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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骜看林国栋暂时没有作声,装作不懂行的样子求教:“我听说,在香江要是有律师看了技术交底材料后泄密,客户是能直接拿着证据和保密协议,去找相关行业协会投诉的吧?好像不仅要巨额赔钱,那个律师还会被吊销执照、终生禁止执业。不知是不是这样?”
林国栋笑得比哭还难看:“顾生对我们这边的法律很了解啊。没办法,这比‘刑事律师知道自己的委托人有什么不利证据后,主动出卖委托人利益、向检方揭发’还要严重。”
“那么,你还坚持要签和看么?”
“先……暂时先不看了吧。或者草签一个意向,不要保密条款,也不看技术交底。”林国栋有些招架不住。
他连忙借口让服务生过来、加了两道茶点,然后喘息了两分钟整理思路。
趁着这个间歇,林国栋喝掉了一整杯红茶,又略带谄媚地把刚热乎乎端上来的茶点推到顾骜面前:
“顾生,来,尝尝咱半岛酒店的蔓越莓松饼,这也是港府一绝了,总督都经常来吃的。”
顾骜礼节性地拈了一块。
“既然第一个议题没有分歧了,我们来说说第二点吧——上午你跟包处长说,我们这个技术虽然取得的效果很好,但原创性不足,很多都是借鉴已有技术拼凑的。我现在就跟你深入聊聊这个问题。”
林国栋下意识觉得裤兜里一疼,却不是蛋疼,而是卡包里的信用卡在疼。
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顾生,只要一二三四每报出一个点,他手头的风险分成可能就要下跌三五个点。
第068章 奸诈得人设崩塌
上午的谈判中,林国栋指责包处长说“中方的技术独创性不足”,主要的表述方式,就是质疑“膜法”这种新的方法思路中,所用的“膜”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
当然,这一点并不是由于包处长在材料中授人以柄。
而是林国栋凭借几十年港岛精英律师的经验,自己推断出来的。
因为在中方给他的初步“权利要求书”中,没有要求保护生产这种膜的配方。
在专利申请中,如果一样东西或者一个技术点,没有写明要求保护,那么多半就只有一种可能:这个技术点是前人的“现有技术”。
林国栋何等老辣,他仅仅瞥了一眼,就得出了结论:中国人发明了这种“膜”的新用法,但膜本身肯定是外国人早就搞出来的材料。只是外国人没想到把那种膜、用在制氦机这个场合。
在专利申请中,题目格式为“一种XX材料,及其在YY领域的使用方法”的申请,肯定是比只有“XX材料在YY领域的使用方法”的申请要容易过得多,律师的工作量也小得多。
“及其”两个字,非常关键。
关系到这个东西是不是从胚胎开始,就是你独门原创;
还是把别人家孩子捡回来、调教出了新才艺。
但不管怎么说,“发掘了别人家孩子的新才艺”,法律上讲也是发明,也是受各国专利法保护的,无非律师证明的时候多费点手脚。不然法律上就不会专门分别定义“物品发明”和“方法发明”了。
而顾骜的反驳,自然也要精确切中这点,从技术上正面回击。
“……虽然这种膜材料本身并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材料的原始发明者,本身的实验目的是基于XXX项目、预期用途是YYY……”
“鉴于这是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完全不同技术领域。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无法通过现有技术结合公知常识,推导出ZZZ的用法……”
“而且,考虑一种新技术的创造性是否达到发明应有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不应考虑其研发过程中的难度,更应该考虑这种思路是否克服了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固有偏见、取得了预料之外的技术效果……”
(以下省略五千字,我不想拿专代科目二的答卷水字。)
顾骜口中旁征博引的这些,都是德、法等国通用的《专利审查指南》方面的技术文档,是各国专利局的指导文件。
英美法国家可能具体描述略有不同,但基本判断思路是相当的,毕竟都要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大框架下实现国际范围内的知识产权保护。
其实,哪怕是包处长,对里面某些条文都是了解的。但他不懂技术,不知道怎么往里套、以用于砍价,于是只能靠顾骜这个技术男来解决。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要规定:专利代理人必须是本科理工科毕业、才可以考取执业资格证。而文科生,哪怕是专修法律的,也不可以考(如果再去念个理科学位就可以了)。
因为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大多数人都发现,这里面的技术辩论,技术比法律重要得多。相关法律其实没那么难。顾骜后世一个码农,在支付宝接触的算法多了,也渐渐知道些常识。
但在1979年,国人显然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各部的外事局,哪怕做涉外知识产权协商的,基本上都是学了点外国的通用法律准则,就直接上了。
缺少真正扎根一线、有过科研经验的人员。
……
林国栋被顾骜的表现,杀得节节败退——不过也毋宁说是他一开始欺负内地人不懂行,所以开了个近乎讹诈的高风险分成。
顾骜只是把其中的水分一点点榨干。
“最后,我还想陈述一点事实:贵司对于专利维持费的法务成本估计过高。一开始你们认为后期在美法德日四国都申请专利、20年的总维持费成本可能要60万美元,并且以此为基调作为风险折算的基价。
我想说的是,年费是可以不交满年限的,如果我们觉得技术前景不好、或者其他国家有绕过我们技术路线的更好替代方案,只要我们弃权,后面这些年都不用交了。
我们本来就没指望膜式制取法可以领先20年,最多5年后,杜邦和巴斯夫说不定就能搞出迂回掉我们那种膜的新材料,我只打算赚5年的块钱,所以只要15万总年费预算就够了。这样总法务成本就从80万降低到了35万……”
“行了,别说了!”
