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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现。”
“怎么办？”
“进行伪装。”
“那好，严密伪装，不彻底重来。”
“是，不彻底重来！”
“什么叫彻底？”
“和原来的地貌一样。”
“回答得很好。你们干，明天我还要来检查。”
某空军机场，许世友将军的吉普车在机场四周转了一圈，下车便问前来迎接的一位师长：“你们到这里几天了？”
“三天！”
“怎么不做工事？不搞伪装？”
“这是临时发『射』阵地，等计划拟好后就进入基本发『射』阵地，准备那时搞。”
“计划什么时候搞好？”
“大概要两天。”
“两天内敌机来轰炸怎么办？”
“我们马上就搞！”
“对部队要严格要求，不能姑息，累不死人，只会打死人。”
许世友将军检查战备认真严厉，丝毫不马虎，因为他明白：这是自己戎马生涯中指挥的最后一场战争了！
早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就曾向『毛』『主席』提出：“如果有仗打，我还想打一仗，然后就休息。”将军好运气！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从南京军区调到广州军区。正巧，打越南这一仗让他撞上了！
1979年2月17日黎明，许世友将军腰别左轮手枪，身披棉大衣，坐在前线指挥部标有作战部署的地图前。突然，他抬起头来，放大嗓门庄重宣布：“时间到——还击开始！”
顷刻间，隆隆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大地，火光像朝霞一样映红了天空，中越边境广西段展现出我军猛烈进攻的壮烈画面：
一组组工兵在敌人的雷场上前仆后继；
一排排坦克吼叫着“隆隆”向前推进；
一群群步兵杀声震天，冲向敌阵；
一辆辆满载官兵和物资的卡车如长龙般向南延伸。
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从2月17日开始，至3月16日结束。许世友将军指挥的西线部队攻克谅山，威『逼』河内。然而，班师归来后，他在许多场合谈得最多的却是教训。
第一，30年没打大仗了，很多人对打仗这个东西不适应了。基层干部没有打过仗，有的高级干部也没有打过仗，现在一下子指挥几千人、上万人甚至几万人，要一下子适应战争不容易。
第二，过去我们多是在北方打仗，对于在南方作战，从我自己到下边各级都不熟悉，对于亚热带丛林作战没有经验。10月以后是旱季，5月以后是雨季，我们不熟悉这种气候。对于石砬子山地形认识不足，这种地形易守不易攻，开始时制定对策不力，几天后才总结出有利战法。
第三，是对困难估计不足。打到敌人纵深后，行军无人带路，饿了无人送饭，伤员无人后送。越南也是全民皆兵，大姑娘、老太太都向我们『射』击。
第四，是我们的装备太落后，战士负荷太重。这次作战，战士负荷80斤，有的60斤，既不方便走，也不方便打。过去哪有这么多东西？只背一块薄毯子，顶多二三斤重。我当红军10年没盖过被子，8年抗战也没盖过被子。现在我们一件雨衣淋湿了就有8斤重，太落后了，战士要背子弹，背手榴弹，背干粮，背水壶……太重了！
许世友将军说：“我们是打胜了，可代价也不小，粮食、弹『药』、油料花了不少钱。‘歼敌一千，自损八百’，我们也伤亡了不少好同志。作为军人，不能怕打仗，也不能怕伤亡。但愿这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仗，也是中越两国之间的最后一仗。”
6月中旬的一天，许世友带领前指从南宁返回广州。临行前，将军下令：“我们回去不许通知广东省委，不许搞迎接。谁走漏消息，我找谁！”可是这么大的事，不能不报告中央军委。于是，广东省领导同志知道后，提前赶到火车站迎接。
许世友将军一下火车，便阴起了脸，因为他看到了欢迎的人群。
前来欢迎的省委领导在50年代就曾担任过副总理，无论在资历和地位上都不比许世友差。他满脸是笑，热情地伸出手来。
“妈了x的，谁叫你们欢迎的！”
许世友将军一把握住那只手，猝不及防地用力。
省委领导“哎呀”一声，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将军已经大步而去，钻进了汽车。
归宿前的归宿
在紫金山南麓有一个小小的山坳。山坳里有绿绿的树，清清的水，“叽叽喳喳”悦耳的鸟鸣。一道连绵数里的铁青『色』围墙把这小小的山坳与外界隔成了两个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生活氛围。
小小山坳四周有一串明珠般的名园胜地镶嵌在翡翠『色』的山野之间：梅花山、明孝陵、半山亭、中山陵、藏经楼、灵谷寺、美龄宫……这批近年来修葺开放的陵墓、寺院、国民革命纪念地无不向人们尽情地展现雄姿，迎接南来北往的游客，唯独这座小小的山坳始终笼罩在一种令人望而却步的神秘气氛之中。坚固厚实的围墙、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大铁门后持枪哨兵的警惕眼神，凡是经过这儿的游客，只能在匆匆路过大门时向神秘的院子投去探奇的一瞥，稍有探头探脑，就会招来一通威严的呵斥：“去去去，有什么可看的？”
小小山坳里确实没有什么可看的，里面的情景很一般，很普通，没有一点奇特之处。解放前这里曾是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的别墅兼书房，现在它已经完全按照主人的意愿被改造成为“稻香村”了。你看，那扇形的金鱼池里长满了喂猪的饲料——小浮莲；那精美的后花园里种着水稻、山薯和高粱；那小磨石地板的走廊上圈放着山羊和鸡；那花房和苗圃旧址上矗立着臭烘烘的猪圈……只有那幢兼作书房的主楼依然如故，巍峨挺立，依稀可辨当年的豪华、富贵和气派。
这里是风景区里的禁区。
这里是“大观园”里的“稻香村”。
这里是都市里的村庄。
这里是许世友将军归宿前的“归宿”。
