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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对数字命理学感兴趣的家长来说，他们在给孩子起名时需要仔细探究名字的数字含义及其寓意。公元前6世纪的数字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充分肯定了数字的重要性，并以名字中元音个数的奇偶来评判一个人。
公元17世纪的作家富勒·托马斯认为名字好比一个人的脸，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名字的重要性使其在一些家庭引起很多不小的麻烦，而且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赞成一个名字是很困难的。现代的解决方法往往是给出几个基督教名字，然后大家相互妥协地选一个。公元18世纪之前，中名的使用在英国是十分罕见的，只有贵族和富有的人才有这种特权。现在没有中名反倒很不自然。据说这种做法是从法国传到英国的。法国公元12世纪就开始使用中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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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家长努力给孩子起一个合适的名字，但给家庭这个新成员取名并不总是很困难的。一些美国土著部落的传统是孩子的爸爸在孩子出生时走出棚屋看见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孩子的名字，从而有了卧牛、面上雨、红云和斑尾这样的名字。
尽管在一些国家生日的庆祝取决于孩子的性别，但庆生日传统，尤其是以前，在世界上一直很流行。在一些贫困的地区，家庭的未来常常依赖于男孩子。就是在当今，一些国家仍是这种情况。
后记
自封建时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产妇的关注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女性们不必害怕孩子刚刚出生就被遗弃。大出血和感染不再是自动的死刑。尽管接近阵痛时女人们都很不安，但她们主要是怕疼，而不是害怕死亡。
出生时的主要问题现在都能解决了，医生们甚至可以解决一些产前的小问题并已取得了大量的成功。家长们现在则希望即便是孩子还在子宫的时候，宝贝们遇到的问题都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避孕药的出现改变了数以百万的女性的生活，第一次给了她们控制受精的自由。不幸的是，似乎女性虽有能力学习并从事几乎任何职业，然而一旦成为母亲，她们就失去了社会价值。人们越来越以工资评判人，而世界上最重要最艰难的工作——当妈妈却最不被赋予价值。
现在一些女性团体把此事放到了她们所有议程的最重要位置，并为那些照顾孩子的妇女也能得到工资而斗争。她们用国际妇女节来抗争。在公元2000年，64个国家的妇女参与了罢工。她们希望将来妇女可以真正选择出去工作还是回家带孩子，完全自由地选择工作而不受金钱压力的烦扰。
现在的政府无视提高“家庭价值观”的重要性而投资大量资金给托儿所，力图给母亲们提供受雇的机会，却不会给全职带孩子的母亲一丁点儿投资。一些人认为如果儿童待在家里并与母亲保持亲密的关系，他们长大后会成为一个非常稳重、负责任的人，并能以关心积极的态度与人交流。
我们的祖先一定会为这一百年来孩子的出生成长过程的巨大变化所震惊。科技使科学家有能力创造出试管婴儿，并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克隆出人。从对体外受精的研究开始，道德束缚已经松懈不少。医学面临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但很多人认为科学家有能力帮助那些不孕的夫妻并不代表这是道德所允许的。
试管婴儿的概念及其实际操作都会引发争议：有些试管中培育的胚胎没有重新移植到母亲的子宫中，这种胚胎是试管婴儿的副产品。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这些胚胎的道德地位。多余的胚胎要么被冷冻起来，要么被用于进一步的试验。对一些人来说这一步还很遥远。
关于未出生甚至刚受精几天的孩子的道德伦理问题是很复杂并带有感情色彩的。谁具有试管婴儿的拥有权？如果是一对夫妻捐献出精子和卵子，他们就会被认为夫妻两人都对新生命的产生作出了贡献且都作出了公开同意。但如果他们的婚姻终止且有一个人不再同意怎么办？那么在没有经过她前夫许可的情况下这个女人有没有权利不再移植胚胎？如果胚胎被错误地移植到其他母亲的子宫内，谁拥有孩子的监护权？这种问题将会无穷无尽，还会导致一系列关于伦理道德的思考。而使事情更糟糕的是夫妻之间所引起的感情纠纷最近已成了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
随着试管婴儿的成功，能产生更为深远影响的基因重组和克隆也有了可能。据科学家宣称，对胚胎的发育和人类生命的形成进一步调查能大大提高我们弄懂基因的能力并避免大量的基因混乱，提高生育能力，防止流产，发明新的改进的避孕方法，但同时由基因研究所引起的纠葛及伦理危机也普遍引起了人类的关注。克隆（无性生殖）、体外生殖、基因工程（通过对某些基因的消除或繁殖来控制遗传疾病或选择有利性征），甚至杂交，全是引起道德基本问题的领域，而且有些是人们根本无法接受的。
现今围绕孩子生育所引起的困惑和一百年前围绕女性的话题是迥然不同的。现在，夫妇们很头疼B超所引起的道德争议及他们是否应该选择堕胎。但是，在一个信任科技更甚于人的社会里，可能我们最大的担心将会是助产士在社会作用中的下降。在过去，一个女人对产妇的细致照顾是产妇的唯一依赖，尽管现在每位女性都有权得到现代医学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务，但这种人际关系的价值不应当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