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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给生命垂危的病人动手术，所以像斯美尔诺夫这样的病人，研究所不会接受，他们都说他还活着，无生命危险，谢天谢地。
使伊戈尔备受摧残的还是同一个恶梦：总统面露微笑，用指头吓唬别人。伊戈尔经常想到，如果总司令履行自己的天职，如期地使他们复员，那么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故的。
一个只有一只手的复员兵士突然来见伊戈尔，在他的铺位旁边坐下，低声地问：
“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吗？”
“嗯？”伊戈尔警觉地望着。
“你母亲到过车臣找你吗？”
“她到过，但是流弹把她打死了。”
“她也到过我那里，”士兵垂下头。“他们在我们面前胡闹，他们的公共汽车射击我们停在马路上的坦克，他们决定，战斗员们要调到新的地方去，法西斯分子还没有辨明方位，便直接瞄准，射击了两次，什么都给粉碎了。如果我走到白发苍苍的肥佬面前，我准会亲手掐死他。的确，我只剩下一只手了，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应付自如。是的，我听见人家说，你已经失去一个睾丸了。你将来可以生活得很好：只有一只眼睛，身有震伤，失去了睾丸。士兵，你考虑考虑，有人对一切有过错。他跟自己的人民开战，叫我们去送死，而他自己却觅食饱肥，还用指头吓唬人……”
当这个士兵说到指头时，伊戈尔想起面露微笑的叶利钦，他的疾病又突然发作了。
时间过去了，当军医院里出现了一个约摸五十岁，显然是来自上层的男性军人时，伊戈尔已经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尽管那男人穿着一身便服，但是伊戈尔那训练得灵活的眼睛猜中了他是一名指挥官。这人就是中校谢苗·彼得罗维奇·福金。
伙伴们说过，好像这个男人在寻找儿子，另一些人肯定地说，他儿子在格罗兹尼阵亡，这个男人帮助军医院去领取医药贷款。两天之后福金在伊戈尔的铺位旁边坐下并且说：
“你好，伊戈尔，我叫谢苗·彼得罗维奇，我也是孤儿。我熟悉你的历史。结果糟得很，但是，伊戈尔，反正应当活下去。”
“活下去吗？”伊戈尔苦笑一下，“靠我的抚恤金还不能生活，只能把一顶便帽放在脚边坐在地下过道里。但当我的外表是这个样子，谁会向我布施呢？哪怕明天投入战斗也好。”
“你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我和你一起想必有可能赚到香肠夹心面包，你我都是一个人，两个人加在一起就形成一种动力。”
强而有力的神秘的中校福金了解到了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在车臣战争中被弹片炸伤的情况。中校认为，弹片还未能飞到目的地，不过它能够飞到并且击中目标，这就需要有一个精明能干的领导军事行动的人。
五月间，莫斯科变得像夏天那样炎热。古罗夫忍耐不住炎热的煎熬，时常坐在凉爽的办公室里，给他自己找借口，不到城里去，而当外出时，就请斯坦尼斯拉夫用汽车顺便把他带去，好像他没有自己的汽车或许是不会开车似的。
他和巴图林建立联系是很困难的。古罗夫不想去施加压力，而少校装作不了解情况的样子，显得稳重而宁静，但他一点一滴地泄漏有关福金的情报。密探很有耐性，他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每一点情报，到四月底以前他对中校，对他的性格和习惯已有充分的认识，甚至对他的意图也有局部的了解。古罗夫打听的情况愈多，他的信心就愈充足：他很正确地选择了一个对象，外表谦逊的福金中校今天比部长、助理和将军们更强而有力。密探已经明了，福金在酝酿阴谋，巴图林不是“六点”，而且显然不是王牌，但是除他而外，谁能帮助福金，加入他的分队，中校的目标何在，古罗夫没法断定。
福金和尼古拉·阿连托夫亲近起来，借助他结识总统候选人叶夫兰皮·杜波夫，并且经常和他会面，杜波夫根据各种不同的社会学测验继续不断地得分，但是他很绝望地落后于两个领袖，以致于谈论杜波夫是总统宝座觊觎者一事被认为是不严肃的。
