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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德州仪器是摩托罗拉系的重要供应商，在摩托罗拉不掌握CPU具体工艺，以及很多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德州仪器为摩托罗拉系提供了很多技术帮助。
换言之，摩托罗拉有点像CPU和很多核心芯片的“设计方”，而芯片重要的不仅仅是设计，还有很多配套，都是需要核心技术的。
说句外行人容易理解的比喻，德州仪器就是比摩托罗拉处在芯片产业链更上游的供应商。只是后来摩托罗拉系完全被英特尔系碾压了，德州仪器也就跟着有所衰落。
（英特尔占据的产业链长度更长，所以其实严格来说很难对标。英特尔相当于是把从德州仪器到摩托罗拉的两部分活儿中，都干了一大半，它对上下游合作者的依赖度更低。）
在这种情况下，德州仪器跟天鲲系要说有历史交情，那也是说得过去的，相当于是他“供应商的供应商”。现在只不过是趁机再联络一下感情，并不会显得突兀。
即使商业见解方面交流得深入一些，也不会让人觉得交浅言深。
所以，共同的产业兴趣，让顾骜与约翰·夏柏很快谈笑风生起来，似乎相见恨晚。
夏柏聊了一会儿，觉得顿生知己之感，意犹未尽之下，听顾骜介绍他身边的女伴米娜也是商界新秀、但不是电子产业的。夏柏也就随口问起米娜的看法：
“不知美丽的米娜小姐，对我们刚才的讨论，有什么看法呢？”
米娜谦虚一笑，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我是做快消品的，对你们技术含量那么高的产业能有什么见解，我完全听不懂啊。”
“商业逻辑是不分技术高低的，任何行业都有可以借鉴的经验。”约翰·夏柏出于礼貌，捧着追问了一句。
米娜见推辞不过，才稳妥地说：“我是中国人，没做过美国市场，所以我只能用在中国学到的经验来说说看法。
目前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很多人都非常信奉你们美国传来的‘全球分工体系’，觉得每个企业，乃至国家，就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把自己有比较优势的细分领域做到极致。
而不是抱着敌意戒备的思想，非要自己完全求全——那是一种害怕被敌对阵营经济封锁、技术封锁时才有的落后思想，在开放的、法制完善的、充分竞争的统一大市场内，不该有这种落后的思维。
所以，自己做不好的、未来做不到行业第一的生意，我都是毫不犹豫放弃的——就像我的红牛，我绝对不会因为红牛在亚洲卖得好，我就跟风靠着这个渠道再去研发自己的可乐卖，我知道卖可乐我一辈子不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去了也没钱赚。不如专注于运动功能饮料，在这个细分领域做到行业第一。”
米娜本来就长得漂亮，气质高雅，同时带着一大半白人混血血统的面容，又很符合西方人的审美。所以刚才本来就有好几个富商在旁边，想要蹭话题听。此刻米娜如此高谈阔论，立刻就引起了一堆美国人的“万国来朝”好感。
（西方人对黄种人的审美，跟黄种人对黄种人自己的审美，是有很大差距的。在西方火的黄种人超模，我们中国人看了都觉得丑得一逼。同样嫁给有钱犹大人的黄种女人，在亚洲男人眼中都是邓文迪普利西拉陈这种丑货。
所以，叶纨这种东方古典一点的美女，在白人眼里就不是美女了。萧穗这样偏气质型的好点儿，相对能中外通杀，但绝对都不如米娜。）
听听！中国人现在是多么地“言必称美国”，在美国学界流行的“全球分工论”、“比较优势论”，连远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信仰了！
这是美式价值观的胜利呀！
第610章 有人就有左中右
约翰·夏柏等人，显然被一个来自中国富商少女的价值观崇拜言论，给吹得飘飘然了。
漂亮小姑娘的崇拜姿态，向来是最容易让大叔们忘乎所以的。如果这个漂亮小姑娘本身也是个富商，同时摆出一副向前辈学习的姿态，那杀伤力就更大了。
既然连中国人都这么信仰“比较优势”这一商业学术，咱美国人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秉持这套资源配置理论、专注于自己公司最有竞争优势的业务呢？
有同行抢得比较凶、未来估计也建立不起利润壁垒的排骨业务，就该顺手丢掉嘛！
约翰·夏柏立刻就下意识想起了德州仪器如今的排骨业务半导体。
那个业务，三五年前还是挺赚的，但是自1982年、老对手英特尔的新总裁、那个疯狗安迪格鲁夫发起了改革之后，德仪在这个业务上，已经被英特尔追咬得没什么利润了。
更恶心的是，曾经跟英特尔站在一条战壕里的AMD，现在据说也要另外投靠主子，有趋势要接受索尼的投资，搞CMOS芯片，未来要跟英特尔抢生意。
众所周知，在二八原则的科技品牌市场，第一名能赚80％，第二名能赚将近20％，第三名往后就等死吧。
在德州仪器与摩托罗拉联合、索尼与AMD联合、英特尔自成一派（未来会跟IBM和微软这些联合）的大局面下，半导体行业的未来趋势，显然是一块大家都没钱赚、只能打打价格战的排骨市场。
还不如集中比较优势做DSP和传感器呢。
这番思想，严格来说并不是被米娜的捧杀给塑造出来的，而是一直在约翰·夏柏脑中就有影子。事实上，在此之前，德州仪器内部，就未来研发投入的发展方向上，就已经产生过多次争论了。
CEO约翰·夏柏和常务副总裁张仲谋，已经辩论过多次。历史上张仲谋85年愤然辞职离去、回湾湾创办台积电，那也是经过很久的矛盾酝酿的，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米娜今天的捧杀，只是坚定了约翰·夏柏的信念，稍微推了一把，同时把他架在意识形态优越感的台子上，下不来了。
