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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博士没跟她约下次见面时间，建议她仍然找Z医生诊治。她没反对，因为她对金博士的感觉不好，又考虑到金博士跟韩国人的关系，她觉得还是找Z医生比较好。
后面几天更难挨，每天都度日如年，写论文也没心思，找工作也没心思，唯一不敢怠慢的就是照顾女儿，虽然心急如焚，也要在女儿面前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
至于丈夫，从那天他摔电话开始，两个人就没再讲话，每天晚上都是她睡着了他才回来，早上她去送孩子，他就溜掉了。周末也不例外，她和孩子还没起床，就听到他开车库门关车库门的声音，然后就是一天不见人影，直到半夜三更才回家。
她知道他在躲她，她也不想跟他碰面，因为她现在还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是他搞回来的，也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不是他搞回来的，两人碰面肯定会吵起来，但又吵不出结果，不如不碰面。
他们之间的唯一交流，就是他还在吃她做的饭，而她还在用他挣的钱。
到了跟Z医生见面的时间，她仍然是早早地就去了，明知去早了也没什么用，但不去也是坐立不安，还不如去医院坐着等，心里反而安定一些。
终于听到护士在点她的名，她走进Z医生的诊室，一开始照例是量身高、体重、血压、体温之类，结果发现她比上次轻了整整八磅，连为她量体重的胖护士都为之惊讶：“哇，不到一个月，减了八磅，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苦笑着说：“没什么诀窍，就是着急。”
量完身高体重之后，又等了一会，才见到Z医生。
Z医生对她病情的分析跟那两个研究员一模一样，而她这几天成天在网上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中文的英文的相关文章囫囵吞枣读了不少，自我感觉已经速成了一个宫颈癌学位，几乎到了Z医生还在说上文，她就已经知道下文的地步，而且是双语的。
她问：“我还请圣玛丽医院的金博士给我做了检查，但她那边的化验结果是CINⅡ，你这边是CINⅢ，为什么会不一样？”
Z医生好像没因为她找别的医生而生气，很耐心地解释说：“是这样的，现在的病理化验报告采取的是新的划分法，以前的CINⅡ、CINⅢ和宫颈原位癌都划在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里。有的医生觉得这种划分法很笼统，或者出于习惯，写病历的时候会用‘非典型增生’或‘宫颈上皮内瘤变’这样的术语。”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CINⅢ就是‘宫颈原位癌’了，那么我到底是二级还是三级呢？”
“这个区别没多大意义，都属于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都是一样的治疗方法。”
她从网上看到的解说跟Z医生一样，她只是用这个方法考察一下Z医生水平如何，既然Z医生通过了她的考核，她也就不再纠缠“二级”“三级”的问题，转而探讨HPV：“有没有可能是从别的渠道感染的？比如使用了公用洗衣机啊、坐了公共厕所的马桶啊之类的？”
Z医生摇摇头：“基本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很短，只能是性传染，不一定是性交，但至少要有性器官的接触。”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说HPV也可以通过接触污染物而感染。”
Z医生耸耸肩，未置可否。
她又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神器”、“外国神器”的事讲了一遍，然后满怀希望地问：“会不会是从那上面传染来的？”
Z医生还是那个答案：“不可能，因为这种病毒在体外只能存活很短时间。”
她把自己想到的原因都说了一遍，但全部被Z医生否定了。
Z医生安慰说：“不用紧张，很多人都感染过HPV的，大多数人都没事，即使发展成非典型增生，也没什么，做个宫颈锥形切片就好了。”
她觉得Z医生不能理解她的心情，可能美国根本没有像她这样一生只有过一个性伴侣的人，所以没谁会斤斤计较于“HPV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这点她能理解，如果她也有过几个性伴侣，哪怕只有两个，她也不会纠缠于这个问题，因为她无法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传给她的，纠缠了又有什么用呢？
问题是她只有一个性伴侣，这事就变得很重要了，她必须弄明白丈夫到底出过轨没有，不然她没法跟丈夫过下去。
她把这个意思对Z医生说了，Z医生貌似能够理解，很坦率地说没遇到过追查HPV来源的人，自己也没做这方面的研究。
她又想起一事：“我丈夫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他们有过性关系，会不会是他的女朋友传给他的呢？”
“有可能。”
一旦从“神器”等外在因素回到丈夫身上，她马上想起丈夫还回过国的，不由得咬牙切齿地说：“他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国的，去看他父亲，我听说现在中国有很多的性工作者，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里搞来的HPV？”
“有可能。”
她打内心痛恨起Z医生来，这人怎么这么没原则？刚开始是什么都不可能，现在又成了什么都有可能，那么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
