我上了警方的当。”
“他们说你很合作，你甚至当着警探们的面指认出那根木柴。”上木摇摇头说：“不是这么回事。我似乎在第二份证词里说了，警探们告诉我该说些什么。”“你对此能证实吗？”“当然。”“好吧，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进行辩护。”
上木强调说：“原岛先生，我能证实我在供词是被逼出来的。”“能证实？”“是的。”
于是，上木从坐垫的事谈起。他说警方一定要他说，他进屋后山岸曾拿两只坐垫来坐，谋杀山岸后他把坐垫放回原处，以制造不是来客而是盗贼作案的假象。他只好承认是这么回事。他说：“其实山岸从未拿坐垫招待任何一个债务人。我去过他家好多次，没有一次坐过他的坐垫。不信你可以去问一些到山岸家借债的人。”
“他为什么要把坐垫放在墙角里？”
“摆气派呗，懂吗？他的债务人没人坐过，因为坐下谈话时间会长。他强迫我们接受他的条件，当然不希望我们久待而要我们立即离去。我也不是说他不会拿坐垫给客人坐，只是不会给像我这种人坐。警探对这一点并不了解，就想当然认定我坐过山岸的坐垫。”
“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那只银箱，原岛先生，我不知道警方在哪里找到的。他们说是在有水的地方，我想起了两个池塘；但当我说在左边池塘时，他们骂我笨蛋，因此我告诉他们说是右边池塘。再说，原岛先生，我的债据仍在银箱里，这应该足以证明我没有谋杀他。请你想想看，一个为取回债据而进行谋杀的人会拿错债据吗？警方说因为天黑，我拿了一个名字和我相似者的债据；但他们又说我稍后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操场上烧毁了债据。这样的话，我必须身带火柴，对吗？我不是可以点燃火柴，看清楚我从银箱里拿出来的债据上的名字了吗？又怎么会拿错呢？不管怎么样，银箱上没有我的指纹，凭什么说是我偷的！”
“很好，还有什么？”
“有的，而且也很重要。那根被认作凶器的木柴，其尺寸与山岸头上的伤口符合吗？”
“你什么意思？”
“请听好。我看过法医报告的复印件。山岸后脑有一处头骨被敲得凹下去，伤口约有一个成年人巴掌那么大；而警探逼我指认的那根木柴是三角形的，每一面约四厘米宽。原岛先生，我认为用这样一根木柴打三下是不可能造成那样的伤口的。我的意思是伤口不可能那么平坦。凶手一定是用更大的凶器只打了一下，山岸就倒地死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也许你可以调查证实。”
原岛在归途中想，上木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值得考虑。到了办公室，他看案宗的观点有了改变，印象也就不同。他的天平倒向上木一边。
有关坐垫的事，十来个人证实山岸从未拿过坐垫给他们坐过。看来警方只是根据常情，认为山岸会拿坐垫给任何来访者坐，从而认为是上木把坐垫放回原处以制造盗贼作案的假象。
接着，原岛把验尸官的报告，给他一位当法医的朋友看，并征求他的意见。法医说：“我要说的只是设想。我看根据山岸致命的伤口情况，他是被一根八厘米以上宽的凶器敲一下就死的。奇怪，警方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看不起我们，经常不把我们的报告当回事。”
原岛开始相信自己会有好运。在法庭上，他请那位法医作证，陈述对伤口和凶器的意见。又请几个与山岸有往来的人作证，讲了有关坐垫的事。他还请三名讯问过上木的警探出庭，他们都说上木是自愿招供的。
——你是否对被告上木寅郎先生说过，“我们知道你杀死了山岸神，你逃脱不了；但是，如果认罪，我们会让你获得自由，请公诉人同意免予起诉？”
——证人甲：我从未说过诸如此类的话。
——在问讯过程中，你们是否曾用暗示办法，使被告承认他把坐垫放回原处？
——证人乙：不，那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你们是否曾使被告联想到木柴是他用的凶器？再者，你们是否引导被告挑出了现在法庭上出示的木柴，还说他用这根木柴从后面敲打了木岸的头三下？
——证人丙：当然不是，这都是他自供的。他自己挑出这根木柴。他说“就是这一根”之类的话，还挥动了几下，然后又说：“没错。”他很合作。
上木相当愤慨地对原岛说：“听到吗？他们说的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怎么能这样当众撒谎呢？”
三个月以后，因为证据不足，上木被裁定无罪。
裁决书罗列了下列理由：
1．作为凶器呈交法庭作证之木柴一根，最宽处四厘米。据验尸官与另一法医之证词，敲扁被害者头骨之凶器至少宽如成人手掌，八至九厘米（一著名医科大学专家在报告中持相同意见）。由此，被提供作为凶器物证之松木柴，并非谋杀凶器。
2．在此根松木柴上和山岸神之银箱上，均无被告指纹。
3．根据供词，被告取走银箱内二十二张债据中之五张，到离池塘约两百米远处的人寿保险公司操场上予以烧毁。留在银箱内有具名被告上木寅郎之债据。警方调查后曾假设，被烧毁的五张债据系他人所具。此人名字与被告相似。由此警方坚持认为被告因天黑未能看清而取错债据。看来似有其事，但被告律师坚持之见解也令人信服：如被告为真凶，取回债据乃首要目的，定会明确识认，决无取错可能。
4．审阅书面供词，未见有警方对被告进行逼供之迹象，但存有警方对被告进行欺骗和诱供之印象，可是这不足以使本法庭认为被告无罪。被告无法确切证明离开万园麻将馆到回该馆期间之所在和所为。疑点在于中村古屋作证称曾目睹被告在被害者居所附近出现。此点与被告第一份供词相吻合。
5．本法庭经慎重审核全部证词后之结论为：由于犯罪证据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三六条，特裁定被告上木寅郎无罪。
一年过去了，有一天晚上，爱在休息时看书的原岛直见，在一本英国法官詹姆·欣德的《无罪裁定研究》书里，有一起案例看得他脸红耳赤，气急心跳。
1923年英国曼彻斯特一家船帆工厂的工人彼得·卡梅登被捕。他被控谋杀一富孀哈默沙太太，并纵火烧了她的房子。由于要钱用，卡梅登计划杀死她后把所有能拿到的东西都偷走。他晚上7点左右到她家去，用五十厘米长的铁棍多次猛打她的脸，然后用他的皮裤带勒死了她，偷了一百五十镑现金和她房间里的一些珠宝，逃了。
为了毁尸灭迹，他又于两小时后回到她家，企图烧掉她的房子。他点燃了一只煤油灯，放在她写字台一本书上，灯的底部有一半超出书的边缘，灯就不怎么稳。他又在地板上堆满废纸和衣服。如果灯跌下来，废纸和衣服就会烧起来，整幢房子将付之一炬。他知道一小时后，有一班火车将经过哈默沙太太屋后附近处，而每次火车经过时，都会引起房基和地板的轻度震动，这已足够使得放置的煤油灯震落地上。三小时后，整幢房子烈火熊熊。救火车赶到现场已无济于事。
不久，彼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