这里很有必要提一句，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初这十年，美国人自己对于“比较优势、靠资本运作优化社会资源配置”这套信仰，也是非常崇拜的，并不只是拿这套意识形态来骗外国人。
后世有些东方学者，因为看到了苏联解体后，美国人搞“自由资源配置和比较优势”，在俄罗斯弄“休克疗法”，把露西亚人休得欲仙欲死。
或者是看到了在东欧的捷克等地方搞“公民券式国企私有化改革”，数年后捷克的企业统统短期内财务数据非常好、经济虚火，但科研就此被砍断档，后来一蹶不振。
然后，就觉得这都是美帝的阴谋。
其实，客观破坏是真的存在的，但“美帝的阴谋”倒不见得。
因为当时美国人自己也是这么信仰的，华尔街疯狗们搞死美国自己的老牌科技企业时，心狠手辣的程度是一点不亚于搞死露西亚人和捷克人的。
换句话说，美国人不是阴谋给敌人开一副经济改革的毒药，而是他自己真心信奉这是补药，给别人服毒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一起吃，而且确确实实吃死了不少美国科技企业。
所以，严格来说这不叫“美帝的阴谋”，而是华尔街的下作。
华尔街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对东欧一视同仁地毒，一视同仁地背后捅刀，金融资本是没有祖国的。
在当时的华尔街意识形态看来，要让资本和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对付科技企业应该怎么改革？就应该由资本巨头排排坐吃果果，说好了CPU行业全球就哪一两家投入巨资研发，其他的就把这块业务自裁了，别挣扎。
这样，资本圈的钱，才不会浪费在“重复研发”上。
你一开始不如别人，就该立刻放弃抵抗，做你擅长的事情。研发部？砍了！比如德州仪器，你至少把半导体研发部砍了，因为你在这个领域不是世界第一第二。而DSP和传感器的研发部当然还是要留着的，因为这个业务他们是全球第一第二。
所以严格来说，当时华尔街并不仅仅是劝诱中国人“你们别执着于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没比较优势的东西造不如买”了，他们还同时劝说在美国排名在第三名及以后的科技企业，一样“别执着于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没有比较优势的东西造不如买”了。
套用《鸿观》上宋红兵一句话：美国的各方势力，按照是否忠于美国，可以粗略划分为“美国利益派”和“商业帝国派”。
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波操作，显然是华尔街商业帝国派期望和主导的。
在华尔街商业帝国派眼里，他们希望削弱全世界一切国家的政权力量和军事力量，包括美国在内。
对华尔街商业帝国派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就是全球所有政府（包括美国）孱弱不堪、所有武装力量（包括美军）自废武功、所有资产全部上市可以交易、不存在禁止交易的内容。
然后他们靠美联储来解决问题，真正实现金融万能论。
一项全球前沿技术究竟是掌握在美国企业还是中国企业手上，担心的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派，至于商业帝国派是不在乎的。商业帝国派在乎的是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你得接受华尔街跨国资本的投资。
当然了，你要是华为这种非上市公司，不肯被股市金融资本分享你发展后的利益，那就杀你没商量了。外国公司如果坚持不触股，你就同时得罪了美国利益派和商业帝国派。
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有技术含量的公司上市，也是有一定的迫不得已考量在内的。因为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你只要确保你的股能被华尔街金融资本买到，那么至少商业帝国派的势力就不会跟美国国家利益派一条心搞你。
……
扯得有点远，无非是烘托了一下当时的社会意识下，美国人自己对“比较优势分工理论”的信仰。
在一个年轻、成功、来自东方的“信徒”的崇拜下，在场美国富商们的意识形态自豪感，被彻底推高到了一个骑虎难下的自嗨境地。
约翰·夏柏听得心有戚戚焉，搓着手激动地思索着对策。
而顾骜搂着米娜，挑起了大家的情绪后，就到一旁深藏功与名了。
顾骜找了洗手间，确认附近没人，然后掏出手机，给彼得·彼得森拨了个号码。
84年的手机才第一年商业化部署，当然还没有任何窃听发展起来，也没有通话记录。
彼得·彼得森今天也是来参加鸡尾酒会的，只不过顾骜不希望在黑石基金的人上门给夏柏提供便利之前、就让任何人看到他跟彼得森的交谈，免得将来被人复盘出因果关系的联想，所以才坚持打电话。
“让施瓦茨曼露脸吧，夏柏应该已经自己‘临时起意’了。”顾骜只说了一句，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他离开洗手间，搂着米娜跟其他人喝酒去了。
会场的另一侧，黑石基金的COO施瓦茨曼，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德仪CEO约翰·夏柏的面前，请他一起聊天干杯。
施瓦茨曼跟彼得森是雷曼兄弟时期就老搭档了。
如今成立黑石基金后，彼得森跟施瓦茨曼也算分工明确，彼得森专管寻找和评估投资，而施瓦茨曼专管投资后帮助被投资对象优化管理、整改经营，把股价做高。
这个分工和顾骜完全没有关系，原本的历史上，黑石基金就是这么运作的。
约翰·夏柏正在兴头上，此刻干了一点香槟，便鼓起勇气问道：“施瓦茨曼先生，我正要找你呢。黑石基金也算是咱德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