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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七年（1538），夏言不出意外地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为帝国的新任首辅。
夏言是个权力场上的明白人，也懂得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在其担任内阁首辅之后，夏言还算是一个兢兢业业，随时为皇帝排忧解难的人。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这个『毛』病是有才之人的通病，那就是待人接物有一股傲气，这种人在官场上容易得罪人。就连在皇帝面前，夏言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姿态。当时在大臣中就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
嘉靖本来也是一个极要面子的强势之人，这样就为君臣之间埋下了一颗随时都可能会引爆的定时炸弹。而此时，夏言在权力生涯中的真正对手，已经在黑暗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施以致命一击。这个人就是明朝的重要权臣，擅专国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严嵩。
嘉靖时期，帝国先后涌现了四名内阁首辅，其中夏言和严嵩两人的任期时长相加起来足有20多年，整整占据了嘉靖在位45年的半数以上时间。由此可见，两人在明中叶的帝国官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两人都是江西人，年龄也接近，夏言只比严嵩小了两岁。
两人虽然都是帝国的文官领袖，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并非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夏言的籍贯是江西贵溪，隶军藉，祖上是靠军功博取功名。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隶匠籍，祖祖辈辈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匠人。
严嵩的家族谱系与权力沾上亲，还要追溯到他的高祖父。其高祖父曾经做过省部级高官（四川布政使），只可惜后来家道中落。夏言的父亲夏鼎因为投奔在京城任军职的兄弟，才有机会留在京城读书，最后通过个人的努力捞取到进士的资格，派驻地方为官。夏言在京城一直长到十四岁才跟随父亲到地方，所以在他成人之后，能够说一口漂亮的京腔。
两人混迹官场都具备相当高的天份，就出身而言，严嵩的起步显然要比夏言略占优势。严嵩二十岁的时候就通过乡荐（举人），几年后又考中进士，而且还是第二甲第二名（即第五名）。因此被朝廷以庶吉士的身份选拔进翰林院做编修。明代的翰林院实际上就是内阁的署衙，内中网罗了天下的许多科举人才，是朝廷的智囊团和书记处。在馆阁的日子里，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在馆试中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每每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
夏言二十八岁中举，不久入国子监读书。一直到三十五才拿到进士资格。他的科举成绩考得并不理想，只能达到第三甲的水平。所以夏言刚进入官场只能在中央行政机关行人司当个办事员，后来才转到兵科给事中的职位。
第59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3）（）
与夏言所走的『性』格路线不同，严嵩的傲气是深藏不『露』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人相当低调。在外人看来，严嵩完全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甚至透着三分谄媚，七分奴颜。
就在严嵩怀揣着政治理想准备在官场上好好打拼一番的时候，他忽然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返回原籍养病。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带着为皇帝祝寿的旗号重返北京。嘉靖皇帝诚挚地邀请严嵩留在京师，严嵩没做丝毫犹豫就爽快地留下了。严嵩留在京师之地，也就此拉开了严嵩混迹帝国权力中枢的序幕。
在严嵩退出权力核心地带，返乡养病的十年时间，正赶上大宦官刘瑾权倾帝国之时。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扫『荡』后，严嵩北上顺天，才算正式宣告复出。在其复出的十多年之中，他先后供职于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而当时他的同乡，内阁次辅夏言已经成为嘉靖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
虽然严嵩在年龄和科举资历都要超过夏言，但是在夏言面前，重返权力场的他还是摆出了一副后进晚学的姿态。在严嵩所著的诗集里，有不少诗句就是专门献给夏言的马屁颂。其中一句“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尽显严嵩向夏言讨好献媚的嘴脸。不过也由此可以反映出，在严嵩权力爬坡的过程中，夏言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夏言当时虽为次辅，但是他在帝国权力高层的影响力早已超过首辅，为嘉靖皇帝所信任和倚重。严嵩是个明眼人，怎能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正因为经过一番利害权衡，所以说他选择抱紧夏言的大腿也算是明智之举。
严嵩要想在帝国官场一飞冲天，就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借势上位的机会，何况这个有势之人还是自己的老乡。其他人就是想攀这个高枝，还没有机会。
有一次，严嵩过生日，他向刚刚荣升首辅的夏言发出邀请。夏言却退回请柬，不想出席。严嵩便长跪于夏府门前，将请柬举过头顶，口中『吟』诵内文。可见严嵩当时的攀附之情是何等的炽烈。尽管如此，夏言还是没有赏脸，严嵩只好怏怏而回。开席之际，严嵩毕恭毕敬地跪在为夏言预留的席位前，为没有赏脸而来的首辅献酒。
