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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恳求陛下看在老臣当年的微末之功上，给丁斌一个改过从新的机会吧！’
只可惜朱元璋的耳朵根却不软，他从这封信中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既然李善长想为丁斌求情，那么就以丁斌为突破口。
朱元璋当即密令左都御史詹徽追查丁斌案，朱元璋在交代任务时，并没有将事情挑明了说。可是詹徽却在朱元璋只言片语的交代中揣摩到了圣意，他连夜拷问丁斌。李善长一心替丁斌脱罪，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丁斌会反过来出卖他，在詹徽的诱导下，丁斌供出了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
这里不得不佩服詹徽心机之巧，他之所以选择李存义维突破口是因为此人既是李善长的之弟，同时也是胡惟庸的亲家，是沟通李、胡二人的天然桥梁。
果然，在继续追查李存义后，他终于供出了足以置李善长于死地的供词：胡惟庸多次请求他找李善长共举大事，李善长不许，胡惟庸亲自来说，李善长终于长叹，‘我已老，汝等自为之’。
这个‘汝等自为之’是詹徽最得意的手笔，它符合李善长的身份，轻一点说是知情不报，但往深处想就是默许胡惟庸造反，虽然他没有参与，但他已有此心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了作案动机。
即使是造反未遂也是重罪，詹徽随即大规模网络罪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李善长的家奴纷纷跳起告状，绘声绘『色』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直到此时，文武百官才如梦方醒，或许是怕李善长案牵连自己，文武百官纷纷跳出口诛笔伐，千夫所指，李善长求生无门，四月，朱元璋批下此案。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太师李善长参与胡惟庸谋反案，赐死，夷其三族，赦其长子驸马李祺及临安公主所出嫡二子李芳、李茂死罪，贬为庶民。李善长遭到灭族当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为了剪灭勋臣有计划的行动。
就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一个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国用上书，替李善长说了一句公道话。
王国用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
这句话就是说，李善长和陛下是一条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大官，位极人臣。他没有必要冒险造反，成败尚未可知。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造反，更是大错。试想，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肯定甚于爱自己的侄子。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他即使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无非封太师国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给王子而已，难道能比今天的富贵更加进一步吗？而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能侥幸夺取的吗？
朱元璋看完王国用的这封上书，竟然没有怪罪于这个五品郎中，可见他从内心也是认同于这句话的。李善长被灭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恩所致，但和李善长参不透帝王心有很大关系。王国用所说“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这是李善长生前的荣耀，也是致他于死地的刀锋。
不知道白发苍苍李善长临行前是怎样一番心态，想当年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李斯发出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人生感叹。不知道李善长会不会有着同样的慨叹。很多搅进权力场中的知识分子，至死也不会有这种醒悟的。就算生命重新再来一次，权力依然是他们的心头好。
随后朱元璋又搞了一次权力的再分配。促使权力进行再分配的事件，或者简单地说这次权力再分配的最明显的标志。
第19章 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2）（）
李善长和胡惟庸的死并没有让朱元璋停下夺权的脚步，他派出检校，四处收集所谓的谋反证据，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拿出来反复清算。在这种滚雪球似的清算方式下，死了的胡惟庸并依然还在折腾，罪名也在不断地升级中。由最初的“擅权枉法”发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
罪名每升级一次，打击面就扩张一次。牵连的人员也由与胡惟庸血缘相近的亲族、同乡，延伸至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凡是能够牵扯上一星半点关系的，皆被连坐诛族，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长，参与军机的刘基相比，宋濂作为一代文宗，只是替朱元璋起草文书，教育太子，对江山的威胁应当不如两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害怕他泄漏宫中的秘密。好在宋濂守口如瓶，有一次他与客人饮酒，朱元璋派人秘密侦查，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日是否饮酒，客人是谁，用什么样的下酒菜。宋濂具实回答，朱元璋笑言真是这么回事，宋濂没有说谎。一个大臣连私生活都这样要受到皇帝的严密关注，就算取得富贵也难以体会到人生的快乐。
宋濂的下场也不好，他的长孙被勾连入胡惟庸案，朱元璋准备杀他，马皇后对朱元璋说，老百姓为子弟请老师，尚且以礼仪对待始终，何况天子。况且宋濂住在家里，未必知道此事。如此，皇后救了他一命，但宋濂仍然被发配到茂州，最后死在了四川夔州。
