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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嫌你啊，改做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只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
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
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
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作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
在《大诰续编》中，朱元璋反复强调他在注释《道德经》中的话：“吾为政愈严，犯法者愈众。”于是他不无遗憾地指出：“朕如宽厚行仁，人将谓朕不明于事；朕如加严，人又指之为暴矣。”从这样一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他的严刑峻法也是有些悔意的。重刑并不能完全把人民吓得不敢去做错事。因此到了这个时候，他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权力再大也是有局限『性』的。
朱元璋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按照古圣贤的分类，老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而在圣人们的教导下，老百姓应该在这四个领域，各守其道，各尽其职。唯有如此，天下才能实现真正的太平。而那些不在“四业”范围内的谋生者，大多数走的都是犯罪道路。“知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他们大多是游手好闲的“逸夫”。那时候谁要想当个自由职业者，就要做好被官府抓捕的准备。在朱元璋看来，这些自由职业者只懂得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官家社会的毒瘤。“知丁法”推广开来之后，老百姓们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里甲再把情况向县衙报告，一级级地向上申报。这种天罗地网似的人口『摸』排，使得潘富那样的在逃犯无所遁形。
为了杜绝类似潘富千里大逃亡，先后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受到株连的案件再度发生。朱元璋又做出了最为严酷的补充：如果《大诰》颁布下去，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抓，任凭这些“逸夫”游『荡』在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话，“逸夫”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
第28章 来自民间的总动员（4）（）
不可否认的是，陈寿六是个特例。和陈寿六这样幸运的成功者比起来，那些积极响应朱元璋号召，动不动就闯入那道“旁入公门”的门教训一通胥吏，最后因为这个被砍了脑袋的农民，在数量上也很可观。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也例举出了一些这方面的案例。朱元璋在这件事上表现得也非常纠结，他一边在大肆宣扬陈寿六的榜样示范作用；一边又在提醒乡民们，想当陈寿六这样的明星是需要运气的，也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很可能是生命的代价。当然如果让老百姓用自己的一条命来换另一条命，这里就涉及到利益的交换边界。在封建官家制度里，官吏们手中握有对老百姓的伤害权，平民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就要通过自己的劳役或者交纳赋税来寻求生存权的赎买，这样就形成了交易关系。官吏的伤害权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对官家制度形成了一种约束。如果官吏越过这个边界，一味地榨取赎金，造成伤害。这种伤害的程度越深，老百姓的反作用力就会越大。等到被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赎金勒得无法活命，反正总归一死，反抗就成为唯一的路径。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一分钱田租。潘俊二见对方想要赖账，于是就上门索讨。欠账还钱，天经地义。谁知道金方倒打一耙，将潘俊二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给绑了起来。潘俊二又被勒索了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这还不算完，做事做绝。金方又突发奇想，继续诬陷潘俊二是祸害百姓的豪强，然后学习陈寿六也将其捆绑解送至京城。
这种现象在当时很具有普遍『性』，既然有“旁入公门”的门，那索『性』就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有人索『性』干起了趁火打劫的勾当。
乌程县百姓余仁三，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顿，就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豪民”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金方和余仁三也是咎由自取，他们将朱元璋打开的这扇应急状态下启用的“公门”，当做了可以滥用的“私门”。他们的伎俩还是被识破了，朱元璋作为斗争经验丰富的老手，这一切又怎能逃过他的眼睛。金方和余仁三两人都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也同样是在《大诰三编》里，下面这个案例显然更让人有嚼头。
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自己的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15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就把顾匡给放了回去。
