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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刀锋-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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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到昆明当面劝驾。卢汉考虑到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答应对云南来一次“整肃”。
    卢汉9月9日上午由重庆返回昆明,蒋介石、毛人凤紧接着就派徐远举带着一大批特务,于下午到达昆明,执行“整肃”任务。徐下飞机见到我之后,急忙跳上我的汽车,带着几个特务直接驶到民革领导人之一的杨杰家中。由于杨杰在他抵昆明前乘机飞往香港去了,徐扑了空,他便对我大加埋怨,说杨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要抓的重要人物,抓到后即由他所乘的飞机押到重庆去,现在竟让他逃走了,如何向蒋介石复命!因为杨杰就住在我家斜对面不远,我多次接到毛人凤要我暗杀他的密令,最后一次我正安排几个特务去刺杀他,不料被我母亲知道了,严厉责备我一顿,我只好暂停一下,结果让他跑了。我是准备接受处分的。后来毛人凤到了昆明,总算找出一些线索,由毛人凤从台湾调派特务将杨杰暗杀于香港。
    徐远举没有抓到杨杰,立即要我当晚就集合在昆明所有的公开单位的特务,由他去见卢汉,让卢同意解散省参议会,逮捕一些参议员,查封几家报社,并由徐远举和我出面,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和刑警大队等单位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说卢汉已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镇压。当晚全城戒严,一夜之间捕到了300多人,其中有省参议员20多名,还查封了几家报社和广播电台,并拘捕了所有员工。整个昆明成了恐怖世界,家家户户都不安宁。第二天,徐远举又亲自率领宪兵、警察、特务到昆明西郊海口53兵工厂,逮捕进步员工30多名。接连逮捕了三天,虽然捕到近400人,但经初步审讯,还没有逮捕到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很不高兴,又于12日派毛人凤到昆明加强镇压,随同毛去的有周养浩、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
    毛人凤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以他这个保密局长之威,也没有把云南中共地下党破获。他希望借卢汉之手,把九九事件中抓到的人杀一大批,让卢分摊血债而不敢起义,但卢一直不同意,直到9月22日,蒋介石由重庆返回台湾时,绕道昆明停留了几小时,事前都不敢让卢汉知道。到机场迎接的只有蒋经国、毛人凤、徐远举和我四个人。我们到了机场,才告诉昆明空军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和场长蒋绍宇。蒋的座机快到昆明上空时,蒋经国才打电话通知卢汉到机场迎接,因为蒋害怕发生和西安一样的事变,只在卢汉家中吃了一顿午饭,便飞走了。
    重庆屠杀
    卢汉并不因蒋介石到昆明就同意杀害革命人士,还是一个劲地推说杀人要按法律手续。毛人凤把要杀的人一减再减,他还是不在要杀的名单上签字。于是毛人凤便要徐远举先回重庆去,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列一详细名单,准备必要时杀害。毛人凤在审阅这个名单时,我看到几个是我认识的军统小特务,有的因贪污敲诈,有的因吸鸦片,毛人凤也在上面圈一个“杀”的记号。我请求他把这些人释放,他却把笔一搁,笑着对我说:留下来也是我们的麻烦,不如一次解决算了。所以在那次大屠杀中,有几个军统特务也被杀掉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7)


    10月15日,毛人凤由昆明飞返台湾,11月中旬,又由台湾飞抵重庆。他这次来是蒋介石认为西南已无法保住,让他来部署大屠杀、大破坏的。
    11月27日上午,徐远举召集特务骨干开会,当面指示他们立即行动,把两个看守所关押的300多人杀掉,造成了举世震惊的大惨案。
    11月28、29日两天,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又指挥特务们,将重庆多家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家属80多人,附近居民死伤20余人。其余兵工厂、发电厂等因工人组织起来护厂,与特务们作殊死搏斗,均有伤亡。第29兵工厂工人被杀害了18人,伤的更多。
    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于黎明时飞逃成都。毛人凤、徐远举等也在同日逃离重庆。12月9日一大早,我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来昆明,要我为他们3人安排明天飞往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我满口答应一定照办。徐远举来昆明以后,卢汉发动起义,派人将他抓了起来。接着周养浩也被抓获。
    被捕之初
    一年之后,我们3人被先后押解到了重庆。囚禁我们的地方,正是一年前我们囚禁和屠杀革命先烈的白公馆。历史真是这样无情吗?不!恰恰相反,是无比公正的!试想一年前,谁能想到我们会被囚禁在这里呢?然而历史正是这样安排的!要说有什么不同,只是过去我们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却又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过去指挥过屠杀人民的手,现在却捏着棋子,在“黄河为界”的棋盘上,悠闲地对“杀”。完全用不着别人提醒,每个犯人都会理解:今天,这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监狱。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对这个十分陌生的名词,用不着别人向他们去作说明。因为他们比说明这个问题的人,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数以千计的群众来白公馆附近的烈士陵墓扫祭时,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都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徐远举还不时用袖子擦汗。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故作镇定,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时,立刻打手势让我们过去。我们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都闭的紧紧的,从门前长长的石阶直到烈士墓的那条土路上,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还有大约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刚从别处调过来,正坐在楼下,脱帽擦汗。这说明是为了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而临时加强了警卫。