在胡惟庸死后十二年，帝国再度掀起“蓝玉案”。作为一代名将，开国功臣的蓝玉，受封凉国公，为人桀骜不驯。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朱标就有了亲戚关系。
《明通鉴》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蓝玉身为太子朱标的亲戚，极为关心东宫的权力之争。他曾经提醒朱标要提防燕王朱棣：“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臣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意思是，燕王朱棣不是一般人，收买人心迟早是要造反的，我找过人望他的气，燕地有天子气象。
朱标却不以为意，淡淡地说“燕王事我甚恭谨”。
蓝玉估计事后连肠子都悔青了，他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曾经专门叮嘱太子朱标不要传扬出去，谁知道朱标还是告诉了朱棣。等到太子朱标病死，燕王朱棣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这句话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然还是率『性』而为，一点也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
蓝玉在战场上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可是离开战场，蓝玉的表现只能用一介莽夫来形容。他在战争结束的归途中，干了一件颇为让人不耻的事。他用暴力霸占了元主的老婆，结果这位妃子羞愧『自杀』。蓝玉的行为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不得人心。他的这种做法让朱元璋十分愤怒，但由于考虑到蓝玉功劳很大，便没有去更深的追究他，而蓝玉却以为这是默许的表现，更加放肆起来。
在这之后，蓝玉的这类表演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在他回到喜峰关口时，由于已经是黑夜，守关的官员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关就立刻跑去开门，而蓝玉却干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攻击关卡，打破城墙强行闯入，还颇为洋洋自得。
蓝玉还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当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毫不顾忌结果，竟然堂而皇之地驱逐御史。
诸如此类不靠谱的事件让朱元璋极为恼火，他原来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为了警告蓝玉，他把梁字改成了凉字，从中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
蓝玉征西归来，以为回朝后会得到大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这让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得批准。蓝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有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地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这样的话传至朱元璋的耳朵里，没有祸。
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报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私底下相互勾连，准备起事，欲劫皇上车驾。
朱元璋正愁找不到借口，便将其拿下，亲自审问，再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据称蓝玉在受审时对他的叛逆罪供认不讳，同时在他的招供过程中，又把许多侯爵以及吏部尚书詹徽都牵扯进来。詹徽曾经主持审理过李善长案子，现在又奉旨受理蓝玉一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蓝玉的供词把詹徽也拉了进来。
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三月，蓝玉被公开肢解。蓝玉作为统帅部属众多，受株连的人数众多，而且最后下场都是族诛。也就是一人犯罪，或受株连，就按家按族屠戮。在蓝玉被清洗一案中，许多开国功臣都跟着成了刀下冤魂。这使得人们有理由猜测，朱元璋之所以要实行这种大清洗，就是要消除可能威胁皇位继承人的帝国权贵们。
事后，朱元璋为了辩明其行为的正确『性』，他想出了各种办法。胡惟庸党案以后，朱元璋搞了一个《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蓝玉案以后，朱元璋又搞了一个《逆臣録》，并且是朱元璋“手诏布告天下”，列名《逆臣録》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给蓝玉和胡惟庸两件清洗案做个了结，同时向帝国的权力集团和民间社会传递出一个信息：这两件大案是钦定的，谁也不准来翻这个案。
朱元璋掀起的这场权力“连环三击”前后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有五万人之多。效果是达到了，可天意民心却难以交代过去。
其中有些人的确属于罪大恶极，自取灭亡的。譬如永嘉侯朱亮祖仗着手中的威权，恶贯满盈。但更多的人死得实在是冤枉，理由给的也是不清不楚。朱元璋巧妙地借助了朝臣之间的矛盾，将诬陷栽赃运用到了极致，他先后以谋逆、谋反、通倭种种理由把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几大权力集团全部收拾干净，只杀得刀锋卷口。
“蓝玉案”发生一年后，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在上面打稻谷，声响远震数里。于是有仇家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将其召入京城，赐以酒食，冯胜毒发而死。颖国公傅有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被赐死。定远侯王弼躲在家里偷偷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