顾匡回家之后，就开始精神抑郁了，因为他担心事情早晚会败『露』。顾匡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过后，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那就是去京城自首。曹贵五听说后，也担心自己是劝和人，有可能会因此受到牵连。于是他找到顾匡，要求和他一同去自首。就在二人准备上路之际，周官二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
在这四个人当中，沈显二是最后一个得到消息的。听说其他三人已经上路了，沈显二日夜兼程，终于在淳化镇赶上三人。沈显二也主动提出一同去自首，对不起名额已满。顾、周、曹三人设计将沈显二捆绑起来，决定把他当作祸害老百姓的地方豪绅押往京城。
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就在四个人进了京城，押解害民豪绅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的时候，沈显二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逃跑了。主管上访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计议，无奈之下，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顾匡给绑了起来。
通政司在前面接到的上访报告里，顾匡的身份还是一个良民，现在却要跪在堂下，变成“害民豪强”。所以官员们在审讯周、曹二人时质问：“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沈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回答说：“顾匡本来是我们最早捉拿的人，沈显二受贿把他放了。我等害怕事情败『露』，一同赴京自首。没想到沈显二随后也追了上来，我等就将他当作骗人财物的『奸』民捆绑了来，而把之前的事情隐瞒掉了。如今沈显二跑掉了，我们只好又把顾匡给绑了来，算是向你们交差吧。”
审讯的卷宗递交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卷宗里的白纸黑字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朱元璋实在忍耐不下去了，连皇帝都敢忽悠，真是活腻歪了。他下令，这几个人太不靠谱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实在是『奸』诈之极，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阴谋，干脆全部枭首示众。
朱元璋设置那道“旁入公门”的门与让群众互相监视的“知丁法”，看上去是两条完全对立的政策，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前者是依赖群众和发动群众，目的是清除官僚和胥吏集团内的贪污行为；后者是挑唆群众之间互相监视，有点“人斗人”的意思，目的则在于清除群众当中的不法游民。游民是百姓中的另类群体，他们往往被视为洪水猛兽，是收刮百姓利益的盗匪。老百姓不敢与权力集团叫板，但可以借着权力集团的手压制游民，少一层伤害就多一份利益。而权力集团也将游民集团视为不法集团，是民间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最害怕的是游民集团与老百姓抱成团，那样的话将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冲击。在这样一种三角制衡中，笑到最后的还是权力集团。用朱元璋的眼睛来看，胥吏蛀坏了官僚集团这栋大厦，而游民则破坏着底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过事情似乎并没有朝着朱元璋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惩治游民也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效果。
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福建沙田县有13个不愿务农的百姓，想合作干点营生。中间为首的是一个叫罗辅的人，这些人聚在一起商量说：“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也就没罪了。”大家齐声说好。结果民众集体作弊这件事就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奸』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的成年男丁诛杀，『妇』女、小孩一律流放。等到案子了结后，朱元璋还痛心疾首假慈悲一番：“你们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为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为不忠。将你们这些不忠不孝之人诛杀，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发动群众来制衡污吏，后来将事态扩大化，变成了发动群众抓捕民间的害民豪强。因为朱元璋后来发现，各衙门所用的胥吏都是当地人，这些人在当地又多半都属于豪强阶层。
朱元璋赋予百姓们莫大的权力去惩治污吏和游民，貌似给予百姓们制约权力的权力，其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他给予百姓们的，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制约权，而是一种暴戾的“合法伤害权”。古代的官吏们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因为他们知道，皇帝作为权力集团的真正仲裁者坐在深宫之中，不可能把他的权力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寸角落。这种“天高皇帝远”的现实，让他们在权力结构底层有了更大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如今，胥吏们被朱元璋发动群众这一雷霆杀招彻底打倒在地，百姓们拥有闯进衙门直接拿人的权力。表面上看，是老百姓闯进“公门”去抓人，实际上是皇帝伸展出来的权力触角在抓人。
帝国权力结构仍然没有改变皇帝制约胥吏，胥吏制约民众的现状；不过是颠倒了一下程序而已，变成了皇帝制约百姓，百姓制约胥吏。也就是说，将以前掌握在胥吏们手里的权力暂时移交到百姓们手里而已。但是这种临时『性』的权力对于百姓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