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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太多的学习机会。他的学习机会更多应该来自于当和尚的那段相对来说还算稳定的时光，经文没有念进心里去，诗文却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呖，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当云游三年再度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正因为如此，种种世相才历练了他的多重『性』格。
等到朱元璋晚年时期，他在回忆自己的那一段人生经历时，也不无得意地感慨道：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也就是说，那一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这段经历帮助他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了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识人的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道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让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适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最近有人写了一部书叫做——权力野兽朱元璋，这个比喻很形象。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有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成为荒原上的狼图腾，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
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宝。史料记载，为了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生存下去，少年时的朱元璋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架，很多时候是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因此，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
第3章 他来自江湖的最底层（2）（）
就在朱元璋为了混口饭吃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如一锅鼎沸的水闹腾开来。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当时许多像朱元璋这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会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就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因为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在这个世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来管他何处来，又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蔽护，他就象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其中。命运在将一个人『逼』入绝境的同时，同时也会为他打开另一扇窗。也就在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朱元璋目前生存的处境，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死”字。
这封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当然，促使着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形势『逼』人紧：一是汤和的那封来信被人发觉，而且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这件事；另一点是朱元璋出家所居住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意味着今后他将无容身之所，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
也就是说，朱元璋最后走上造反道路的并不是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是来自于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为生活所迫。
古代社会，漂泊无根的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也就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行为。那种文人士大夫似的人生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让他们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义无反顾地投入造反的行列是很难令人想象的。
当汤和向朱元璋发出邀请的时候，朱元璋内心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用自己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卜筮之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朱元璋自己写的一篇叫做《纪梦》的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幕：朱元璋使用“珓杯”来为自己算卦，珓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朝上是阳，杯口朝下是阴。两个杯抛起，落在地下，以阴阳来判别吉凶。他希望神灵能够为自己指引方向，可让人万分失望的是，朱元璋并没有从中得到想要的答案。
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当时造反者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漂泊于世道上的游民。
作为那些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他们与那些老实巴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容易上当受骗还不太一样（历来参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会将自己的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的计算。
如何去做才能有利于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集团？如何去做才能有效地规避风险？他们会将其中的利害算得清清楚楚。他们追求的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理想社会，有朝一日能够时来运转。“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一套混世法则，有『奶』便是娘。他们可以做到一边英雄豪迈，一边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权力交椅却不容有丝毫的含糊。
在接到汤和的信后，朱元璋反复为自己占卜吉凶，其实每一次占卜都是内心的一次计算过程，为自己付出的行动寻找一个能够说得过去的心理支撑点。
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破产，不会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他们便不会轻易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连朱元璋这样的无产者走上造反道路都需要再三权衡，犹豫不决，更不用说那些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了。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那些居住分散的小农和游民是散漫的无组织力量，他们要想对抗强大的权力集团，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拂逆了权力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就算反抗往往也是极其无力的。因此，在他们产生造反要求的同时，必然也要求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不然无异于以卵击石。
朱元璋投到郭子兴的军中以后，凭借着年青人敢想敢闯敢干的“三敢”精神，又加上天生的一副好脑子，很快就独挡一面。在其加入义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渐渐地成为郭子兴身边的心腹之人。
郭子兴更是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她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但是部分野史与地方戏曲称之为马秀英。朱元璋和马姑娘结婚以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摇身一变就成了主帅的女婿。
朱元璋加入起义军的生活与他在庙里当和尚的情景大不一样，起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除了自身之外，并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和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
郭子兴拉拢朱元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权力抱团的问题，并不和睦。濠州城中的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孙德崖等四人，每个人都想成为带头大哥。彼此猜疑，很难相容。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徐州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彭早住和赵君用投奔濠州城。进城不久，赵君用就勾结孙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帅郭子兴给绑架了。郭子兴的部下害怕孙德崖，不敢反抗，就连郭子兴的儿子也吓得躲藏起来。
朱元璋此时正在淮北地区与官军作战，元帅郭子兴遭到扣押的消息传来。他连夜赶回濠州，找到关押之所将其救出。朱元璋在郭子兴的麾下得到了锻炼，耳濡目染，心智大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并不甘心长居人下，内心也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计。他想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乱』世求生存，有了枪杆子才会有话语权，才有可能去赢得更大的未来。
第二年（1353年）三月，围困濠州城的元军将领死在军中。两个月后，围困濠州达半年之久的元军只好撤离，濠州解围。
元军虽然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