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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题外话，这威廉·佩里在斯坦福EE系读研时，还跟后来的芯片代工之王张仲谋是同学，不过不是同级。
毕业之后，威廉·佩里在斯坦福留校任教过一段时间，但其间也夹杂了几年去OSRD服务的资历，后来又回到斯坦福当系主任。外人便不乏猜测他去OSRD的那几年、是台尔曼教授所安插。目的是想为斯坦福系在OSRD埋一个卧底，增加斯坦福在联邦科研规划方面的话语权。
OSRD也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这个办公室是二战期间成立的，因为冷战的缘故一直保留。其职责是主导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科研资金投放使用、决定把政府的钱花在哪些基础科研项目上。
所以别看这只是一个挂着“办公室”头衔的单位，实力之牛逼不亚于部级单位。
人家二战时就握着每年十几亿美元的科研经费使用决策权，号称“除了曼哈顿工程直接向总统汇报，其他所有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都归OSRD管”。
到冷战之后，除了阿波罗登月总统直管，其他联邦科研经费依然全归OSRD，如今已经有每年几百亿美元了。
所以在OSRD里历练过的人，哪怕只是当个办公室的基层办事员，那都是绝对见过大世面的人，不会被小钱诱惑。
事实上，这位威廉·佩里教授，12年后还会有一段更奇葩的际遇，那就是被克琳顿总统请去当了四年国防部长。
之所以让一个搞数学分析的学者去当防长，完全是因为93年那届美国防长的工作任务和其他历届完全不一样——他要面对的是苏联刚刚灭亡、各方要统筹裁减核武器，不需要考虑怎么打仗。
而威廉·佩里教授当初在OSRD那几年，刚好赶上过处理62年古巴导弹危机，做过政府的技术顾问，在无核化方面也有点心得，所以就被赶鸭子上架了。
等到97年克琳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需要打科索沃战争，需要军事人才型的防长时，这位只会统筹裁军却不会打仗的数学家就被卸了，继续回到斯坦福教数学。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说句题外段子，1942年，罗斯福总统时，OSRD成立第一年，掌管的通讯电子类经费预算是4亿5千万美元。
当时因为OSRD的办公室主任是出身MIT的凡尔纳·布什教授（这位布什教授也是台尔曼校长的导师。斯坦福后来的校长台尔曼，他自己读博的时候是在MIT读的），所以MIT分到了最多的1亿2千万美金，作为电子科研专项预算。
其后的加州理工分了8000万，连哈佛这种文科大学，都靠一个“哈佛无线电实验室”分到了3000万。而斯坦福大学的EE系虽然很强，却被那些传统的东北人看不起，只拿到了5万美元。
台尔曼校长深以为耻，从此就患上了lobby恐惧症，不再把最得意的门生派去搞科研，而是让第一流人才去OSRD为斯坦福吹牛逼要经费、第二流门生才留下埋头搞科研。这个也一度导致斯坦福的学风向“汇报型人才最重要，实干型次之”的方向歪风。）
……
扯得有些远，暂时回到会见和斡旋上来。
诸位看官只要知道：顾骜面前的这个潜在合作者，目前便挺牛逼、未来会更牛逼就是了。
简单的客套和试探之后，顾骜单刀直入：
“佩里教授，如果我们天鲲传媒愿意出资赞助，请求贵校每年接收数名中国顶级理工科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定向委培读研——您觉得有合作的可能性么？我们可以保证，这些人才都会被用在与雅达利对抗的最前沿，为硅谷的产业繁荣做贡献。”
顾骜如此提议，当然不仅仅是急于得到优秀人才，更是为了确保将来能掌控好公司的技术团队——
他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用得挺顺手的名校生在搞研发，比如给他做游戏机研发的杨自豪、鲁运达等人，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奋斗着。
可是，随着今年7月份，这批77级本科生要毕业，以中国的国情，就得任由他们被国家分配到各个单位去。
这是法律强制的，顾骜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想把用得顺手的人才留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搞个留学交流项目。一旦这些人成了留学生，中国的人才管理法律和政策就管不到他们将来如何就业了。
1981年，国内已经有了公费留学的口子，政策是允许的。只不过国家的钱不够，又找不到外商赞助，所以规模不大。
顾骜自己不想显山露水的话，到时候让舒尔霍夫出面，去跟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大学谈。以Tencoin Entertainment（USA）的名义赞助，国内的人鬼知道里面的真正门道。
当年跑到国外去后，最后不肯回来的留学生，可是不少的。无非顾骜笼络的这批人，哪怕不回去，也照样是在硅谷给顾骜打工、用硅谷这边的委培合同和保密协议牵制住，不会给他们背叛顾骜的机会的。
不过，顾骜这盘大棋，在外人眼里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
所以威廉·佩里暂时一点口风都不想松口。
他公事公办地说：“交流生这种模式，斯坦福当然是有先例的。但我们要确保学生质量，而且，这种事情不适合双方谈吧，应该是三方合作——你提到的中方大学，是哪几所？他们为什么没有派人来？”
