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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夏令营的举办，选举第二届中央干事和中央监察等高阶层人事，由庐山而南京，轰轰烈烈，好戏连台。太子系的人马．许季玉、刘安琪和覃异之当选干事，罗泽恺、罗友伦、胡素当选监察。
中央团部改组，陈诚蝉联书记长，袁守谦、郑彦棻为副书记长，经国当选为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原秘书处改第一处，宣传处改第三处，服务处和工作管理处改第四处，视导、调查、研究为第五处）主管组织训练。陈、袁挂名，实权全在太子手里。
掌握到青年团的神经中枢，尽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国民党的事，永远和我们的想象背逆。省市支团，仍由康泽系的人马控制。于是，命令的贯彻上，七折八扣，有时候，甚至地方和中央，互唱对台。
一九四七年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一九四八年的副总统选举，即是测验三青团功能的温度计。
蒋介石的原意，副总统一职，内定孙科，他对桂系的实力，始终存着戒心；但当时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德邻（宗仁），并不怎么唯命是听，一场攻坚战，在首都展开。
三青团名义上并入国民党，而各县市党部的主委，由CC担任；副主委则由三青团分子出马。CC和三青团，势不两立，而三青团内部，尚有复兴社、太子系的激烈对抗。大部分国大代表，出身各地三青团，党中央下令支持孙科，孙科应稳操胜券，轻易击败对手李宗仁。
结果，李宗仁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仅一千二百九十五票．＇4＇李胜孙负。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如白瑜＇5＇、周天贤．刘先云、许伯超等，宁置贺衷寒、袁守谦的劝阻于不顾，也要支持李德邻顺利当选。
李、孙一役，经国歉疚，蒋先生伤心，国民党的腐朽，差不多已无药可救。
青年团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经国转为党的中央委员＇6＇ 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为张厉生。官衔又长又大，职权无足轻重，经国对这张冷板凳，当然就兴趣索然。
好在，党的职务并不重要，他尚担任预干局的中将局长，为国防部的一级单位。
预干局的全名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一九四六年成立，和它平行的是“‘国防部监察局”，局长彭位仁，经国推荐。彭投桃报李，用的全是太子嫡系，所以“外界把监察局视为预干局的盘支。”＇7＇
抗战末期，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大前提抗战建国，还我河山，所以一呼百应．志士来归。“剿匪”是内战，性质、内容、时机和抗日战争，好比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也许内战方殷，蒋公出乎情势需要，顾不了那么多，旧梦重温，炒第一次青年从军运动的冷饭。
预干局成立的首件大事，召集青年军干部会议，黄维＇8＇、刘安琪、钟彬、覃异之等将领，纷纷赴会。会议通过征集第二批青年从军，报请国防部批准。
蔡省三先生，偏偏另持异议，他说：
“问题是抗战刚刚结束，国军正在裁减整编，第一期青年军的复员安置，尚未竣事，许多地方都被‘青年从，扰攘不宁。现在忽然又来搞个‘青年从军运动’，实在是‘师出无名’，不切时宜。要象第一期那样，拼凑一个‘征集委员会’，势不可能。‘运动’眼看是搞不起来，于是只得作为国防部改制后的一项措施，通过行政命令来办理。由预干局会同兵役局，在全国各地‘招兵’，名义仍然叫‘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并公开宣告，入伍后系接受‘军士’的预备干邵训练，成绩优异者，可保送升学‘军官学校’，或直接晋升军士，将来可按役龄再晋级军官。这就是以升官’为诱饵。尽管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应征者扔旧为数寥寥，随后是来者不拒，文盲也收，流氓地痞，一并收罗。勉强凑数，虽然兵不足额，仍然恢复了二0一师到二0八师的八个师的建制。好歹总算让这支嫡系武装延续了下来。”＇9＇
第二期的青年军，没有第一期幸运，战局吃紧，先后被调到前线参战。结局，或残或俘，到上海失陷为止，兵员建制，荡然无存。
马歇尔使命（Marshal Mission）宣告中止，国共双方再没有借和谈假惺惺作态的必要。诚如陈立夫所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得来的，谈是谈不去的。”
国府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下总动员令，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发动夏季攻势为回应，东北、热河、冀东各个战场，展开战略性反攻。
实质上，谈谈打打，战火燎原，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任何一方都没有住过手。初期国军以兵力武器的优势，略占上风。几经交手，所谓“美式装备”的国军精锐，不过是银样蜡枪头。
试看，毛泽东下列举证。他说：
“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二十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予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莫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10＇
毛泽东承认．共方付出三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大批被敌占领的土地，但是，共方立于主动。
孟良崮，＇11＇国军张灵甫殉难，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两役约十万人被歼。