    我们这3个过去看惯了别人痛哭流泪而无动于衷的人,这时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与悔恨的热泪。
    我们在白公馆住的是楼上西边那间大的套间,也是白公馆的主人白驹过去住的房间。军统把它作为监狱后,叶挺将军就被关在这里。没想到这个囚禁革命志士的地方,我们今天又被关在这里。同时被关在其他房间的,还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
    不久,西南公安部让我们交代过去的罪行材料,徐远举首先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还背地里告诉我: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我在他的启发下,也感到与其吞吞吐吐,还不如“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全倒出来。
    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我们搬了过去。我和徐住在一个房间,管理也比白公馆宽得多了。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在这之前,他和我在白公馆走廊上散步时,曾指着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条山沟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自搬到新监狱后,不但和在白公馆一样,还是吃中灶伙食,而且还能随便到院内散步。这时他才感到可能不会杀掉我们,也许就在这里过一辈子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8)


    西南公安部后来撤销了,我们被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伙食虽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没有放风的地方,每天闷坐在牢房内。这时徐远举越来越急躁,他认为这一辈子就在这里面度过了。有天监狱的理发员给我们理发,可能是为了节约肥皂,在徐的络腮胡子上稍微一抹,就用刀去刮,胡子虽刮下来了,而两腮上红肿的刀痕几天才褪掉。他为此气愤异常,决心不再剃头刮脸。他说当犯人就这么蓬头垢面算了。
    我们在石板坡监狱住了一年多,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每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徐远举认为处决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当管理员抱来原始档案,清点页数当面交与每人后,再三叮嘱不能丢一页。徐远举的档案只比王陵基的少几十页,有近400张,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可是,事情往往是出人意外的。1956年初,管理员向我们报告一个好消息,说再过两天,我们要搬回到原来的松林坡去。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得多,新的麻将桌都已准备好,他已去看过了。对这一变化,大家都很高兴。两天后,我们便又搬了过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第一次向我们宣布说,集中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加速改造,要我们好好学习,只要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党和人民是能原谅和宽恕的。徐远举听了,又悄悄地对我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因为伙食又提高了,新的衣帽穿戴后,再也看不出是囚犯了。
    那次集中在一起的有100多人,大半都是熟人。王陵基是级别最高的一个,他以前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而且兼四川保安司令部上将司令。所以我们准备在重庆进行参观时,政府考虑到王是老军阀,多年来在四川杀人不少;徐远举是11月27日大屠杀的主要凶手;还有廖宗泽,是解放前夕在重庆破坏兵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这3个人如果在重庆参观工厂、学校时被群众认出来,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决定把他们送到北京去。
    努力改造
    不久,我也和另外3个军阶高的战犯由重庆送到北京战犯改造所,又与徐远举在一道了。我和徐不在一个小组,但我发现虽只分别了几个月,他比我思想进步多了。每年到3月中旬,我总是向过去的老同事提醒一下:“明天又到3月17日了。”过去我向徐远举提出时,他总是长长地叹一口气,这次我向他提的时候,他忙把我拉到一处没人的地方,用劝我的口吻说:“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不必再去提醒别人。”我听了后,连连点头,第二年3月中旬我就再不向别人提了。
    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去参加农业劳动,仍然是半天学习,半天做些轻微的农活。我的体力比徐远举好,逐渐能挑上百斤的东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样,但总是赶不上,我便劝他按规定办,做到力所能及就行了,不必太勉强。不久,他就得了肠炎,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好。回来后,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劳动,从不偷懒。后来监狱组织我们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我们出去劳动是整好队一道走,可回来却可以不那么整齐,只要不落后很远,先回来是没有人阻止的。先回来的人,多半是想早洗洗澡,而徐远举先回来,总是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先抢着看标题,看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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