顾骜：“那我说得再直接一点吧，我先无条件捐献给斯坦福大学200万美元，我希望你们跟浙大合作，每年接收两名电子工程和数学系的本科毕业生读研。每年每人次的开支我们再另算。如果他们在学校时，导师愿意进行一些不那么基础的、可以转化为商业技术成果的研究，天鲲娱乐还可以赞助科研经费。”
威廉·佩里斟酌了一下，敏锐地反驳：“浙大……我不了解，或许我可以问一下邱，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不过你提到的‘赞助科研经费’，应该是贵公司最终想占有科研成果的吧，这算什么赞助。要赞助，至少也要1比1额外赞助基础性研究，否则免谈。”
威廉·佩里口中提到的“邱”，当然是他的同事邱成桐教授了。
邱教授如今还在斯坦福数学系教书，正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年轻数学家，历史上明年就会拿到四年一届的人类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另一个时空，后来浙大到90年代时，也拿到了一些斯坦福的交流名额，靠的就是邱成桐教授的关系斡旋，加上最早几批试点的留学生争气，后来就形成惯例了。
不过，就在邱教授拿奖前后这段时间，也涉及到他本人的跳槽问题——邱教授似乎是最终选择被挖到普林斯顿，才拿到了菲尔兹奖。可见欧美学阀风气还是很厉害的，有时候你不去普林斯顿或者巴黎，似乎就没资格算人类顶级数学家。
同时，威廉·佩里谈条件时的敏锐程度，也是一点都不含糊，丝毫没有被“大资本家”忽悠的可能性。
对顾骜承诺的所谓“赞助”，他一句话就戳穿了。
一看就是在OSRD那些年养成的老辣。
偏偏他在这方面很有话事权，顾骜想找个别人谈、绕过去，都不可能。
“好吧，我承诺，如果赞助，一定按照1比1的定向经费和非定向经费混搭——也就是有一半的钱，你们可以任意拿去做任何基础性研究，哪怕成果无法商业化。”
基调定好之后，双方总算能稍微愉快一些地开始讨价还价。
佩里教授也不会亲自开口应承给研究生名额，显然要拉几个同伙分担一下风险，并且分赃。
同时，顾骜也知道怎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比如在佩里教授的同事面前时，提出来的总条件，肯定跟单独跟威廉佩里一个人私房话时有点差价。
任何国家，谈事情都是要给各个决策者之间设置回扣差价的么。
具体过程过于阴险，容易引起不适，玷污神圣的学术，就略过了。
佩里方面最后开出的苛刻条件，大致是这样的：
“一次性捐款300万美元，我们就把这项学术交流作为半固定的制度、约定俗成下来。以后每年给斯坦福数学院60万美元、电子工程学院60万美元。数学系和电子工程系会分别招收两名浙大来的优秀本科毕业生。不过，我们要自己组织准入考试。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会自行向其他中国顶级大学的数学和电气专业发出邀请，填补缺额。”
顾骜算了算，这就是每送一个人来读研，公司需要给30万美元的赞助。这笔钱算是该生三年的开支、给学校的好处、以及这三年里跟导师做基础项目的科研经费。
要知道，如今正常考进来的斯坦福工科研究生，读三年研，总共才平均8万多美元开支。（当然对于1981年的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自费是根本留不起学的。）
如果顾骜还想占有研究生在校期间的商业化研究成果，最多还要再赞助30万美元科研经费。由那部分钱做出来的成果，才是知识产权完全归属于天鲲传媒的。
当然这30万花了之后，还可以占用一些导师的才智和精力，这才是真正值钱和吸引人的地方。毕竟斯坦福的教授们随便点拨你几下，都是很值钱的。
想在硅谷搞顶级科研，成本真是贵啊。
但是，随着雅达利的崩溃，码农和电路设计是们单打独斗就能应付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了。哪怕是应用电子产品领域的科研，很快也会走上成本巨高的时代。
顾骜暂时没有选择。
斯坦福之于硅谷，正如硅谷之于美国，正如美国之于世界。
幸好他钱多，暂时先忍一忍。等他两年后干掉雅达利，彻底证明了自己的牛逼后，就轮到硅谷的学界反过来求他给前沿机会和项目方向了。
正如后世随便一个互联网小公司，要想招到通用人才，付出的成本肯定比阿狸巴巴招同一个人花费更多——因为在阿狸巴巴人家还有招牌和前途，资历写进履历漂亮。要扭转这种差距，就只有在钱上多补偿人家。
天鲲娱乐要是没有之前炒作起来的“雅达利唯一指定敌人”的头衔，拿着钱人家都懒得理你。
顾骜想明白之后，接受道：“谢谢，合作愉快。这样吧，我再出10万美元，希望可以请台尔曼老校长露了脸，到时候出席一下双方的合作仪式，你看怎么样？”
台尔曼老校长今年已经81岁，早就退休了，而且身体一直不好，长期卧床（历史上明年就死了）
但他是威廉·佩里的授业恩师，在斯坦福的威望又无人能比。
10万美元买他一起出席某个场合拍张照，也算合理价位。
……
大致敲定了合作意向之后，顾骜就得赶着回国了。
国航没有从旧金山起飞的航班，他为了省事儿不想再绕远路，就搭日航（JA）的航班，先飞东京，再转机回国。半路上说不定还会跟任天堂的山内溥谈点儿技术收购和转让，为即将组建起来的全职研发团队做些储备——不过顾骜肯定不会是针对任天堂的前沿核心技术下手，所以不会被山内溥警觉的。
临走之际，他吩咐手下：“舒尔霍夫，如果佩里教授这边后续还有疑问，你随时联系我。钱的方面如果有些小波动，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不是大问题。你处理完之后，就尽快飞一趟钱塘，记得先找教育主管的有关部门预约，然后再当面跟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