鲁西南战役，国军四师九旅之众，遭到歼灭。
国军大书特书的一场胜仗，是胡宗南的部队，攻入延安。＇12＇但是换取到的，不过一场空欢喜。津浦线短暂通车，陇海西段，又被刘、邓大军所切断。
战场上国军频频失利，共军的新战略．执行“外线作战”。以乡村包围城市，由游击战，扩大为阵地战，“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国军变强为弱，变攻为守，双方形势消长，急转直下，连西方军事家，都为之不解。
其它方面，如政治、经济、精神、心理，＇13＇和军事一样地令人沮丧。
导源于“沈崇事件”而爆发的反美学潮，迅速蔓延全国，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了无宁日。他们提出的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无不矛头对准南京政府，旨在瘫痪国民党的后方，打击民心士气。毛泽东称此为“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当局，自然很清楚，这是敌人的恶作剧，是中共地下党幕后的策动。经国负责的三青团组织部门，的确绞过脑汁，派精英分子，渗透到各学校，从事各种防范措施，或壁垒的明地，相互对抗，可惜成效极其有限。国民党人，即使在后方，也不是中共的对手。
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加上庞大的军费开支，公教人员生活，日益恶化。政府财源枯竭，唯一的希望，等待美援，美援不来，只好滥发钞票，借资挹注。
失业、饥饿、萧条，每一项因素，分别困扰着国民党政府，加上中共巧妙的宣传，轻易地转嫁到另一方去认为蒋介石集团，独裁卖国，贪污腐化，反正一无是处。
国民党若干短视暴虐的举措，＇14＇无形中亦丑化了自己，帮助了敌人，加速崩溃的步伐。
经国当时在南京的地位，相当微妙。一只脚在党里，一只脚在军里，可都算不上高层决策人物。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没有他的的，各军种各兵团，直属参谋本部，鲜有轮到他插足的余地。
大局如斯，经国对一切的情况，看得比他父亲还要清楚，原因，蒋先生高高在上，很少有兼听的机会。
经国因而忧郁仿徨，口头上、行动上，他要扮演成乐观坚强的斗士，强调“天下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心灵深处，阴暗深沉，看不见地道那一头，有任何光芒。
扶撑危局的办法，集南京所有的诸葛亮，也提不出什么锦囊妙计。即使有，蒋先生那样的性格也听不进去。听进去的，办不办得通，尤其成问题。
避免坐以待毙，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经国召集亲信反复研究，且得到蒋先生的首肯，终于提出一个对付中共的新方案—建立“实验绥靖区”。＇15＇
纸上谈兵，计划是不错的。
绥靖区实现全民武装，把及龄壮丁，全编成“戡乱建国义勇队”，荷枪实弹，保家保乡，巩固收复区，根绝共军兵员粮食供应。
预备在江苏、安徽、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六省，各划专区试点。
“中央训练团”，特别开办“实验绥靖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区长、县长等干部，配合施行。
认真实施，也就和美国在南越办的战略村类似，是以组织对组织的一种手段。
南越这一妙招，没有成功，关键系于：
（1）属于政府方面的干部，赶不上越共方面干部对主义信仰的宗教狂热。
（2）政府军没有力量保护村民的安全。经不起越共的报复打击。
中国的情况，较越南更特殊。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彼此矛盾。绝大多数农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将结束贫困，获得翻身。
凭这付印象，已命定失败，劳民伤财，空忙一阵。
经国有什么选择呢？明知不可为，亦只有临危受命，鞠躬尽瘁。
计划没有出门，困难来了。行政院重划行政区是第一关，中训团另编预算，订编制，备营房是第二关。
行政院的官僚们，对国事的轻重缓急，漠不关心。仅知道照章办事，奉公守法。一记太极拳打过来，经国已手足失措。他们说：“设立实验区，事关改变现时政区，行政院政务委员无权定夺。须将原案咨请立法院审议通过。”耗时旷日不说，能否顺利通过，还是未定之数。
最后，还是蒋先生想到的变通办法，根据“戡乱总动员令”，交国防部出面办理。但“实验绥靖区”的原定计划，早已走样。
国民党的事，如是拖泥带水，甭说，对敌斗争之不易，对付自己的官僚阶层，就够辛苦了。
“戡建班”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约一千二百余人，编为六个大队，每人发美式手枪一支，子弹两百发，官阶准尉、上尉不等，颇有点御林军的威严。
一九四八年一月，国防部戡建总队＇16＇成立。总队长胡轨，下辖六个中队，分驻苏北、皖北、豫南、鄂北、鲁南、冀东各地。但都受经国直接主持的“戡建中心小组”指挥。
队员或个别、或小组，参与地方施政，组训民众等工作。有时用他们的上方宝剑，进行搜查、逮捕活动。以戡乱建国的“先锋队”、“政治兵’自居，难免轻视地方干部的尊严，发生越权揽权等情。因而，戡建的功能，未见发挥，内部倾轧的现象，不一而足。
戡建总队之外，尚设戡建小组，负责情报活动，为经国经营情报组织的滥觞。
其奈，俱往矣，随着国军的覆灭，他这支新兵，被俘、被歼的．占十之八九。他们是充州第五大队，于许世友占领济南后，自大队长谈明义以下，无一幸免。少将督导游鲲（曾任蒋主任秘书）同时成擒。
襄阳第四大队全队被歼、包括大队长刘复州在内。
潢州第三大队，因豫南战局吃紧，各奔东西，而自行解体。
淮阴第一大队，未遑开展工作，即和南京的联系切断，后陆续逃回上海。
合肥的第二大队和唐山的第六大队，一九四八年七月调到上海。
武汉“戡建小组”的组长宋特立，携秘密档案投共。
赣南时期，经国曾说过：“年轻人的日子是不夜的，可是年轻人的黄昏来得太早了。”现在，竟成了他自己的忏语，命运就这么捉弄着他。
注释＇1＇吴嘉静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谈判与马歇尔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