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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那两页纸。六十三名银行家相遇在“法兰克福宫”。赫尔曼一个人死了。其他六十二名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两页纸上。全是大名鼎鼎的名字，它们的主人生活在慕尼黑、汉堡、不来梅、柏林、法兰克福、汉诺威、斯图加特、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伦敦、维也纳、巴黎、罗马和奥斯陆。
“咱们从德国着手，”古斯塔夫叹息着说，“接下来得来回奔波了，我的亲爱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运气好，你拜访的第一位银行家就会讲给你听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要是倒霉，那就是最后一名。”
“或者没有。”我说。
“对，”古斯塔夫说，“或者没有。你妻子怎么样了？”
“我不懂。”
“你申请离婚了吗？”
“对。”
“好。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工作了。”他让他的女秘书跟一家又一家德国银行联系。这进行得很快。十点已过，他要求谈话的那些人已经全都在办公室里了。古斯塔夫讲话的方式像是牧师和法官的混合体，向来都会产生效果。他请他要求的所有银行家接听电话。在古斯塔夫说明了我们的打算之后，没有人拒绝接待我。所有这些银行家都很礼貌。他们说我随时可以去。古斯塔夫在我到达之前已经设计了一个合适的旅行计划。从德国北部开始，先汉堡，然后往南方。然后是国外。我想，这下我将长时间看不到昂热拉了，又气恼又伤心。幸好这些银行家在一个城市里差不多总是生活着好几个——比如说光在汉堡就有三位。
在汉堡的先生们说今天就能接待我之后，古斯塔夫决定我马上就从那里开始。我也觉得合适。我不想无所事事地等上一小时。于是我飞往汉堡，在十四点左右到达了那里。
在去公司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之前，我去了我的银行，委托那个有着童话般的假眼、正要退休的幸福的营业员克拉塞每月把一千五百马克汇到我妻子的账户上去。我不知道账号，让他打电话问我妻子。我从我在环球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还给长话台写了一封信，请求停掉我的电话。我立竿见影地停订了报纸，取消了电视，还处理了其它一些冯塔纳建议我做的事情。一堆别的事情——以及每月自动汇一千五百马克！房租早就是由我的银行汇的了，疾病和人寿保险金也一样。我做的都纯粹是小事，但在大事上，在钱的事情上，我没按塔纳要求的去做。他得知后恐怕会暴跳如雷。在前往汉堡的飞机上，我也产生了最严重的念头——我做错了，这是肯定的。但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不给卡琳钱而且弃她于不顾，这我做不到。
汉堡阴凉多云。
我拜访第一家银行的领导——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此我不报出名字来。他的银行坐落在阿斯特纳河畔，他在一间镶红木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彬彬有礼，镇静自如。预先交待一下：我接下来看到的这间办公室，装潢得阔气奢华，坐在里面的男人都彬彬有礼，镇静自如。他们虽然用词不同，但本质上讲的都同样。谈话简短，我只要在这里给出第一席谈话，就等于是给出了全部的谈话。这第一席谈话用问答式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在调查赫尔曼先生死亡案的原因。我知道，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你们俩和其他先生在‘法兰克福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知道，赫尔曼先生在会议结束后坐立不安，无缘无故地绝望、暴怒或两者兼而有之，直到他飞往戛纳。您能想出造成这突然的情绪变化的原因吗？”
“不能，卢卡斯先生。”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发生过什么能让赫尔曼先生如此坐立不安的事吗？有分歧吗？争吵过吗？”
“我们的圈子里不习惯争吵，卢卡斯先生。”
“赫尔曼先生会不会陷进了困境呢？”
“一点也不。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知道的。这种事我们总是很快就传开。”
“您认为，赫尔曼先生有可能干了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不相容的金融交易吗？”
“这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那您如何解释他在你们的会议之后的情绪呢？”
“我对此没有解释。”
“那是一场特别的会议吗？我是说——一席由于某种原因专门召开的会议？”
“不，绝对不是。我们每年碰头两三次。主要是为了保持联络、交换信息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您知道，卢卡斯先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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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致，不向外人泄露出丑事，是吗？”
“这问题有点——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有点粗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照您声称的——我就您的话讲——赫尔曼先生在我们碰头之后那么不安，我会告诉您的。”
“您会吗？”
“当然了。您不相信我？”
