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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历史的后见之明
假如当时的东北军有了积极的预防措施与应变计划，同时军政主管不抱消极的失败主义心理，而都能设法的恪尽职守，一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民，无论上下，早已有了应变与应战的准备，一方面能够集中其一部的主力死守沈阳，进行军民一体合作的肉搏巷战（有如一二八事变的上海作战），同时动员整个东北的军队与民众，依照事先的计划，沿南满铁路进行全线的攻击与破坏，造成兵力单薄的关东军首尾无法兼顾，到处遇到有计划的激烈反抗与破坏，根本无法一击得手。在这种情形下，关东军不但无法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战果，反而到处受到围攻而连连告急，由于日本政府与军部根本没有对中国作战的计划与准备，那么九一八事变就有可能成为关东军失败的“蠢动”，而会遭到东京军部以及政府的严厉制裁。
退一步而言，就算关东军遭到强烈的抵抗，无法一击成功的占领东北，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决定增兵支持关东军，但由于东北的军方与民众，已有长期游击战的准备，所以日本军队，还是要面对有组织与计划的全民作战反制，这个代价之大，会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寻求外交解决。而最糟的状况是最后一切的作战都失败了，但是有计划与有准备的反抗，会给日本带来相当严重的元气消耗，也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民族主义精神振奋，以及更多的团结与抵抗时间的准备。
虽然，以中国当时的国力与局势而言，中国当然不能在九一八事变时，因为维护东北的领土与主权，就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但有规划的局部抵抗，则是必须与应有的做为，由于蒋介石与张学良，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的整体性，因此采取了过度“不抵抗主义”的不当对策，而让日本关东军以最低的代价攻占中国东北，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焰，最后造成中日两国以及后来全球的军事危机，实在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
当然这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对于当时的蒋介石与张学良（包括当时的党国元老以及各个派系与地方领袖在内）而言，或许都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因为当时领导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事实上只是一个中国东南地区的领袖而已，国民政府又经常处在战乱不息与自顾不暇的困境之中，他很难能够深入思考东北的战略布局。而张学良则只是军阀子弟出身，年纪又轻，当时他能够为了国家统一以及政府改革的缘故，带兵进入华北，就已经是非常可佩服的了，要想让张学良负起对抗世界一级强权军力的责任，几乎是太重的责任。当然假如张学良没有率兵入关，协助国民政府完成统一中国，也许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对东北局势，而有较佳的反制布局了。
9。5 外交交涉需要有抵抗实力为后盾
另外一个历史的疑问是，假如当时的国民政府，不顾民意的反日情绪压力，坚持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是否也能挽回东北的沦陷？当事变爆发之时的日本政府，的确是“不同意”关东军无理的占领中国东北，日本的军部也想约束关东军犯上的军事行动，也许国民政府直接与日本政府交涉，在东北的一些利益上，对日本让步，似乎是可以增加日本政府牵制关东军行动的筹码，使得中国东北不至于沦陷。
这在蒋介石后来的重要文献《敌乎？友乎？》当中，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过失，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应该抗拒民气反弹的压力，勇于承担决策责任，而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让日本政府的温和派有力量压抑关东军，或许能够挽回东北之失地。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行动完全是诉之国联，使得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与后来的首相犬养毅，无法以外交来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危机。
但是就事实的发展而言，恐怕中日双方直接的交涉策略，其成功的机率仍然等于零，一方面是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抵挡国内激动民意的压力，以及各种不同政治与军事集团的挑战，这些政治压力的主张是，日本不撤军，国民政府就不能与日本进行交涉（事实上后来的粤派国民政府，是企图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但是还是失败）。
同时，日本政府也无法与国民政府达成任何协议，而压迫关东军退出所占领的土地，根本的原因是，关东军在获得大胜之后，日皇、军部与民意，都已经转向支持获得大胜的关东军，造成日本政府的运作危机。老实说，当时日本政府比南京国民政府还要岌岌可危。除非是关东军在东北遭到军事占领的严重困难（有如一二八事变的日军久战无功），或是关东军遭到重大的伤亡损失，造成日本民意的逆转，日本政府还可能有机会出面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而这个可能性的前题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军，都有抵抗的准备与反击，以及苏联摆出强硬的军事姿态，才能奏效。而只是单纯的外交直接交涉，是不可能改变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都超过当时日本与中国政府的预估与控制，日本政府无法控制军部，军部无法控制关东军，关东军无法控制少壮派军官。中国政府与东北军，则是混淆了不抵抗政策的范围，在不抵抗、就地抵抗与全面战争之间，无法妥当的拿捏，因此当关东军发起军事行动时，没有完整的军事反击与外交准备。这对于当时处在疲于奔命的蒋介石，以及年少得志、却重则难当的张学良而言，也许都超过他们当时的能力所及（我们可以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是假如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我们是在此强调，其实当弱国面对强权侵略的时候，并非完全不能采取有利于国家的积极对策。
