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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邹掌柜现在和一山、成山他们去参观基地工程去了，要是他回来听说你和先生要提供物资帮傅作义提高绥远人口，肯定会心疼。”杨天明揶揄道。
“先生，我们这样做会增强傅作义的实力，那会不会反过来对我们不利？”张明瑞也有些担心。
“傅作义这个人还是很爱国的，也愿意为民众做些实事，把灾民移送到绥远，总比灾民在其他军阀控制下连生存都难要强得多。再说，灾民到了绥远能有活路，而绥远人口增加了边防也可以巩固，我们也可以趁机暗中转移人员，进一步发展壮大西北根据地，这一举数得的好事我们何乐不为？”赵振中提点道，“我们这个队伍从成立之初就以救助民众为己任，现在力量壮大了就更应该多做些对民众有益的事，可不能只顾自身集团的利益，就忘记了我们存在的根本乃是民众。这也是我把各个小组代表召集到这里，准备成立我们自己组织的目的所在。当然，明瑞的担心也有道理，我们也要采取一些措施，将对我们不利的因素降到最低。”
赵振中还有一点没说出来，现在增加绥远人口看似对己方有些不利，可从长远考虑，现在为绥远增加的人口却可在抗战时缓解人力资源缺乏的难题，使得未来的态势对己方更为有利。
第六章 ：立党为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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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7日到29日，经过和众人的轮番座谈，赵振中与大家交换了对有关问题的看法，统一了认识，决定从8月30日开始，正式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组建政党。
近现代以来，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政党的作用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发掘。毕竟，一个健全的政党，可以使一个团体的核心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可以通过自己明确的纲领、严密的结构、得力的人员，组织和号召更多的民众团结起来，为实现该党的目标而奋斗。
为了成立属于自己团体的政党，增强团体的核心凝聚力，以便应付将来国内外日趋复杂的局势，赵振中从25年开始，用了长达六年的时间进行理论、组织、人员等各方面的准备。眼下，终于水到渠成，能有一个不错的结果了。
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耗费赵振中精力最多的是为建党进行理论准备，这实在比连续打几场大仗更牵扯精力。在以前世界中，赵振中虽然在部队时就成为了一个党员，甚至还是支部委员，但那时的他并不会过多关注党建方面的问题。因此，在几年前决定成立属于自己团体的政党时，赵振中实在有些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好在就算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赵振中以前在部队上所接受的党史、战史教育还是有一定成果的，加上周恬的帮助，以及对历史趋势的超前把握，这使得赵振中能高屋建瓴的总结一些别人的经验教训，避免自己等人今后再走弯路。
从别动队时期，赵振中就给自己所带领的这支队伍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并开始灌输一些人民军队的理念。25年去美国送周恬、周昊等人回来后，更是不断为队伍灌输有关思想。到现在，不但国家、民族的概念和自己队伍的性质刻入到部队每个战士的心里，对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战到何时等问题的准确回答又澄清了部队中一些战士的思想困惑，破除了大家心灵上的枷锁。对于有关概念和问题的回答，就是沂蒙根据地的民众经过这几年的熏陶和教育学习，也能说出个一、二来。
除了这些基础性、根本性的建设之外，赵振中在这几年中还阅读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将其中一些文章翻译成中文并加以点评后，在护卫军骨干力量培训班上进行讲解，使大家认清国内外政党的优劣，破除对所谓政党的好奇和迷信。
在30年第二次从美国回来后，赵振中将自己等人在海外创办的《四海之声》带回沂蒙根据地，并组织大家进行学习、讨论。随后，又于30年春天创办了《沂蒙新风》，以加强对护卫军和根据地民众的宣传教育。
从30年到现在，赵振中将自己以前的观点加以系统总结，先后写出了《国家、民族与政党》、《当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对苏联革命之批判》、《试论今日之国民政府》等一系列文章。这一系列论著成为赵振中等人建党并将该党发展壮大的有利武器。其中，前两者成为组建政党的理论基础，而后两者则将赵振中等人所创建的政党与共党势力、南京政府势力严格区别开来。
在《国家、民族与政党》一文中，赵振中分国家、民族的历史渊源；政党的出现和发展；现代政党制度；政党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等四个部分，系统阐述了近现代以来国家、民族、政党的概念和三者间的关系。
在该文中，赵振中指出：“任何一个政党，不论代表哪一个阶层的利益，都必然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维持其存续，有一定的纲领指导其行动，并最终归结、依托于一定的国家来实现这个政党的目的。自身缺乏经济基础，一个政党要么无法存续，要么会成为别个势力的附庸，丧失其独立性；没有纲领或者没有明确的纲领，政党要么陷入思想混乱要么陷入盲动；而离开国家依托或者妄图跨越国家的政党，要么脱离现实陷入虚无主义，要么无法调节所跨越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最终解体。”
“政党与政党之间，基于利害关系，可以对抗，可以合作，可以结盟，但无论如何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利益底线。那种在一党内部出现另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并且这个组织严密的政党还将发展对象描向它所寄生的政党党员身上，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会在现实中发生，只能用不可思议来评价。其结果，必然是组织严密的政党得以发展壮大，而被其寄生的政党则肯定会变得千疮百孔，危机四伏。”