这么谈下去,林国栋觉得自己就快成OPEN BOME了,成本一项项都被客户分析干净了,还玩个屁。
他觉得顾骜肯定是个恶魔。
“这样吧,最后一口价!大家干脆点儿。货物出口额的15%,技术授权费的30%,作为风险款项。包处长,您觉得怎么样?”林国栋只想用天下最好的山珍海味,甚至是美女的樱唇,堵住顾骜的嘴,然后让包处长快点拍板。
顾骜这厮,太了解行情了。
包处长虽然不懂全局,但他察言观色还是看得懂的:“我觉得还可以再聊聊……”
林国栋又一咬牙,暗忖内地人估计只会卖设备,不会想到怎么直接卖技术授权,那就把后一部分的分成再降低几个点,以示诚意好了。
“货物出口创汇分成不变!对外技术授权费再降2个点!不用算了,如果通盘考虑,后一部分是绝对降不到5个点的。我可以把同行合同都拿给你们看!”
……
包处长和顾骜,又坚持谈判了两天,最后拿下了货物出口额12%/技术授权费25%的辉煌成绩。
虽然在顾骜看来,只要林国栋运作得好,未来还是大有赚头的。
但国家对这个条件已经很满足了。上面本来觉得砍到20%/35%,就是可接受的底限。
包处长觉得顾骜身上已经再也没有潜力可挖,而顾骜觉得与其在这些小钱上再纠结,不如让国家以最小的代价稍微买点教训——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教训。
其实这次的事儿,只要国家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敢确认这是“国际最先进水平”而非仅仅“填补国内空白”,那完全是可以一开始就不要风险代理,而是直接全资把律师费掏了,干嘛跟香江人谈分成制呢?
在这种状态下,包处长和林国栋“在友好祥和的氛围中签了约”。
顾骜则在他的实习报告上总结了这次的谈判经验,并且建议“在下次遇到此类情况采取非风险代理,并成立由技术人员而非外事人员组成的评估小组”。
他并没有越级装逼,而是让包处长审批、署名之后,再往外事局递。这样包处长也算是知情了,领导功劳也少不了,算是很会做人的稳妥处置了。
签约完成,包处长第一时间给京城打了电话报捷。
京城方面立刻表示了嘉奖。
与此同时,跟林国栋分手的时候,顾骜还不忘跟他支招:
“这个技术,法国人将来完全是可以绕过去的——膜法的思路被启发之后,具体用哪种膜,已经不重要了。就像青霉素的专利一旦公开,启发了人类‘从细菌分泌物’角度去找抗生素,很快链霉素土霉素都会出来的。所以,专利潜水艇这招,不是不能用,要慎用。你就别指望收别人的侵权费了,追认两笔‘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新增扩大市场的合理授权费’,就差不多了。另外,18个月的保密期也别用足了。你自己想办法,怎么勾引法国人、然后提前引爆掉就好。早点儿落袋为安。”
这些黑话,包处长已经完全听不懂了。
而林国栋也一度怀疑:顾骜这厮真是来自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么?怎么比资本主义世界的奸贼还要奸?
简单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发明专利,在刚刚申请后的最多18个月内,技术细节是保密的,这段时间是“后悔期”,也就是如果发明人发现同行跟进得很慢,短期内完全赶不上自己,而他又不甘心公开技术细节了,就可以无声无息地撤回。
而在这段“后悔期”内,如果有同行恰好跟你撞车了,那是不用给侵权费的(因为默认你还没公开,所以对方是善意的、恰好跟你研发了一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的专利下来后,他还有新订单未完成、并且也用了这个技术,就得乖乖交授权费了。
授权费比侵权费当然要少一些,不过收得也更和平些,这才是西方知识产权合作的主流——专利本来就不该是限制别人通过的,而是拿来收买路钱的。
顾骜分析了这项技术的启发性与可迂回性,也是帮林国栋更好地替他赚钱。
国家可是给了政策,他顾骜个人,以及他老爹,都是可以在创汇中拿到不低于0。5%/2%的分成的。
“顾生,我有点相信你的眼界、见识和能力了。你这种人,做官真是太浪费了——期待着将来能和你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我觉得,交你这个朋友,比跟处长、局长什么的交朋友,从长远来看更有价值。”
送行的时候,林国栋私下里拉住他说了这番话,显然是示好了。
顾骜当然不会犯错误:“不用客气,这话我可当不起。你要是有本事跟局长交朋友,绝对比跟李嘉诚交朋友还有用一百倍。”
第069章 重逢
跟林国栋的合作,要想见到真金白银的外汇收益,那起码还要再等两三个月——
光是那几个拥有制氦机生产技术大国的专利局,就有最长3个月的期限来决定是否受理、以及进行技术的形式初审。
(注:专利的保护,是按照申请国原则的,也就是你在这个国家申请了专利,就只在这个国家境内受到保护。但同时,只要在生产经营研发物流销售的任何一个环节,涉及到了保护国,那就全案适用。
比如顾骜要对付法液空,只要在法国申请了这项专利,因为法液空的经营地就在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