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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一愣，完全没想到顾骜是这个反驳角度。
不过他看顾骜地位低微，随即就很不屑地反驳：“哼，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这是大是大非的定性问题，怎么可能因为规模的量变而转移呢！”
“当然有区别，一切问题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怎么能无视客观变化呢！
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只有将‘剩余价值’主要用于投资的，那才有可能是资本主义。“资本”这个词的存在目的，就是单指扩大再生产，而不仅仅是占有利润……
按照马克思原文的字面意思，这个‘主要’的占比至少要超过50％。如果雇佣规模不够大，即使占有了部分类似于剩余价值的货币，也会被小业主用于改善个人生活，这样就无法利滚利……”
“而马克思对于当时的社会剩余价值率及普遍剥削程度，是这样算的……”
“马克思还考虑到了人在富裕后提高消费水平的可能性，并做了充分的社会调查，认为工人之所以无法完成原始积累，就在于‘他们只是挣扎在温饱线上，即使让他们的收入提高一倍，他们也可以为了更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将多出来的钱消费掉，故而无法用于再投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小业主用于个人生活改善的支出就足以消耗掉4个工人产生的剩余价值……”
“因此，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可以推出，凡是雇佣8个工人以下的小业主，其通过组织型劳动所获取的利益，‘主要部分’并不足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又何谈资产阶级的生产组织方式呢？我国支持这种经济成分，完全是按照马克思的原教旨，在合理范围内更好地搞活经济！”
顾骜洋洋洒洒地用德语一阵忽悠，而且并不是一口气说完的——中间还穿插了好几处谢尔盖的质疑和反驳。
他的话术组织层次之所以表现成现为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交锋的结果。
谢尔盖和其他几个阿方人士，自忖都是饱读原著的。
不过被顾骜这么层层递进地反驳，无不手足无措起来。
“马……马克思还能这么读？我们几十年书白念白研究了么？这不可能！”
谢尔盖已经是阿尔巴尼亚国内最好的大学、地拉那大学的哲学高材生出身了。虽然他知道，阿国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包括社科研究）比较弱，远远不能和大国相比，但他自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坑看不出来。
但是，他这次偏偏就没有提前看出来。
反而在不必要的地方浪费了太多的口舌和弹药，被中方智商压制了。
“哼，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搞定对手后，顾骜内心得意而又敬畏地想。
他可是借用了后世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室专家、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
以华夏社科院的水平，来跟阿方的哲学家辩论，赢了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汪苏凤刚才听得已经是目眩神驰，不听拿手巾擦汗。
外事交谈都是双方有笔录速记的，毕竟说过的话都不能赖。没想到最后还是靠顾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愣头青，帮他收拾了残局。
……
“小顾！今天多亏你了！”离开会谈室的时候，汪苏凤觉得自己后背的衬衫都已经湿了。
“没什么，术业有专攻而已，这是我应该做的。”顾骜一点都不装逼，他也不需要急着显摆。
反正一切都是双方留档的，该是谁说的都抢不走。
是在何种语境下说的、是主动挑起的？还是被动迎战、为了捍卫国格？这些细节，统统都会有记录。
所以仅仅一天之后，顾骜的事迹就传回了国内。
当时，有关部门刚刚完成了与日本大使的会晤，国家的开放，让西方世界与我们的关系陡然友善起来。
对于开放后的外交形势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那边，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华夏改革越彻底，西方对华态度改善就越亲密。
需要担心的，只是本来东欧那些国家，是否会反应太过激烈。
华夏倒不怕东欧弹丸小国真的能闹出多大动静——大家离得这么远，东欧弹丸们鞭长莫及，能起什么作用？
关键是怕这些国家把声援越南的阵营舆论造势造起来后，逼得苏联也没台阶下，加大对越援助力度，那事情就棘手了。
小弟和马仔们坏事儿的主要方式，就是时刻保持围观和注视大佬，然后在一旁摇旗呐喊、起哄助威。
搞得大佬想找个台阶偷偷下、服个软，都没机会，怕丢面子。
阿尔巴尼亚虽小，却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为挺华反苏的，标杆作用很重要。所以有关部门领导在问起近期的进展时，汇报者就自然而然从这个角度切入了。
“哦？看来宣传部门和理论研究部门的工作做得很好么，这种新形势下的论战，都挺过去了。”听到好消息，有关部门领导心情自然不错，也就不介意再多休息几分钟、就当听听龙门阵了。
这是一个意外之喜，说不定能给苏联人多找半个台阶，让他们在作出“不以动武方式为越南人出头”这个决定时，多留点面子——
这可不是小事。如果能确认苏联人不会在华夏南顾的时候动手，北方的几个军区就能降低一些动员等级，少做一些军事演习和展示肌肉的威慑。
