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力和地位的弱势群体。更何况，他们正在面临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冷酷无情而且效率极高的庞大警察系统，他们随时随地都被严密地监控起来，只能任人摆布。
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成员坚信，“是法国的大革命思想导致了前拿破仑皇帝犯下篡位罪名”。他们认为铲除“法国思想”的所有追随者，是顺应天意符合民心的神圣行为。就像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宗教战争中一边残忍地烧死新教徒、绞杀摩尔人，一边认为他的这一举动只不过是受自己良心的驱使。16世纪初，教皇拥有任意统治属民的神圣大权，任何不承认这种神权的人在当时都会被教皇视为“异端”，并且所有忠诚的市民都会尽自己的责任去诛杀他。到了19世纪初期，欧洲大陆轮到不相信国王有权按自己和首相们认为恰当的方法统治属民的人却变成了“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会负责任地向当地的警察局举报他，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此，我要说明一点，1815年，欧洲统治者们已经在拿破仑这所学校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在处理反异端的问题上，比1517年办得更完美。1815至1860年，这是一个属于政治密探的伟大时代，到处都是间谍。他们自由地穿行于王公贵族的宫殿，深入到最底层的低级旅店。他们还会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议会的进程，偷听在公园里散步的人们的闲谈。他们时刻看守着海关和边境，防止任何没有正式护照的偷渡者进入。他们还会检查所有行李，防止每一本可能具有“法兰西思想”的书籍散布在皇帝的领土范围内。他们还会和大学生一起坐在教室里听课，任何敢对现存秩序提出质疑的教授，都会立刻面临灾难。他们也会悄悄地跟在前去教堂的儿童后面盯梢，严格监视他们，不让他们逃学。
这些密探的工作得到了教士们的鼎力支持和协助。在大革命期间，教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损失。它的财产全部被充公了，甚至一些教士还遭到迫害。更严重的是，1793年10月时，当公安委员会废除了礼拜上帝的仪式时，那代深受伏尔泰、卢梭以及其他法国无神论思想熏陶的年轻人，居然围着所谓的“理『性』的祭坛”翩翩起舞。教士和贵族一起度过了漫长而又痛苦的流亡生活。现在，他们跟着盟军士兵一起回归故乡，带着一种浓烈的复仇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那时，最严重的是，耶稣会也于1814年重新回来了，他们继续教育年轻的一代，全身心地奉献给上帝。在反击教会敌人的斗争中，它胜利了。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耶稣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教区，向当地人真诚地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但是，这些教区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贸易公司，并且不断干预当地『政府』的内部事务。当葡萄牙处于伟大的改革家、马奎斯·德·庞博尔首相执政时期，葡萄牙曾经多次驱逐耶稣会离开他们的领土。但是到了1773年，应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废除了这项禁令。如今，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工作中，耐心地为商人们的子女讲解“顺从”和“热爱合法君主”的大道理，以免他们在遇到玛丽·安东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情况时，会偷偷地耻笑他们。
在像普鲁士这种新教国家中，情形也发生了不少好转。1812年的那些伟大爱国领袖以及号召对篡位者发起反抗的作家们，如今都被赋予了“煽动家”的称号，这些人成了破坏现存秩序的最危险的人。他们的房子被搜查，信件也会被检查，他们还被要求必须一定的时间内到警察局报到一次，汇报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普鲁士的教官们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严格地控制着他们。在瓦特堡，当一群年轻年学生以一种充满了喧闹声然而却没有任何威胁的方式庆贺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时，普鲁士竟然把这一举动视为一场紧急的革命前兆。当一个诚实而愚蠢的神学院学生粗暴地杀死了一个在德国执行任务的俄国间谍时，普鲁士各大学立即陷入警察的层层监管之下，并且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查，教授们全部被关进了监狱或是被解雇。
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的行动中做得都非常过分和荒谬。亚历山大已经在他突然发作的狂热中走出来了，但是却逐渐染上了慢『性』忧郁症。最后，他终于看清了自己那有限的能力，并且意识到了在维也纳会议中他变成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他对西方越来越反感了，开始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俄罗斯统治者。然而事实上，俄罗斯的真正利益就在曾经给斯拉夫人上第一堂课的圣城——君士坦丁堡。随着年龄的增长，亚历山大越来越努力工作了，但是他取得的成就却越来越少了。当他坐在书房里，他的大臣们正尽全力要把整个俄罗斯变成一个大兵营。
这幅画面其实并不好看。也许，我应该减少对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如果能使你们彻底地明白这个时期，倒也是件好事。你们要知道，像这种阻碍历史的发展、扭转历史方向的尝试，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但结果无非是由于自大走向失败的地步。
第71章 民族独立战争 （1）（）
反动的方式难以消灭顽强的民族独立热情。
首先是南美洲人反抗维也纳会议的种种措施。
后来，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欧洲的弱小民族，
它们共同为19世纪谱写出了独立战争的伟大篇章
民族情感的复兴