这件事传到夏言耳中，夏言颇为受用。但这件事对于严嵩来说，恐怕又是另一番心境。
对于正在权力爬坡阶段的严嵩来说，除了要摆平首辅这个官僚集团的带头大哥，更要俘获皇帝的心，投其所好。严嵩在58岁时撰成了《庆云赋》和《大礼告成赋》词藻华美，气势恢宏，用诗赋来讨好嘉靖皇帝，对其仕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嘉靖皇帝喜欢道教，喜欢没事就搞个祭天仪式。他平常不上朝，也不住在皇宫，而是住在一个叫西苑的地方，一天到晚就琢磨着长生不老。因为经常要搞祭天的仪式，这个祭天的仪式中有个重要内容就是火化青词。
青词，又称绿章，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表章，用朱砂写在青藤纸上。旧时『迷』信之人信奉的神仙多，凡间要告诉天神的事也多，于是文人客串，青词绿章竟渐成一种流行的文体，并不局限于道士的专业。
严嵩的青词写得极好，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
其实青词并不好写，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用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人间君主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嘉靖皇帝求仙心切，想早日得道升天，所以官员们所写的青词总是无法满足自己疯狂的想法。
那些阁臣半天憋不出一首青词，常常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抓狂。别人抓狂，可对于严嵩来说并不是多难的事，他是有求必应，得心应手。其实这并不奇怪。严嵩原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自然长袖善舞。更重要的是严嵩在这方面是尽心竭力，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皇帝的精神需求。
在任何社会，像严嵩这样有才能的人都理所当然的受到重视，且不论这种人的内心是高尚还是卑下。小人对于私欲的执着养育了他们的一技之长，这使小人在攀援的过程中具备了更雄厚的资本，增加了更多的选择，强化了其竞争的优势。
夏言也是一个写青词的高手，他和严嵩被时人称为“青词宰相”。夏言缺乏耐心，写一段时间就不愿意再伤自己的脑细胞了，后来就随便糊弄皇帝。皇帝又岂是容易糊弄的，嘉靖皇帝有时半夜派人悄悄去夏府和严府，察看夏言和严嵩分别在干些什么，每回去夏府的人回来报告说夏言早已酣睡。夏言此时所呈上的青词都有枪手捉刀，很多都是自己府上的幕僚。夏言连把关都不把关，就直接进呈世宗。结果可想而知，皇帝看后很不满意，常常怒气冲冲地掷于地上。而严嵩因有宫内情报相通，每次皇帝派人来察看，他都正襟危坐于灯下创作青词。来人回去汇报，嘉靖皇帝自然高兴。两人一怠一勤，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时间一久，只有严嵩写的青词能够获得嘉靖皇帝的欢心，正所谓“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所以皇帝渐渐宠信于他，再加上严嵩很会做人，后来就被提拔为内阁次辅，相当于国家的副总理。
严嵩虽然表面上是个相当低调之人，但骨子里却藏着一颗睚眦必报的小人之心。再加上夏言曾经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可每一次官复原职后都能轻易地超越他，这很让他羡慕嫉妒恨。他暗下决心要找一个机会将夏言彻底放倒，真正取代他。
夏言虽然并不喜欢严嵩这个人，但是他倒没有想过要将严嵩一脚踢出局。因为在夏言看来，严嵩还不值得他这么去做。既然他没有把严嵩这个人放在眼里，他又怎会把对方当成潜在的对手置于死地呢？
夏言打心里瞧不起严嵩这号人，只懂得摇笔祸主，一副奴颜媚骨的贱样。《明史。夏言传》里说他平常在内阁，对严嵩是“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也就是他非常鄙视严嵩这种跳梁小丑似的人物，大事小事，大权小权，都是自己一个人揽上身，权当严嵩是内阁飘『荡』的一缕空气。
慈庆、慈宁两宫皇后驾崩，武定侯郭勋建议将其中的一宫能够腾出来让与太子居住。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了夏言和嘉靖皇帝的一致反对。没有想到的是，嘉靖皇帝会转而询问夏言，既然你反对，那么你说太子应该住在哪里？
皇帝的问话，让夏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可他又无法给出解决的方案。没有办法，夏言只好出尔反尔，转过来支持郭勋的建议。这让嘉靖皇帝很不高兴，他甚至怀疑言官们弹劾郭勋，都是夏言这老小子在背后捣鬼。
等到大享殿修缮完毕，皇帝命太监高忠监工，同时催『逼』夏言草拟献敕稿。可夏言迟迟没有拿出稿子，这让嘉靖皇帝极为不快。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是个好道之人，他渴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寻找到长生不老之术。他不光自己信道，还要求朝臣们跟他一起做道教徒，整个帝国在当时看来就像是一个大道场。那时，明朝朝臣所戴的冠服是乌纱折上巾，就是类似于唐朝的翼善冠那种样式的官帽。皇帝戴的帽子通常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明世宗推崇道教，不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也就是道士帽。自己戴着还不算完，他还制作了五顶道士帽和五双道士鞋，分别赐给当时的首辅夏言、次辅严嵩等五人。
此时再看严嵩和夏言的表现。首先说严嵩。严嵩得到皇帝的赏赐后，不但欣然地戴上了道士帽，穿上道士鞋，还在道士帽上罩上轻纱，更显得神秘莫测。嘉靖皇帝很是欣慰，故意问他为何这么做，严嵩的回答是，天子所赐，不敢轻慢，恐灰尘玷污耳。
如此马屁，嘉靖皇帝很是受用。如此一来，嘉靖皇帝对严嵩另眼相看。在严嵩的领头下，除夏言外，其他三人都追随严嵩的脚步向嘉靖皇帝领赏谢恩。夏言却认为冠服礼仪是朝廷的大事，作为官员马虎不得。国家制度规定了何种等级的官员应该穿什么样的冠服，道士鞋帽不在帝国制度规定之列。他根本不买皇帝面子，将道士装束扔在一边。理由是，自己乃是一朝堂堂宰辅，怎么会穿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