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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智慧-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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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不但同灾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很不相适应,就是
同目前条件下正常年景的农业生产水平也不相适应。几天后,周恩来在中央
财经小组会议上指出,1962 年农业总产值计划为420 亿元,比1957 年的537
亿元下降22%,只相当于1951—1952 年之间的水平。而1962 年工业总产值
计划是880 亿元,比1957 年的704 亿元增长25%,这是不相适应的,在这
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生产水平是不稳固的。

其次,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主要依靠人
力、畜力,依靠手工劳动,而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构成却有了变化,农业
劳动力却相对减少来说明当时工业规模与农业基础的不相适应。1960 年10
月29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大跃进这三年,农村人口到
城市的多了,1957 年城市占总人口比例足15%,而现在是19。5%,如果我
们再不刹住这个车,那还要递增上去。这对我们今天没有过机械化关的农业
是不许可的。1961 年6 月19 日,周恩来再一次指出,大跃进使得农村的人
力减少,而城市人口却大大膨胀起来。到1960 年底城市人口占20%,达到
一亿三千万人,而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降到80%,绝对数也降为五亿四千万
人。城乡人口的这种比例同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水平不相称,引起了粮
食和农副产品的紧张。

为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工业规模与农业基础的不相适应,周恩来特
别突出的强调实行以下措施:

必须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些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标,必须大幅度
地下降。他说:“重工业部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
增产更多的化肥和农药,增产更多的中小型农具和适合需要的、质量更好的
农业机械。”“对于那些不是当前急需、原料材料供应不足的产品,应该降
低它们的生产指标,并且对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进行必要的裁并。”

必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腾出一定数量的材料、设备和人力,用到最急
需的方面,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并使那些最重要的项目能够建成投产发挥
作用。“现在一般地不应该再增加新项目,而且,对还在施工的项目必须逐
个地进行审查,坚决地停建一切应该停建的项目,推迟一切应该推迟的项
目。”

必须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周恩来认为“这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
环节”。1961 年动员了一千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绝大多数是“大跃进”中
从农村来到城市的。1962 年3 月,周恩来说:“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
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有困难。工
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低以后,现有的职工人数也还显得过多”。1962
年继续减少了城市人口一千二百万。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分析了
国民经济调整的原因和任务,具体负责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组织实施,在
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宽了对农业是基础的认识。

第一,进一步加深了对以农业为基础的重要性的认识。大跃进中大办工
业不仅脱离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脱离了农业基础,而且削弱了农业基础。
农业基础不稳,工业也不会稳。农业兴,百业兴;农业衰,百业衰。在农业


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的情况下,“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
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大跃进之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在某些方面不如第一个五
年计划时期,耕地面积减少了,人力弱了,地力弱了,畜力弱了,中小农具
和运输工具十分缺乏,肥料的增长和机械化的提高不可能很快,农业的恢复
和发展需要时间。“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在
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背离以农业为基础的
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自觉调整不适应农业基础的工业规模,是坚持按以农业
为基础的规律办事的积极办法。

第二,进一步加深了对农业是基础的内容的认识。农业是基础既有其质
的规定性,也有其量的规定性。“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
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马克思的这
两句名言,第一句是从质的规定性上讲的,第二句是从量的规定性上讲的。
周恩来在经济恢复时期提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
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他对农业是基础的质的规定性早有深刻的认
识。在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进一步阐述了农业是基础的量的规定性。1961
年3 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的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就是
农村到底能供应城市多少商品粮、劳动力、工业原料,解决多大的市场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城市能搞多大的工业。此后,他又多次阐述了以农业为基础,
工业发展受农业生产水平制约的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1)农业能供应多少
商品粮给城市,城市就能办多大的工业:(2)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劳动力来办
工业;(3)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多少原料;(4)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多大
的市场;(5)农业能够为工业提供多大的运输力。此外,关于农业对商业、
外贸、财政、国家资金积累,甚至对文教的作用,他也时常有所论列。

第三,明确地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1949 年12 月,周恩来就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思想。1960 年8
月1 日,周恩来会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时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农业是
基础、工业是主导,如果二者结合得好就可能发展得快一点。但是,在这之
间的十年中,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明确地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
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
经济的总方针是1962 年明确地提出来的。1962 年1 月“七千人大会”上刘
少奇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同
年3 月,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多年
来的经验完全证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导,而以农业为
基础”。这对于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和对于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
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第四,明确地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
首要地位。即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必须首先安排好农业的发展速
度和生产规模,安排好农业内部的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安排好种植业
与林牧副渔各业的结构和比例关系;其次安排好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
模及其内部的结构和比例关系;然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速
度和生产规模来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安排重工业内部的结构
和比例关系。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重视研究重工业和轻
工业、农业的关系,并多次强调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但


怎样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尚处于摸索之中。当时,他们还只是在优先
发展重工业的框架之内提出“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1959
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曾提出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今
后要倒过来,按农、轻、重安排。但是,经过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
的冲击,这一思想很快淹没在继续“大跃进”的浪潮中。明确地提出以农轻
重为序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是在1962 年。其中,周
恩来作出了重大贡献。1962 年3 月7 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提出
了“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的思想。3 月28 日,他对这一思想作了系统
阐述,指出:“在一九六二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
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
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
逐步地存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以农轻重为序,使正确处理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有了行之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同时,以农轻
重为序对贯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是一个具体可靠的保证。

第五,明确地提出把一切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不仅工
业要以农业为基础,而且各行各业、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以农业为基础。1962
年3 月28 日,周恩来要求“各级计划机关,把主要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
面转移到农业和市场方面来”。“重工业必须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农
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木材、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
率,使农业能够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
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以利于发展城乡交流”。
不仅工业要支援农业,而且交通运输、财政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
都要支援农业。同年12 月24 日,周恩来分析前几年(“大跃进”期间)的
错误之一是对把一切工作、同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都要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
的轨道上来这个方向问题没有弄得很透。今后应该引以为戒,具体地、切实
地把各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使支援农业能够有效、
持续和不断发展。把一切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使以农业为
基础的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

周恩来以上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他自己在经济恢复、“一五”计划时期
中的农业是基础的思想,不仅对1961—1965 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后来探索如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产
主了深远的影响。


稳定农业支撑全局——“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农业为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艰难岁月中,周恩来为保持国民经济能够继续
运行、为保证全国人民能够有饭吃,夙兴夜寐,竭尽全力,忘我工作。他曾
对余秋里、谷牧同志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
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设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
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
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这段语重心长的话道出了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忧虑,同时也表达了以下思想:在经济与政治的
关系上,经济最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经济工作的各个环节中生产是关键;
在各项生产活动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的是农业。

1966 年上半年,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到来之前,周恩来正在集中精力
抓北方抗旱防涝工作。1 月下旬至2 月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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