百万万大军少进入一级战备，那省下来的钱和资源可都海了去了。
北线的情报如果更准确一些、外交姿态更明朗一些的话，只要能省掉其中10％、甚至5％的动员浪费，那都足够外交部全体吃一个世纪的红酒牛排了。
给外交部花的那些钱，确实值。
至少在国家需要裁军、缩减军费的时候，或许往外交口花一块钱，军费就能少花十块钱。
……
确认论战进展后，下一个话题自然而然就会聊到立功人员。
“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是哪位同志负责的。”
“汪苏凤，也是部队转业到外交口的有经验同志了。”汇报者的功课做得很足。
“部队转业干部的理论业务水平，提高很快嘛。”
汇报者不敢隐瞒，连忙解释：“他的领导组织工作是做得不错。不过这次论战的主要理论弹药，还是外交学院的专业人才提供的——我来之前问了黄部长，说是人手不足，有安排外交学院的高年级学生，提前作为专业的助理，进行协助。倒还真发挥作用了。”
“哦？是在校生？”听者显然心情很好，坚定地大手一挥，掷地有声地说：“看来我们恢复高考的决定，果然还是很英明的嘛！新形势下，就该有了解新情况的同志来处理专业问题！对了，那位小同志是如何掌握这些能力的，有调查过么？”
汇报者陪着笑赞美：“您说得太对了。从外交部门的内部调查来看，应该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有些新形势下的新理论问题，国内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所以那些有经验的老同志，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不一定用得上。所以恰好被那位小同志立功了……”
“认清形势，不骄不躁，难得。深入调查一下，如果没别的问题，可以作为典型！”听者的心情很是不错。
于是，他又免不了问了一些论战当中的具体理论依据。
汇报者自然也是现学现卖，把《资本论》中的相关段落都解释了一遍。
“让报纸明天就把这个论战发出去，就说是我说的——这个例子非常好，谁说搞活小业主、小个体的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才有的？马克思都说了，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很好补充嘛！只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应该观察观察。跟阿尔巴尼亚人那样，死抱着谁穷谁有理，我看那才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最后这八个掷地有声的字眼，被一字不差地记录了下来。并且在第二天，成了那篇本来无名社论的标题。
……
历史上林专家的那篇文章，自然是没有资格上头版头条的。毕竟那只是经济理论工作的学究之言，是在故纸堆里做文章。
但是，如果同样的话语，是因为“我国遭到居心叵测的阿尔巴尼亚人攻讦时、为了捍卫国家尊严”而不得不反击的素材，那定性就绝对不一样了。
于是，在12月24日，《人人日报》头版，就登出了一篇顾骜连夜赶稿润色后的文章。
整版文章。
标题就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署名：顾骜，林子里（经济研究室和社科院的专家，为顾骜的即兴发言做书面整理，所以挂了第二作者）
第046章 荣归
整版文章出来的时候，顾骜本人根本不知情。
汪苏凤是在前一天晚上早些时候，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酒店里，紧急对国内作简要的工作汇报。
而顾骜所谓实习的助理人员，连参与汇报的资格都没有。
也幸亏当时有那么多外国人在场、又有谈话纪要，所以汪苏凤不可能吞顾骜的功劳，所以汇报肯定是公允翔实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就算跟阿尔巴尼亚人论战嘴炮的时候，不是汪苏凤亲自开口的，只要他把这份汇报及时发回国内，同样会贡献不小——
东欧十国的访问工作，还没彻底结束呢。阿尔巴尼亚方面火线发现了一些有用的论据，立刻分享给兄弟单位，这也是为国立功，领导有方、组织得力。
再加上两地六个小时的时差，报纸出现在京城街头的各处报亭书店时，顾骜还在从莫斯科回京城的飞机上。
在莫斯科机场时，顾骜遇到了叶纨，以及叶纨的领导。
也就是负责出访民主德国的那个外交小组。
毕竟当时从莫斯科到京城的航班数量稀少，连每天一班都不一定能保证。所以尽管顾骜一行人抵达莫斯科比叶纨早了好几个小时，等转机的时候依然碰上了、一起回国。
叶纨看到顾骜时的表情很精彩，羞愧与惊讶兼而有之。
顾骜当然是非常坦然，找到一个落单的机会后，他单刀直入地澄清：“现在不怀疑我了吧。我那番话是对是错，已有公论。”
叶纨羞愧地说：“对不起。”
顾骜也懒得计较：“行了，知道我没错，以后别再怀疑我，咱还可以算朋友。看在你没有随便大嘴巴的份上，我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叶纨却更加无地自容：“我最后还是剽窃了你的理论，在柏林的会谈中……算我欠了你一个人情。”
顾骜：“是么？是部里把我的学习材料转达给你们之后，还是之前？”
叶纨本来咬着嘴唇，如今终于可以稍稍理直气壮一点：“之后，所以我也不算侵犯你‘原创’的名声。”
顾骜大度地拍拍对方肩膀：“那就当没这回事吧。反正部里本来就让你们学了。”
这种理论创新，本来就不可能用于为个人谋取经济利益。顾骜的“原创”没有被抢，名声就在了。
叶纨实事求是地说：“不过我总归是因为提前偷跑学习过，占了点便宜——我回来的路上，都了解过另外几组的同学了。他们那边是火线赶学，有些连《资本论》都没来得及翻，临场口才表现差远了。不管怎么说，我欠你一个大人情，以后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只要不违背原则，尽管找我吧。”
论战中是否有书面素材，能否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