“不信。赫尔曼先生是如何丧生的？是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事故或谋杀。我认为不可能是自杀。可就是没有理由——除非赫尔曼先生患有不治之症，可这想法十分牵强附会。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会以那种害死其他许多人的方式自杀。”
“您知道或有什么别的推断能继续帮助我吗？”
“在您来之前我研究过我的良心，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答案是‘没有’。”
我刚才写下的是第一席谈话——只是略为删减并修饰过了。其他的全都一模一样。我一天之内就能解决国内某个城市的银行，还能坐晚班飞机飞回杜塞尔多夫。我累死了，没胃口，我的脚老疼。我从“洲际酒店”跟勃兰登伯格通了电话，告诉他这一天的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否定。
“怎么了？”他说，而我感到特别疲乏。“咱们还远没有结束。但咱们必须对付过去。谁知道呢？也许这些家伙中最终会有谁张开嘴来。现在你好好睡，明天一大早你又要飞走了。听到什么卡琳的消息吗？”
“没有话，没有信，没有电话。”
“太好了。你会使她让步的。昂起头来，小伙子。我对你讲，咱们会找到真相的！现在上床吧。晚安。”
“晚安，古斯塔夫。”我说。
我从不马上上床，我太紧张太不安了。我总是冷热水交替着冲澡，然后给昂热拉打电话。经过这么一天，这是我的幸福时刻。一整天来，除了想这个电话，我什么也不想。我向昂热拉讲了我的没有成果的行动。她从不表现出不耐烦，从不催我去。她看得出我眼下去不了。但是她那轻细的有时是颤抖的声音透露出来。我们俩都受不了这样长时间的孤独。
有一回她说：“昨夜我或许跟你经历过某种事，罗伯特！”
“什么？”
“咱们通过话以后我就睡觉了。三四点钟时我醒来，想抓你的手，可是你不在。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坚信不疑，你就在我身边，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过。”
“你先前梦见我了吗？”
“不！这正是疯狂所在！我起身，走进客厅，因为我想，也许我打鼾，你去客厅了。”
“你真的起床了？”
“就是啊。”
“噢，上帝，你就差开始梦游了！”
“那不是梦游。我清醒得很。你不在客厅里。我呼叫你，满屋子找你。因为我无论如何仍坚信，你就在我身边。当我找不到你时，我最终又回到床上哭了，因为这下我坚信，你悄悄地走了，抛弃我了。我哭啊哭，直哭到我又睡着了。今天早晨，我每一根骨头都疼。”
“我可怜的宝贝。”我说。
“我根本不可怜。我是热恋上了。”她说。
这些天我们吸烟吸得太多了。昂热拉发出真正的烟鬼的咳嗽，她连声道歉。烟呛进了她的气管，她噎住了，等等。我们俩都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是多么令我们难过，但无论昂热拉还是我都对此不置一词。我们端坐不动，当我们打电话时，我们能看到灯光——我看到机场的，她看到戛纳的。此时此刻，灯光是我们惟一的安慰，奇妙的灯光。
42
慕尼黑。不来梅。汉诺威。斯图加特。法兰克福。
总是一天之内解决。
总是同样的结果。总是一无结果。根本没有收获。
礼貌的脸，客套的话，没有线索，一点点也没有。
真的，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但是我帮不了您……
我飞往维也纳。这里我不想一天之内全解决。我住在“帝国酒店”。从奥地利不能直拨戛纳。昂热拉理所当然得出席招待会、演出和随后的舞会。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因为她不知道她晚上在什么地方。她想由她来给我打电话，不像平时那样由我打给她。
我在维也纳拜访了三位银行家，他们也没有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同事的内容好讲。我已住过“帝国酒店”多次，很喜欢它。当我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在两家餐厅中后面的那个餐厅吃饭，然后坐到红色调的酒吧里，喝上一点，吸烟，不慌不忙，因为昂热拉说过，她今天会很晚才打电话。
这没有结果的飞来飞去把我累坏了，我的脚如今常痛，我也老是在路上奔波。我不停地吞服贝茨大夫开的药片，但是总觉得它们无效。我跟弗朗茨先生交谈，他是首席调酒师。我跟他特别熟，认识时间特别长。他讲他的小果园，讲他靠着它开始为他的朋友和自己酿一些葡萄酒。他说，秋天他将寄给我几瓶。
我在酒吧里一直呆到凌晨一点，后来我的眼皮打架了。我回到我的房间，躺上床去。我也可以这样等昂热拉的电话，我想。如果我睡着了，电话铃会吵醒我。我做梦，我失去了昂热拉，从而失去了一切生活乐趣，就这样，我在梦里跑过一条冬天的、冰封的高速公路，在弥漫的浓雾里，沿着行车的方向。天气凛冽，我冷得要命。我继续不停地跑，希望会有一辆车开来，司机在大雾中不能及时认出我，压过我身上，压死我。
当电话终于想起时，我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我没有立即找到床头灯的开关，电话听筒险些从我汗湿的手里滑落。我看看表：三点四十五分。
我把听筒举到耳边。
“喂……”
我听到音乐，我熟悉的音乐。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唱——《随风飘去》。
“罗伯特……”
“昂热拉！”我忍不住咳嗽，“昂热拉。”
“我叫醒你了，我可怜的人儿。”
“不是。”
“就是，我听得出来。”
那个男声仍然在唱，乐曲响起。
“那好吧，你叫醒了我。我太高兴了！谁在那儿唱？你在哪儿？”
“电影首映式结束后，在‘领事饭店’里还举办了一场宴会。‘保安警’赌场的那家饭店，你还记得吗？”
“记得。”
“很多人。一个个都大名鼎鼎，有钱人。我收到三个订单，画肖像，罗伯特！”
“恭喜你！”
“谢谢。你呢？你在维也纳怎么样？”
“又是一无所获。”
“哎呀，老天！”她低声说。那音乐和男声现在清晰可闻。然后又响起了昂热拉的声音，尽量热情地怀着希望说：“有一天这也会过去的，罗伯特！”
“肯定。”
“要我来德国吗？来到你身边？我可以随便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偷偷约会。”
“你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