1980年，许世友将军把家搬进了这座小小的山坳。7年前，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时，这儿一直是他的领地。而这时，根据中央指示，他已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被调到北京任中央军委常委。此后，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还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按照惯例，许世友应该住在北京，在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上班。但他却执意不肯，一定要回南京定居。秘书无法，只得替他向中央领导写了一份要求在南京定居的报告，并提出了两条堂而皇之的理由：一是身体不适应北京的气候；二是准备在南京写回忆录。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例外地批准了将军的这份报告。
轰轰烈烈的一生平静了，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寂寞了，一位不该孤独的人孤独了。在那最辉煌的时期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平静的时期。而这时，中国社会前进的车轮已经冲破禁区，驰进了改革开放的年代。
第5章 许世友：魂归大别山（4）（）
在这段时间内，许世友的长子许光常从河南老家来看望父亲。他对许世友的晚年生活是这样叙述的：“我真不理解爸爸过的那种生活。1981年，我和定春（许世友的侄儿）来看他。当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卧室里用一个用罐头自制成的木炭炉炖火锅，里面是萝卜羊肉。我真是大吃一惊，我在部队30年，还没有见过哪个首长用这种东西烧饭吃。我说：‘你不是有炊事员吗？’他说：‘他们不会弄，这样炖起来好吃。在老家，过年、祝寿才吃得上这样的菜呢！’接着我们又发现了一件怪事。父亲的腿在长征过雪山时受过『潮』湿，落下病根，每逢天阴下雨就浮肿酸疼。他自己用一个装满热水的塑料袋裹住膝关节，用麻绳绑扎起来，我问他为啥不上医院治治，做做理疗。他说：‘我的法子灵，我们家的人一生不打针、不吃『药』、不进医院。中央领导中，凡是进医院的都会死，凡是不进医院的都死不了！’那天，当我们离开这里准备回家时，想不到爸爸竟叫警卫员扛来一麻袋山薯说：‘你背回去吧，这是我们大家自己种的！’我既为难又好笑，我说：‘咱家乡哪缺这个？’他说：‘这里便宜，只要七分钱一斤。’我笑了：‘家里只要三分五一斤呢。’爸爸沉默了，他摆摆手说：‘那就算了！’后来，他还硬让我们带上他自己腌的一罐酸菜。”
许世友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提供的将军晚年生活情况是这样的：早晨，打拳或锄草、种菜；上午，看文件、读书；下午，午休起床后乘坐吉普车进山颠一圈。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散步”方式，不坐在车上颠上一颠，浑身就不舒服。接着或打猎或钓鱼……晚上，看电视，主要是看《新闻联播》，其他的电视节目基本不看。他介绍说：“将军晚年嗜酒如命，一天一瓶茅台酒。就是病重时也不断酒，买酒用去了他大部分的薪金。他喝酒是公私分明的。因公宴请的酒，由管理员保管，平时自己喝的酒由他自己买，自己保管。幸亏将军死于烟酒涨价之前，否则他的工资更不够用了。”
没有『主席』台上的赫赫光圈，没有宴会席上的山珍海味，没有文山会海的困扰，也没有前呼后拥的烦恼……应该说，许世友的晚年生活是相当平静的，虽然这期间不停地冒出有关他的各种传言。
平静的生活有时也会卷起不平静的波浪，那是他当年走出这个小小的山坳的时候……
将军临终前半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许世友突然提出要到“临汾旅”去看看部队。27年前，将军曾在这个部队六连七班当过一个月的兵。扛着三颗金星肩章的将军在一个普通的连队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将军下连当兵”的这段历史，至今仍然闪耀着令人神往的光彩。
——我们同战士们无话不谈，成了知心朋友。有的战士把未婚妻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征求我们的意见。战士们淳朴热情的阶级本质、组织纪律『性』和忘我劳动的精神，教育着我们每一个下连当兵的同志。
——战士们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无微不至，有时夜间还研究如何帮助我们。当我们开始去站岗的时候，班长和战士都不让我们去，经我们再三恳求才答应。但他们总有人悄悄地站在远处，帮我们站岗放哨。夜里，连、排干部和战士怕冻着我们，都来给我们盖被子。
——在休息的时间，年轻的战友团团围着我们，攀着肩，拉着手，欢迎我们讲故事，说笑话。有的喊：“欢迎老许同志打个拳吧！”
——在我们游泳训练上岸时，战士们围在我们身边，用手『摸』我身上的伤疤，问我是什么时候负的伤，哪个伤疤是哪个敌人打的。当他们问清楚了以后，天真的眼里流『露』出对老辈同志的羡慕和敬爱，心里燃起了对敌人的仇恨。
——有一次，爆破试验时，老班长孙承仕主动坐在我前面，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我，而不顾自己安危，防止万一发生危险。
……
将军晚年常常回忆起那一段具有人间温馨的美好时光。金『色』的阳光是那么和煦、温暖，溢满心田。麻雀在屋顶欢跳，青蛙在池塘鸣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