9。6 东北义勇军吹响了民族复兴的号角
马占山率领的东北义勇军，不仅于江桥力挫伪军与关东军的兵锋，其自发性的抗敌英勇行动，更是打响了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发展心声。
虽然在东北风起云涌的各种抗日作战，最后还是暂时的失败了，但是却已经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力量，开始复兴，不再像清朝末年那样，东北人民任由俄国与日本军队的铁蹄，在这块白山黑水的富饶大地上予取予求。当然当时的中国，还是无法以国家整体的力量来对抗敌人的侵略，但是人民却开始自动自发的进行浴血抗战，广大的中国人民则是自动地捐输与参军，展现出改变中国历史分裂与衰亡的新动力。这些发展开始影响到中国各个阶层，甚至使得中国内部割据的派系力量，能在六年之后，克服一切的困难，而凝成一致抗日的共识。
接着在一二八事变上，十九路军的自动抗敌、中央军立刻跟进支持，是可以发现国民政府反应的进步。在上海进行局部的浴血抗敌，是当时能够进行的最佳策略，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致的抗日共识与力量，与日本正式全面作战。若率然与日本宣战，只有亡国一途。但是绝对也不能再采取不抵抗主义，任由日本的毫无道理的侵略中国，这不仅会导致民心士气的土崩瓦解，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在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表现，当然永远值得中国人纪念与尊重。但是后来十九路军，却不幸陷入一种“现在就跟日本拼了”的情结之中，而从此长远的影响到中国的政治与民意，许多人不但不了解当时蒋介石回避立刻决战、全力建军备战的努力，反把近乎十恶不赦的“亲日”、“汉奸”等标签贴在蒋的身上。所幸蒋介石仍然能够把持得住中国必须进行全面准备抗战的大政方针，他实在是比同一时期日本的军政领袖，控制不住关东军的冒进（反而被牵着鼻子走），更为高明的多。
9。7 苏联幕后的谋略与野心
九一八事变的发展，之所以最终会任由关东军支配中日历史冲突发展的方向，另外有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就是苏联的保持低调，放任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进行占领的军事行动（这是我们已经再三强调的重点）。因为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都认为，苏联绝对不会坐视日本危及到苏联在中国“北满”的利益，与在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就是为此原因爆发）。但是斯大林却有更为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他宁可暂时的牺牲苏联在北满的利益给日本，而鼓励日本放手侵略中国，使得中日爆发历史决战，这样必然是造成中日之间的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两面捡便宜，一方面可以大举侵略残破的中国西北与东北，一方面可以乘日本战力疲惫空虚之际给日军一次痛击，好报俄国曾败在日本手下的历史性耻辱。
苏联意外的不干预，造成日军参谋本部的威信大失，关东军成功的以下凌上，使日本政府失去控制军方威信的能耐，也造成中国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惨败。假如当时苏联摆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为此苏联甚至可能不惜一战（日本参谋本部就是为了担心关东军进攻北满，而引起苏联的军事干预，因此才动用临参命不准关东军进攻黑龙江的）。
事实上，只要苏联摆出干预的姿态，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控制中国整个的东北，最多只能拿下南半部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在面对中国在东北不断的反抗之下，最后可能只有接受日本政府的出面交涉，由中国政府以东北的某些利益给日本，以交换关东军放弃对中国东北的全面占领，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不足，日本政府更是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与能力。
9。8 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
总之，从大历史全程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变是造成日本走向危亡，以及中国进入复兴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关东军的抗命“成功”，使得日本军阀终于开始主导了日本的命运；而中国人民却因此觉醒，导致各种分崩离析力量的开始整合，最后形成一种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从此走上对抗日本强权侵略的道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处于十八世纪形态、全方位落后的弱国，却要对抗日本这个二十世纪的先进强国，但中国却以决不屈服、义无反顾的民族气概，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全人类的自由与民主，并作出了最大与最早的牺牲和奋斗，与最不朽的历史贡献2，而这一切都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举国上下，因为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意外大胜，而开始陷入了军国主义新的狂热之中，日本的军部，更是有如鲨鱼闻到血腥一般进入失控状态，这开始影响到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跟着少壮派军方的政策前进，不顾日本人民真正的安危福祉，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把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不惜以战争的代价，开始逐一加以实现。
日本是具有历史性自卑情结的民族，几千年来，它渴望着超越中国而成为世界级的强权。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因为几场战争暂时胜利的刺激，而发展为狂妄自大的集体偏激心态。日本人民一向崇拜强者，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顺利成功后，就成为日本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后造成关东军竟有力量支配到日本政府、军部、甚至日皇，去跟随他们大胆地扩张与侵略，最终不能自拔的酿成历史的大祸。
整个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