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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