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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端正纪律，每天早上胡得力都站在厂门口抓迟到，七点五十五分，他踱到传达室，站在那儿等待上班铃声响起。八点整，传达室的铃声响起，等它停下的时候，就意味着抓迟到的工作开始了。那时候也没有打卡机，抓迟到完全依赖人工，这就使得迟到的概念成为争论的焦点。具体来说，工厂门口有一条笔直的白线，铃声停止的一瞬间，一些职工的自行车前轮过了线，而后轮还在线外，这到底算不算迟到？还有一些职工被前面的人挡在白线之外，认为是前面的人故意堵塞交通，这算不算迟到？还有一些人声称自己早就上班了，只不过又晃出去买了包香烟，这算不算迟到？凡此种种，都要胡得力来解决。
对付这种人工式的抓迟到，有一条原则：宁愿迟到一小时，绝不迟到一分钟。胡得力是干部，不是看大门的，不可能在传达室门口站上一整天。八点三十分，他就慢慢地踱回劳资科，坐在炮楼上，偶尔看一眼厂门口。这时候只需要倒退着走进厂里，他看见的只能是我的屁股，然后往附近的树丛里一钻，万事大吉。
起初，我被胡得力抓到过几次。他会很开心地大喊一声：“路小路，迟到！”我一哆嗦，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被他逮了个正着，揪着我的领子让我填罚款单，还得站在厂门口示众，手里拿着一张工厂里的信笺，上书四个大字：我迟到了。胡得力说，这是对付懒散青工的办法，专门用来整我这种不求上进的小青年。他还对我说，人最重要的是羞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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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示众的时候，整个厂门口冷冷清清的，工人都在上班。我举着那张信笺，也不知道举给谁看。胡得力站在我对面，用目光测试着我的羞耻心。当时他说，路小路，你的眼睛里没有羞耻。我说，胡科长，你把我剥光了站在这里，我就会有羞耻了。他听了这话，就对我大声呵斥：“举高点！把纸举高点！”
我示众的时候，附近化验大楼的女孩子从窗口探出头来看我，还用瓜子皮扔我。这些姑娘我都认识，经常去她们那里换灯泡，还请她们吃糖，给她们讲鬼故事。我很喜欢她们，因为她们都很干净，穿的是白大褂一样的化验服，到了夏天，这身衣服之下就是胸罩和裤头。白大褂很薄，隐隐地能看到这些内衣的轮廓。我一想到化验室的女孩，就会想入非非。瓜子皮落在脑袋上也很快乐，古代的书生和我一样，走过勾栏瓦舍，被凭栏女子用瓜子皮击中脑门，这是一件很意淫的事情。趁着胡得力不注意，我对她们投去一个微笑，甚至挥挥手，她们就很嚣张地将瓜子皮一把一把朝我扔，我也不知道她们哪来这么多瓜子皮，大概平时特地攒下来，专门对付我这种懒散青工的。此时胡得力扭头朝她们张望，那几个脑袋就嗖地消失在窗口，像一群受惊的松鼠。这一点我最是佩服，她们从来不会落到胡得力手里。
假如让我来形容，胡得力就像是个猎人，站在厂门口打猎。那些松鼠一样的化验室女孩当然不会引起他的兴趣，就在这时，我出现了，我就是胡得力寻觅已久的大狗熊，只有把我一枪撂倒，才配得上劳资科长的光荣称号。如果你打了一只狗熊，也会把它的皮剥下来，挂在墙壁上展览。对狗熊而言，这纯粹是命运使然。但我愤怒的是另一件事：你不能要求一只狗熊有羞耻心，这他妈太奢侈，狗熊是不能为羞耻心负责的。
我不是傻子，被抓过几次之后，开始向老师傅们学习，上班迟到就往茶馆里一钻。那家茶馆如今已被拆掉了，早先，这里是一间昏暗的平房，没有招牌，走进去先是看见一个老虎灶，灶头上永远烧着一壶水，两盏二十瓦的灯泡悬于头顶，灯下是几张旧得发黑的桌子，一些被屁股磨亮的条凳。郊区的老头就在这里喝茶，老头们看见我钻进来，就会嘲笑道：“嘿，又是个迟到的。”
在茶馆里泡着，看完两局棋，绿茶喝得想尿尿，差不多就是九点钟了，这时候胡得力已经回到炮楼里去了，我就把自行车停在附近的车摊上，让修车师傅替我看着，自己一溜烟蹿进厂里。有时候动作快如闪电，门房的老头只觉得眼前一花，还以为闪过去一只野猫。
当然，茶馆并不是绝对安全，有一次胡得力不知哪里来了股雅兴，居然踱到茶馆里来查岗。他一进门就看见我，正在那里下象棋呢。胡得力冷笑了一声，对我说：“你这个月奖金全没啦。”我心里一寒，下错了一步棋，当场被老头将死，输给了他两毛钱。
茶馆据点被查抄之后，我去更远的游戏房打“街霸”，这比下象棋更好玩，也更安全。唯独麻烦的是，打游戏常常使我忘记了时间，等我想起要上班，跑出昏暗的游戏房，太阳已经悬在了头顶，差不多可以去食堂吃午饭了。
九三年和我一起站在厂门口示众的，还有一个高个子，绰号长脚。长脚是个管工，年纪和我差不多大。胡得力让他举着另一张信笺，上面同样写着：我迟到了。长脚比较有羞耻心，而且有恐惧心，看见胡得力就吓得说不出话，态度极其端正，把那张信笺举得很高。由于他的身高一米九五，信笺就在两米五以上的高空，谁也看不见上面写着什么。胡得力认为长脚是在故意耍宝，比路小路更缺乏羞耻心。
那一次，长脚示众还不到十分钟，管工班的班长就把他喊了回去，因为管子没人修。有关管工，简单的解释，就是负责安装和维修那些化工管道的，这个工种很古怪，既可以很清闲，也可以累得像苦力。具体来说，如果你不干活，任由管子漏掉，那就很清闲，如果你到处去检查管子，全厂的管子加起来大概有几百公里，你就成了苦力。我厂的管工班极其懒散，师傅们都不大爱干活，所有的工作交给一个人包办，这个人就是长脚。
