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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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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职,命刘湘率十万川军驻苏、皖两省。同年秋,日军占上海攻南京。蒋介石命刘湘率部与日军血战于雨花台。刘湘杀敌心切,川军骁勇,但这支穿着稻草鞋,拿着“老土造”的队伍,终究敌不过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日军。此一役,十万川军伤亡殆尽,刘湘看着弟兄们的尸体,心里明白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

刘湘知道上了当,便领着几个高参、谋土愤然离开南京。到武汉后,刘湘潜入英租界协和医院,欲回川重整旗鼓。刘湘出走南京后,蒋介石到处派人侦探,得知刘湘消息后,蒋通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刘湘传话,要任刘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条件只有一个,刘不回四川。刘湘回绝。

刘湘为达到回川之目的,放风蒙骗蒋介石,说已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暗中叫谋士张斯用五万美金买通协和医院英国人医生毕拉克,让其注入可休眠五天的安眠药。但此秘计被当时刘湘手下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得知,向蒋介石作了密报。蒋派人给毕拉克送去十万英磅。五万元美金买的是可休眠五天的安眠药,十万英磅买的是一种叫做金粉砒酸的无色无味无反应的毒药。毕拉克把这两种药同时注入刘湘的胳膊里,刘湘便长睡不醒了。

刘湘死后,蒋介石亲自为这位抗日将领签署命令,追任刘湘为一级上将,任刘湘之子刘济英陆军中将;并命国家各重要机关隆重祭奠,又从国库中拨款一亿元,在成都武侯祠内举行隆重国葬。

淮海战役之后,“中央军”惨败,蒋介石开始崩溃,也更加看重西南这块退避之地。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电促刘文辉飞赴南京“共商国是”。

刘文辉到了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直接了当的对他说:“四川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发祥地,也是中央赖以反共的基地。中央准备最近迁都四川,在那里同中共决战。中央要借重自乾先生未雨绸缨,蒋介石先撤了邓锡侯的四川省主席给了王陵基,接着任命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刘文辉从西康来成都后,蒋又在刘公馆的对门住了一连宪兵,四周布满便衣,甚至还想给刘家派佣人。

这表明,蒋不信任刘文辉。

“主席!”恃卫官在门外一声轻叫;打断了刘文辉的思绪。

“啥子事?”他躺在牙床上大声喝问。

“王陵基求见。”“啥子——?”他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他一听王陵基的名子就气,对王陵基是恨透了。

在三十年代初,刘家叔侄大动干戈,双方厉兵秣马。刘文辉花了20万块大洋从德国购进了20架新式飞机,在上海将机件拆散装箱,准备用船运入四川,组建一支空军。可是途经万县时,硬是被奉了刘湘密令的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给扣了。

前仇未报,又添新恨。王陵基从江西跑到四川,抢走了四川省主席的职位不说,还一个劲儿地在蒋介石跟前陷害川派。

刘文辉愤愤地说:“不见!”但听着侍卫官的脚步声渐远时,又大声唤道:“慢!请王主席在客厅看茶,我马上来。”王陵基是蒋介石当年的红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不能意气用事。

王陵基是衔蒋介石之命而来。

王陵基善于投机钻营,虽非“黄埔”毕业,又非“浙江同”,但深得蒋的信任。在“川西决战”,建立反共复国基地大业之时,蒋介石把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调来四川,委以省主席职务重任。

王陵基果然不辱“使命”,上任伊始,立刻派民工上万名组成“铁肩队”,昼夜穿行金牛道上,为胡宗南部赶运粮食、武器;1949年,四川大旱,王陵基却不顾川人死活,强征军粮900万石,借粮900万石,创四川省有史以来征粮最高数额。。为维持蒋家残局,他残酷镇压学生运动。1948年4月9日,他下令让军警开枪镇压“要民主,要自由,争温饱”的游行学生队伍,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四·九惨案”。。

蒋介石自来川之后,便有人密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有反心,但又找不到真凭实据。王陵基此来是传达蒋旨意,通知刘文辉去“川西指挥部”与顾祝同、胡宗南“联合办公”。

刘文辉推托道:“我只是在成都养病,若委座有什么不放心的话,我病好些后,立马回雅安。”说到这里,刘文辉起身送客。

王陵基从刘公馆出来,又去见邓锡侯。

此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九十五军军长邓锡侯,正在等待王陵基的到来,因为他刚才接到王陵基打来的电话。

邓锡侯同刘文辉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比刘文辉年长七岁,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第一军团总指挥、河南省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鄂湘川黔边区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因在定陶战役中被解放军击败,被撤职。1948年任徐州“剿共”总司令。蒋介石决定退守西南,又委任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之职。

邓的公馆“康庄”同古色古香的刘公馆大相径庭,西味颇浓。公馆门口虽也是老格式:红漆大门,双狮把守;但一进门,茵茵草地上矗立的主楼却是一幢很考究的两层楼的洋房。邓中等身材,面皮白皙,爱穿西服打领带。

这会儿,他着一套考究的西式便装,坐在中西合壁客厅的沙发上,品着盖碗茶,眯着眼听京戏。

刘湘被蒋介石害死后,蒋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坐镇四川,就让邓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抗战期间,他率子弟兵出川在山西抗击日军时,数次邀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去他的部队讲授游击战术,并送过枪支弹药给八路军,被蒋介石打入了“另册”。

