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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给。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镇压白莲教居然成了嘉庆皇帝一生的辉煌顶点，短暂的上升期之后，是漫长的下降曲线，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彻底丧失了复兴的机会。在嘉庆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沦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以英明、仁圣开头的皇帝，后来却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外表
皇帝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因为他们长得都差不多。从汉代到清代，都是“貌奇伟”“龙睛凤颈”“日角龙颜”“天日之表”，脸上从来不会长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写皇帝的外表很难。因为理论上皇帝应该长得很神奇，而实际上绝大多数皇帝长相平庸得掉渣。为了不犯错误，史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龙颜天表”“凤姿日章”之类搪塞。
《清史稿》关于乾隆皇帝的外表只战战兢兢地写了四个字：隆准颀身。而《清高宗实录》则说他“生而神灵，天挺奇表。殊庭方广，隆准颀身，发音铿洪，举步岳重，规度恢远，嶷然拔萃”。
据考证，乾隆身材并不高大。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目测说，乾隆帝身高约五英尺二英寸，约一米六。这是八十三岁时的身高，估计年轻时比这要高一些。根据现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长度，可以大致推测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间。
好在乾隆皇帝酷爱画像，至今留下的画像不下百张。由于西洋画法的引进，那个时代的肖像画纤毫毕现。这让我们对他的外表有了二维的认识。戴逸先生这样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匀称，丰腴而略矮，身高约一点六公尺。脸庞呈长方同字型，两腮稍削，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和平。青年时代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蔼和慈祥。”
画像虽然传神，毕竟是静态的，无法全面传达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形象。朝中大臣天天陪王伴驾，却不敢留下关于皇帝外表的一个字。好在乾隆时期，机缘巧合，一些外国及中国边远地区的使者都见过皇帝并写过回忆录。这些人大脑的格式化程度远低于朝中大臣，因此留下了一系列相当生动传神的皇帝印象。因此，乾隆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地留下过大量可信的音容笑貌细节记载的帝王。
在外国人中，朝鲜人与中国接触可以说最多。作为最忠实的藩属国，朝鲜每年冬至、正月、圣节、千秋等时节都要派使臣去北京朝贺。
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朝鲜人朴趾源随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使团前往承德。他记载当年八月十一日见到乾隆皇帝的情景说：
皇帝出自正门……肃然无哗。先令回子太子进前，未数语而退。次命（朝鲜）使臣及三通事进前，皆进前长跪……皇帝问：“国王平安？”使臣谨对曰：“平安。”皇帝又问：“有能满洲话者乎？”上通事尹宗以满话对曰：“略解。”皇帝顾视左右而喜笑。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貌若六十岁，蔼然有春风和气。
对于乾隆皇帝，朝鲜人的评价总的来讲还是比较高的。乾隆皇帝的和蔼可亲善于交往，使使臣们对他的个人印象都不错。
每次回国后，朝鲜小朝廷君臣都要关起门来，好好聊聊这次中原之行。使臣往往要给国王介绍些小道消息、奇闻逸事。君臣在深宫之内对天朝上国大皇帝可以肆无忌惮地品头论足，因此留下了一些相当真实的评价。比如对继位初年的乾隆，一位使臣做出这样的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政令皆出要誉”。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这些史料，显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与中国史料不一样的价值。
丹津班珠尔出身于十八世纪西藏最为出名的贵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为首席噶伦，由于在1788年至1792年间西藏与廓尔喀的冲突中处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处罚。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对这次朝见“文殊师利大皇帝”的经历进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们一行四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北京。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门的两位侍卫前来通知明早觐见。
东方发白之时，丹津班珠尔被带到皇宫中门过道上等候。太阳升起时，大皇帝及随从驾到。丹津班珠尔记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黄毡的八人大轿上。抬轿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员的装束一样。皇上身着一件黑貂皮大氅，华丽而珠光宝气。尊容很像普觉寺的上师强巴的样子：长脸，一副威严状，一见就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充满敬意。”
皇帝的轿子到了他们附近时，稍稍停了一会儿，和他们做了简短的谈话。皇帝问丹津班珠尔说：“你是不是班第达之子？”接着问扎西顿珠，“你这胖子是不是班第达之子的同事？当噶伦的？”然后，又问两个汉人是不是四川成都府人氏。最后，皇帝特地招丹津班珠尔到跟前来问道：“你会不会汉话和蒙古话？”他回禀说：“汉话只会几个词，拼成句就不懂意思了，而蒙古话说得不太好。”皇帝在轿上摆摆手，用蒙语说道：“可怜可怜，来来，到这儿来。”于是，他走近轿子跪下。
乾隆皇帝对丹津班珠尔在藏廓冲突中的经历深表同情，表明丹津班珠尔的罪责将会予以赦免，但是他不宜继续担任噶伦之职。皇帝又说，你等藏人可暂时合住黄寺，由朝廷内库拨给薪俸，等新年盛宴之后再回西藏。
对乾隆皇帝的宽宏大量，丹津班珠尔深表谢意。大皇帝面展笑容，点了点头。
这是藏文资料中关于乾隆皇帝音容状貌最详细的一则。
所有关于乾隆皇帝外表的记载中，英国人所作的是最详细传神的。
大约在丹津班珠尔到达北京的同时，马戛尔尼使团也正从英国出发。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底，英国使团抵达承德，在这里觐见了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
这一天英国人半夜两点就起床了，梳洗穿衣。在万树园边上的一个小帐篷里，他们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太阳出来，园中响起了音乐声。那位欧洲人心目中非常神秘的东方大君主终于要出现了。“太阳刚刚出来，从远处传来音乐声和人的吆喊声，说明皇帝快要驾到了。不久以后，皇帝从一个周围有树耸立的高山背后，好似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出来。”
英国人描述说：“皇帝坐在一个无盖的肩舆中，由十六个人抬着走，舆后有警卫执事多人手执旗伞和乐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绣花的丝绸长褂，头戴天鹅绒帽，形状同苏格兰军帽有些相似，帽前缀一巨珠，这是他衣饰上所带的唯一珠宝。”
皇帝所过之处，所有人都纷纷下跪。英国人也没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位亚洲的主人。匆忙中扫了一眼，唯一的感觉是皇帝精神矍铄，远远比他的年龄年轻。赫脱南说他只有“五十来岁，动作敏捷”，“风度翩翩”。
皇帝在万树园中的大幄前下舆，缓步走入大幄。英国使臣随即进入，跪在宝座之侧。借这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英国人终于得以观察这位地球上统治着最多人口的君主。马戛尔尼的回忆录，虽然经刘半农翻译成半文半白，读起来不太畅快，但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风貌：“余静观其人，实一老成长者。形状与吾英老年绅士相若，精神亦颇壮健，八十老翁，望之犹如六十许人也。”
巴罗的记述更为传神：“八十三岁的乾隆毫无一丝龙钟老态。有着一个身体健壮、精神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