照我的看法，上班不干活其实也挺无聊的，总要稍微动弹动弹。但管工班的师傅们发展出了另一项工作：下围棋。其中有几个师傅已经是业余二段了。这伙师傅手筋大得出奇，都是刘小光和刘昌赫那个流派的，只是格调低下，盘面上落下五个棋子之后，必定开始绞杀，毫无教养，完全是流氓棋，大概和他们的工种也有一点关系吧。管工班的师傅下棋，全是站着的，叼着烟，喝着茶。小小一个班组，摆了四五个棋局，杀得天昏地暗。师傅们一下棋，当然顾不上干活了，凡有管道泄漏，就指着长脚说：“去，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就老老实实地扛着工具出去干活了，很不幸，整个管工班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棋盲。
有一天，我和小李又跑到锅炉房去换灯泡。我们还惦记着瓦房底下的半裸体，当然，不会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爬到最高那层平台，那里黑漆漆的，头顶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并且非常热。我刚把灯泡摘下来，忽然从黑暗的角落里钻出一个瘦骨伶仃的脑袋，这个脑袋在有光的地方瞪着我，乍一看，以为他没有长着身体，光是一个脑袋浮在半空中。我吓了一大跳，手里的灯泡从二十多米高的平台上掉了下去，当的一声，砸得粉碎。
这个脑袋快乐地看着我们，并且喊我们的名字：“李光南，路小路。”仔细一看，原来是长脚，他个子太高，难怪被我误认为是飘在空中的脑袋。我骂道：“操，长脚，你在这里干什么？”
长脚说：“我在修管子。”
小李说：“你出来，你躲这里吓死人。”
长脚从阴暗处走出来，他很高很瘦，工作服穿在身上，横宽竖短，非常好看。管工班的师傅们给他起了很多绰号，长脚、仙鹤、竹竿、火筷、圆规、僵尸、高跷……化工厂的师傅们都是修辞大师，取的绰号无比精准。照我的看法，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因为长脚不会下围棋，所以得干八个人的活，还要忍受所有的嘲笑。
那天长脚说他在修管子，其实是骗人。我和小李都不是傻子，一眼就看出蹊跷。锅炉房的顶层是最偏僻的地方，常年无人，在这种地方通常不会干什么好事。小李在平台上巡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长脚问：“你们找什么？”小李说：“你会不会带个女人在这里嘛？”长脚大惊失色，连声说：“不要乱讲，传出去会害死我的。”
我说：“长脚，你老实交代，在这里干什么？”
长脚说：“修管子。”
我说：“你连个扳手都没带，你修鸟个管子啊？”
长脚皱着眉头，抿着嘴，从侧面看，他的脸呈C型，好像吃多了中药。这个表情是长脚的招牌。小李说：“长脚，你不会在这里手淫吧？”长脚做了个要昏过去的表情，说：“你们真下流。我在这里复习功课。”
“你复习鸟个功课啊？考八级管工？”
长脚说：“我复习语文。”
我搞不懂，长脚一个管工，学什么语文。照我看，他还不如去学学围棋，可以少干点活。后来小李提醒我，长脚是要参加成人高考。长脚点头，从屁兜里掏出一本成人高考复习资料，果然是《语文》。《语文》我最喜欢了，可惜那时候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小李说长脚惨了，被他们班组长知道，肯定打断他的腿。我说不至于吧，他又不是奴隶，凭什么不能参加成人高考。长脚对我说：“路小路，你千万不要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到你家门口自杀。”我非常嫌恶地把他推开，说：“长脚，你这个变态！”
事实上，小李没有说错。成人高考是公开的，每个适龄青年都可以参加，但厂里对此非常反感，但凡参加成人高考的青工，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好高骛远，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对付这样的青工，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到糖精车间去上三班。那时候我们都安慰长脚，放心，你不会去上三班的，你调走了就没人修管子了。长脚说：“我就烦修管子！”
其实，长脚曾经多次想调到电工班。电工班比较轻松，像他这么个身高，拧灯泡连梯子都不需要，最多找个小板凳就可以了。问题是，修管子同样需要身高，化工厂的管子也都是架在半空中的。
为了调动工种的问题，长脚曾经去找过管工班长，请他吃饭，要求调到电工班。那位业余二段的围棋家不动声色地吃完了饭，等长脚把用意说清，就抹了抹嘴说：“你去找鸡头，他同意的话，我就没意见。”长脚又请鸡头吃饭，鸡头抹了抹嘴说：“你去找车间主任，他同意的话，我就没意见。”长脚又请车间主任吃饭，车间主任比较难请，请了三次才赏脸。车间主任抹了抹嘴说：“你去找胡得力，他要是同意，我就没意见。”一听胡得力的名字，长脚立刻犯病，腿肚子都哆嗦。他跑到办公大楼里，在劳资科门口转了十几个来回，鼓足勇气冲进去。胡得力一见他进来，不等他开口，就厉声呵斥：“长脚，我听你们车间里汇报上来，说你又不安心工作！”长脚听了，一肚子的勇气都成了个屁。
那时候我们都劝长脚，别指望了，你要是调走，管工班的师傅就得去干活，围棋水平肯定下降，这是全厂的损失，是国家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