1948年3月20日,蒋介石派粮食部长俞飞鹏到四川,向邓提出急调十万石粮食出川,被邓问绝:“四川的粮食四川人要吃。现在,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还有啥子粮食可以调出去嘛?”同年3月,蒋介石让王陵基接替了他的“四川省主席”之职。

此案一出,立即在天府之国引起轩然大波。邓的副手,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首先拍案而起:不管哪个,要夺权,枪杆子上来取!”话一放出,四川省参议会立即响应,先后致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行政院长张群,要求饬邓回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曰:“西南政务重要,情势险恶,苟变更人事,难免不引起后果。。”蒋介石指示张群回电云:“晋康主席年来心力交瘁,而措施多艰,深同情其处境之艰屯。主席将另有借重,川事继续委之川人。”张澜当时不仅是刘文辉的坐上常客,而且也深受邓锡侯的敬重。邓在绝望之余,两次向张澜问计。

张澜诚恳地说:“要看清形势。丢了省主席不要紧,重要的是抓牢枪杆子。现在作好准备,解放大军压境时,你待机起义。。”在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后,10月29日,邓同刘文辉、熊克武向在重庆的代总统李宗仁再提要求撤换王陵基的四川省主席,李宗仁苦笑道:“莫说撤换一个省主席,就是撤换一个专员,我都没有权力,都得由蒋先生定。”李宗仁离开重庆回桂林时,绰号“水晶猴”的邓锡侯前往送行,临上飞机前,直言对李道:“代总统,王陵基不撤,到时候我们可要倒拐啊!”“倒拐”在四川话里就是”转弯”的意思,李宗仁听得明白,先是一震,继而只好相劝:“以大局为重,忍辱求全吧!”“主任,”副官的突然一声报告,打断了邓的思绪。“王主席的车到了门外。”“让他进来!”邓锡侯“咔嚓!”一声关掉了收音机。

王陵基见邓锡侯,带着和找刘文辉相同的使命,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三言两语一过,邓就站起来,把手一挥,说道:“今天就这个样子。送客!”从“康庄”出来,王陵基丝毫不感气恼,甚至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样子。他终于不辱使命,摸到了“多宝道人”和“水晶猴”的底。他相信委员长不会放过他们,而这一点他和委员长是相通的。

“主席,开哪里?”王陵基上车坐定,司机小声问道。

“去潘文华宫邸。”王陵基从鼻子里哼出一声。

潘文华,原是“四川王”刘湘的亲信,刘湘死后,潘掌握了刘部基干队伍二十一军。蒋介石为了拉拢他,先后封他为川康绥靖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潘文华为了夺取四川省主席宝座,策动七师长进行倒王缵绪活动,王即倒台,但“主席”位置,蒋介石兼了会。潘费力没得便宜,当然对蒋心怀不满。

蒋知潘文华心中有气,为蒙骗潘,让孔祥熙、贺国光牵线,与潘结为“金兰”兄弟。与此同时,蒋将亲信戴高祥、傅秉勋硬插在潘文华身边,委以参谋长等职。另一方面,蒋又任命潘昌猷——潘文华之弟,担任了四川省银行总经理。1940年,蒋介石再指令财政部四川省银行投资200万元,潘昌猷升任董事长。这几招,着实让潘文华服服贴贴。

蒋为了营造西南,让潘文华带着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空壳,移驻湖北宜昌布,潘手中的军权丧失殆尽,甚至连自己儿子潘清洲指挥的二三五师也被“蒋系”孙震吞并。1948年7月16日,驻守襄樊的康泽兵败被俘,蒋介石指罪潘文华援助不力,又抹去了他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之职。

但蒋介石清楚,潘文华在四川军界是个人物,这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职务,还得让他所有。

小车快到潘公馆时,王陵基大烟瘾发作,他一看表,已经11点了!于是命令司机:“不去潘公馆了,车往回开!”可能是最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恼火的一件事,王陵基夜访他们时未敢提及。即要张群从速将刘、邓、潘的家眷送往台湾,名义上是关怀,实际上要扣押他们作人质。

在张群于12月2日找他们面谈时,三人均婉言拒绝。

刘文辉说:“我的老婆是地地道道四川本地人,足不出户,更不用说曾去外地生活过。台湾和四川相距万里,水土气候甚有差异,她到台湾难以适应生存,若硬要让她去,还不如赐她一死。”话里软中带硬,可谓说到家了。

邓锡侯和刘文辉的理由差不多:“我不像党国的其他大官显贵,有三妻六妾,我只有一个小老婆,身体虚弱多病,连牛市口都没去过,把她送去台湾,等于开玩笑。至于我,到了台湾,又增加你们的麻烦。西南实在待不下去时,麻烦张公给我打一张飞机票,避到香港我女儿家里,较为省事。”潘文华说:“我的大老婆家有老爹老母,她是孝女,决不会离家去台湾。

我的小老婆此时正患病,尚在医院医治,如何也是去不了的。”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和困难,反正是不去。张也无可奈何。

王陵基夜访刘、邓之后,刘文辉、邓锡侯敏感地觉察到蒋介石在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了讨论应付的办法,次日一早,刘文辉、邓锡侯、播文华立即开了个“碰头会”,估计了形势,协同了动作。准备近日见机施行他们原先的计划。

就他们三人而言,抗战期间和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没有因为国共内战而完全中断。刘文辉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当时的八路军领导有些来往,而且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颇多接触。应刘文辉的要求,1942年3月,周恩来派共产党干部王少春等人携电台,去刘文辉的官府所在地雅安,让他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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