针对眼下跨越多个国家的第三国际，赵振中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他指出：“第三国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它是苏俄革命成功后，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反击协约国集团，维护苏俄利益，由苏俄倡导成立的，以国际共产运动和输出革命为存在形式的一个傀儡组织。其本质是对抗战后的协约国集团，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工具。而那些分散在各国的所谓共产国际某国支部，不过是为苏俄火中取栗的工具或者说炮灰而已。”
在《当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赵振中分“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中国的问题和我们的任务”、“为实现任务而应采取的策略”三大部分加以论述。
赵振中认为，一战后的国际形势除了西方列强间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明争暗斗外，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西方列强与苏俄在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以及军事领域上的冲突。
国际的大气候决定了国内的小气候，受列强间冲突以及列强与苏俄间冲突的影响，一战后国内军阀的混战以及当前南京政府与**势力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则是这种国际上的冲突在中国国内的具体衍化。其中，主要是以苏俄为代表的价值体系和以英美为代表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亦即分别以公有制、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当然，受中国本土思想影响的“一统”与“割据”的理念之争也在军阀混战有所体现。
据此，赵振中指出：“列强的侵略和当局所奉行的对外屈膝、对内压榨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传统的封建制度才是造成当前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领导和团结各进步阶层，清除任何外来势力对中国的奴役，清除反动当局，清除封建腐朽势力，消除内乱，统一中国为真正独立、富强、民主的共和国。”
对于进步阶层的范畴，赵振中认为，一切愿意为改变中国被压迫、被奴役的现状而奋斗，建立符合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公正、合理新秩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和开明士绅都属于进步阶层。当然，工人、农民受到的压迫和奴役最重，改变现状的需求更迫切，立场也更坚定，是今后自己队伍力量的根基所在。而其他进步阶层，则是团结和联合的对象。
针对国内外的形势、自己等人的历史任务、进步阶层的认定，赵振中从甲午以来国内各方势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所应当的采取的一系列策略。
而在《对苏联革命之批判》中，赵振中历数沙俄时期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苏俄在成立后出兵蒙古、挑动中国内乱、为中东路出兵等一系列卑劣行径，指出：
“自鸦片战争以来，沙俄是侵华势力中最为穷凶极恶的。其不但获得了其他西方列强在华所能获得的利益，还利用地缘关系，从中国割占大片领土。并挑动外**立，分裂中国。而自苏俄成立以来，虽口称与华为善，但却先后出兵外蒙、东北，挑动国内军阀混战，挑动中国内乱，其对华政策与沙俄时期可谓一脉相承。……而今，苏联国内斯大林上台后，对党内清洗，对国内反对民众镇压，以维持其独裁统治，一个新的、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沙皇诞生了。”
在对苏联革命进行批判的同时，赵振中又从苏俄指导思想上进行分析：
应当说，马、恩的思想是有利于团结贫苦民众共同奋斗的。但马、恩作为一种思想、一个主义的创始人，却从没有任何进行国家建设和管理的实际经验，他们所留下的只是纸面上的推论。苏俄成立后，列宁、斯大林所推行的指导思想虽然号称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已经与马、恩的主张有一段距离了。最明显的就是，马克思尽管赞成暴力革命，但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准确地说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反而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显然，所谓“优秀分子专政”将会导致**和独裁，而这明显与马、恩两人在《宣言》中倡导的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相悖。
如果有一天，以马、恩思想为指导的政党真的通过团结贫苦民众经过奋斗成为了当政者，那这个政党还要领导这些贫苦民众继续贫苦下去么？
如果让当初的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而又无法避免新的无产者的产生，历史很可能将进入一个新的轮回。而如果领导这些贫苦民众继续贫苦下去，那民众肯定不会答应。
苏俄的例子就在那里，当你成为当政者给民众带来的依然是贫苦，甚至生活水平因为各种原因还不如沙俄时代的时候，原来对这种思想、这种政党饱含希望的贫苦民众同样是会起来反抗。1920年西方干涉失败后，苏俄仍旧执行的让民众生活困苦的政策，不就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动乱？而苏俄最终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坚决镇压才使得其政权得以维持下来。
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政党把暴力工具转而对向曾经给予自己无私帮助，现在为生活困苦而抗争的民众时，这个政党已经开始走向民众的反面。这个党已经不能说是代表民众利益的党，而蜕变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权利益的集团。
苏俄的成功，使人们开始推崇苏俄模式。但苏俄模式真的值得推崇吗？当列宁去世后，陷于党内高层斗争的政党开始混乱，而当斯大林以强力方式清除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