假如我们这样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的是另一种措施，而不是采用那样措施，那么19世纪的欧洲历史肯定是另一番模样的。”很有可能！但这样如果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众所周知，维也纳会议的与会成员是一批刚刚经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20年中带给他们的恐惧和连绵不断的战『乱』仍然记忆犹新的人们。他们聚在一起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欧洲能够得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在他们眼里，这才是人民最需要和最向往的。他们是我们称之为“反动者”的人，他们一直坚信人民大众是不可能管理好自己的。他们为了一个也许能保证欧洲得到长治久安的方法，重新划分了欧洲的地图。虽然他们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们并没有恶意。总体来说，他们是一批古老的外交学校毕业的老派代表，对自己年轻时的和平稳定的幸福生活一直念念不忘，因此，他们一直盼望着能够重新返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中。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已经有许多革命思想在欧洲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根了。这可是一个不幸，但还不足以称为罪恶。但是，法国革命把一个事物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会了美洲，那就是广大人民拥有的“民族自决”的大权。
拿破仑从来不会敬畏任何事情，也从来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所以，他在处理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的问题上，显得那么冷酷无情。然而在革命的早期，某些革命将领却曾经宣扬过一种全新的信条——“民族并不受政治区域的限制，与圆脑袋或高鼻梁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民族是一种人们发自内心和灵魂深处的深厚感情。”因此，当他们向法国的儿童讲述法兰西是多么伟大的时候，他们也在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意大利人做与他们一样的事情。不久以后，卢梭的信徒以及忠诚于原始人优越天『性』的人们就开始追溯过去，穿越封建城堡的废墟，挖掘他们伟大种族那古老的尸骨。而他们则谦虚地称自己为这些伟大祖先的无能子孙。
19世纪的上半叶是一个伟大的考古时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们都在忙着出版中世纪的散落遗失的篇章和中世纪早期的编年史。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发现结果往往都会引发出阵阵对祖国新生的成就感和自豪感。而产生这些感情的是他们对历史事实的错误理解。但是在现实的政治中，事实的真假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是否希望是真的。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中，国王和人民一直都坚信自己伟大祖先取得的至高荣誉。
然而，维也纳会议根本对人们的情感不加理睬。大人物们则以几个王朝的利益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欧洲的版图，并且无情地把“民族感情”和其他危险的“法国革命教义”统统编入了禁书的目录。
但是，历史对所有的会议都很公平，它尽情地嘲弄着人们。由于某种原因（一条历史法则，但一直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民族”变成了于人类社会能够稳步向前发展的必需品。任何阻碍这股『潮』流的尝试，最终都会像梅特涅阻拦人们自由地思考和想象一样，以惨败为结局。
南美独立战争
有趣的是，这场民族独立的大火居然是从遥远的南美洲开始点燃的。在拿破仑的长期战争期间，西班牙人没有时间顾及别人，南美大陆的西属殖民地就度过了一段独立时期。当西班牙的国王沦落为拿破仑的阶下囚时，南美殖民地的子民依然对他尽忠，拒绝接受1808年新上任的西班牙新国王——约瑟夫·波拿巴。
其上，唯一一个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并且发生了严重动『荡』的南美殖民地就是哥伦布第一次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由于突发的一种博爱和兄弟之情，法国国民公会宣布授予海地的黑人兄弟们以前只有他们的白种主人才能享有的一切权力。然而，他们后悔了，和他们的冲动一样地快。于是，法国人立刻宣布收回的承诺，这就引发了海地的黑人领袖杜桑维尔和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大将军之间的数年战争。1801年，杜桑维尔接受了勒克莱尔的邀请，两个人当面商讨讲和条件。法国人郑重地向他保证，决不会利用这次和谈加害于他。杜桑维尔相信了白人的话，被带到了一艘法国军舰上，没过多久便死在了一座法国监狱里。即使这样，海地黑人还是赢得了最终的独立，并且建立起了自己的共和国。就这样，当第一位伟大的南美大陆西属殖民地的爱国者企图解救自己的国家于西班牙的枷锁中时，海地的黑人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
西蒙·玻利瓦尔于1783年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他曾经在西班牙学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曾经去过巴黎，亲眼看到了当时革命『政府』的运作情形。当他在美国逗留了一段时间以后，玻利瓦尔回到了家乡。当时，委内瑞拉人民已经对自己的母国西班牙产生了极大不满，这种情绪就像野火一样无限地蔓延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接连不断地发生。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独立，玻利瓦尔成了伟大革命将领之一。经过了短短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起义就失败了，玻利瓦尔不得不逃亡到别的地方。
在后面的五年中，玻利瓦尔孤身一人领导着这项艰难而又危险，并且看起来根本不会胜利的事业。他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献给了革命事业。但是，如果没有得到海地总统的鼎力协助，他的最后一次远征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从委内瑞拉开始，争取独立的烈火迅速蔓延到了整个南美大陆，西班牙的殖民者无力应付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很明显，西班牙是不可能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把所有起义都镇压下去的，他必须立刻向神圣同盟发出求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