她没再追问，知道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Z医生也不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妇科医生，Z医生关心的是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至于病人到底是从哪里感染上HPV的，离婚不离婚，杀人不杀人，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许这事应该去问流行病学家，但即便是流行病学家，也不可能明确指出某一个病人的HPV是怎么来的，他们顶多能说出HPV有哪些传播渠道，大多数人的HPV是怎么传染上的，但具体到她丁乙，他们也只能耸肩。
她认命了，不再纠缠于HPV的来源问题，只问了宫颈环切术和宫颈锥切术的区别，决定就做宫颈锥切术。全麻就全麻吧，麻翻了更好，免得知道疼。万一麻翻过去再也醒不来了，那也只能说是命啊，就让她一劳永逸地去了吧。
Z医生给她讲了一下手术的基本步骤，还是边画示意图边讲解，最后说：切下来的部分，会送去化验，化验结果有三种可能：
第一正常，什么事都没有，抹片检查不准确，但以后也要定期做宫颈抹片，因为你有HPV；
第二是非典型增生，那么做了宫颈锥切术，就等于切除了病灶，以后也是定期做宫颈抹片检查，连做几次没问题的话，可以减少检查次数。
第三是宫颈癌，那就需要一锅端，切除宫颈、子宫和卵巢。
Z医生说最大的可能是非典型增生，但也不排除其他两种可能。
她的心又吊了起来，因为还可能是宫颈癌，这是她这几天自我排除了的，看来乐观得太早了。
听Z医生的口气，切除宫颈、子宫和卵巢就好像擤个鼻子那么简单，鼻子里有鼻涕了，捏住鼻子一擤，啪一下扔出去就行了。但那是她的宫颈、子宫和卵巢，她不可能像Z医生一样不当回事。她担心地问：“我听说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如果把卵巢切掉，那不就到了更年期了吗？”
Z医生轻描淡写地说：“反正卵巢总有一天会停止工作的。”
“但我还不到四十啊！”
“早到更年期没坏处啊，更年期到得晚的，得乳腺癌卵巢癌的可能性大大增高，如果把卵巢子宫拿掉，就永远都不会得卵巢癌子宫癌了，得乳腺癌的几率也大大降低，有什么不好呢？”
她忿忿地想：你还不如把我五脏六腑全都切掉，那就什么癌都不会有了。
Z医生说宫颈锥切术只是个门诊手术，真正的手术时间顶多半小时，前面准备工作需要一点时间，术后等待她从麻醉状态下醒来需要一点时间，前前后后大概三四个小时吧。手术时不需要人陪伴，但手术后需要有人开车送她回家，因为她打了麻药，不能开车，还需要有人陪伴她几小时，怕出现术后意外，所以她得先弄清楚，哪天有人开车接她陪伴她，就把手术定在哪天。
她只好给丈夫打电话，劈头盖脑地问：“你下个星期哪天有空？”
“我天天都得上班。”
“但是我下个星期要动手术，你得开车接我回家，还得陪我几个小时。”
他有点摸头不是脑：“动什么手术？”
“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做那个‘漏斗’。”
“你复查的结果出来了？”
“非典型增生。”
他并没有恍然大悟地说“哦，是非典型增生啊”，但也没问非典型增生是什么，只说：“不动手术不行吗？”
“不动手术怎么知道是不是癌？”
他不吭声了。
她不耐烦地问：“你到底哪天有空啊？快说了我好回复医生，都等着呢。”
“星期五吧。”
定了手术时间，Z医生又告诉她：“我会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手术室那边的人，他们会跟你联系，安排你做一个术前准备。”
她从医院回到家，越想越玄乎，术前准备、手术、全麻、家属陪伴几个小时，那不是个小手术呢，而术后病理化验的结果有可能是完全正常，那干吗要做这个手术？Z医生起什么作用？难道真的跟丈夫说的那样，美国的医生没有一点实战经验，一切依赖于化验？像这样的医生，她都会做了，不就是抹片啊、阴道镜啊、切片啊这几件事吗？有了化验报告，谁不会做诊断？
她忍不住又给韩国人打电话，征询韩国人的意见。
韩国人听了她跟两个医生见面的情况，建议说：“如果你还准备生孩子，可能做宫颈环切术比较好。”
她灰心丧气地说：“生什么孩子啊，我跟他现在连话都不说。”
“为什么？”
“他怀疑我，我怀疑他。”
“怀疑什么？”
“HPV啊。”
韩国人不响了，好一会儿才说：“那就做宫颈锥切术吧，彻底一些。”
“但Z医生说切出来有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正常，那我不是白白被切了一刀吗？”
“但是不切怎么知道有没有问题呢？”
“美国医生就这么没用？离了化验就什么都不能诊断？”
韩国人忙不迭地替美国医生辩护：“不能这样说，我觉得美国医生在这个领域还是比较先进的，我在韩国做过医生，有比较有鉴别。”
她想起韩国人正在向着“美国医生”的目标奋进，当然听不得谁说美国医生的坏话。她没再争下去，做手术就做手术吧，最坏的结果就是切掉一块之后却发现一点事没有，但那又怎么样？无非就是对生孩子不利，反正HPV的事让她对丈夫很心寒，也没有跟他一起再生个孩子的热情了，留着一个宫颈也没用处，切了少个心病。
第二天早上，她送了孩子回来，发现丈夫还没走，正在厨房往午餐盒里装饭菜，一看见她，就像见了鬼一样，急忙盖上饭盒往外走。
她叫住他：“别走！我要跟你谈谈。”
“我很忙。”
“哪里就忙到这种地步了？难道你比人家总统还忙？”
“谈什么？”
“谈HPV。”
“HPV有什么好谈的？”
“当然有好谈的，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只有你最清楚。”
她被丈夫的寡廉鲜耻气昏了：“你，你还怪到我头上来了？我从来没出过轨，我的HPV只能是从你那里来的！”
“我也从来没出过轨，你的HPV只能是你跟别人乱搞弄出来的。”
“你胡说！”
“你才胡说。”
“你没出过轨，但你至少还有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