古罗夫有时会去戈尔斯特科夫之家，他们总是高兴地、真诚地、热情地接待他。尤里雅经常给他挂电话，而在两周前她在双生子保镖的伴随之下忽然坐飞机来了，戈尔斯特科夫根据古罗夫的描述不难认出他们是列夫·布尼奇的两名战士。
尤里雅显得妩媚多姿，不引人注目的均匀地晒黑的肤色，清澈的双眸，轻盈而利落的动作。但是母亲和父亲都觉得，女儿同他们疏远起来，她打量他们无异于打量陌生人，她把自己的住宅看作旅馆里过夜的客房，该告辞了。
但是父亲和母亲很满意她的外表和健康的体魄，以致于不很注意她的其他特点。当他们开始劝她暂缓启程时，尤里雅坚定地说：
“医生只准我回家待两昼夜，我考虑到这段路程和时间上的差别，才赶紧动身。我在你们这里觉得憋气，我住在原始森林中，离我那有凉台的平房不远的地方，有只母熊带着两只小熊安置下来了，想必它会感到寂寞。”
“女儿，你在那原始森林里成天价做什么呢？那样真会发疯的呀！”
“在这个地方才会发疯啊。在原始森林中倒不会发疯，那里很有意思。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是继续深造，但是不在莫斯科。我秋季入学，然后让我们看看，也许我要调到那里去。”
古罗夫听完戈尔斯特科夫一家人的讲话，微微一笑并且说：
“就是说，左保镖和右保镖访问了莫斯科。你们喜欢他们吗？”
“很喜欢！”尼娜·季美特里耶芙娜甚至举起两手，轻轻一拍，表示喜悦，而主人不露声色地微微一笑，“两个好孩子，只是太沉默，像一对哑巴。”
“男孩子们，”古罗夫诉苦，“他们当保镖，但是一般地说，他们都是以战斗为职业的人。他们具有高度的职业技能，关于这种人的情形我所知道的不外乎如此，不过由于职业关系我也见识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人。”
女主人高兴得叫了一声，戈尔斯特科夫蹙起额角，并且说：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的工作有进展，还是停滞不前呢？”
“恰恰有进展，但是用眼睛估计不出来，进度太慢了。我遇见一个很聪明、很谨小慎微但极端危险的人。我向您保证，您的钱用得及时，没有白费。”
“钱呀！”戈尔斯特科夫挥挥手，“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他对谁最危险呢？对我，对家庭还是对政治家们最危险呢？”
“我对这个问题绞尽了脑汁，暂时还没有确切的回答。我坚信，在最近时间内我准能得到答复，那时候我和您，尤里·卡尔洛维奇，会一次面，决定以后的对策。我一个人对付这个人，可以说力所不能及。”
“您不能胜任？啊——啊，等一下，也许我们两个人能够战胜他。”
“我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古罗夫点头行礼，走开了。
第九章
古罗夫的侦察员们正在从事一项必需而又令人很失望的工作。他们监视福金。有可能取得某种成果，假使古罗夫不发出坚决的命令：
“伙伴们，你们瞧瞧，你们正在监督我。一举一动不谨慎，全部工作都成泡影了。如果他突然改变方针，急剧地转弯，那么你们马上放弃他，从出发阵地开始活动吧，每天都要调换汽车。”
在莫斯科，在街区汽车运行的条件下，侦察员们考虑到古罗夫的命令都能够坚持着监视福金，每昼夜长达三十分钟。他们知道，他住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工作，更喜欢在哪些饭店用午膳，于是从这些地方对他进行监视。但很快就被迫放弃，因为福金机械地接受查验，未曾揣度他身后是否有人监视他。
“他反正会落到手上来，”古罗夫重复地说，“他一定有秘密约会，以后有一次他忙着去做事情，准会把您领到目的地去。”
伙伴们疲倦地、失望地点头，一面继续工作，忽然间——这类事情总是忽然间发生的——走到莫斯科近郊军医院。福金在这个地方毫无办法。但当第二天侦察员们不监视福金，而是在军医院门口等候他的时候，这名中校又出现了。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是个魁梧的、干瘦而笨拙的犹太人，他俨然像一个侦察负，正如看管院子的女人俨然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他加入了红十字会。他在那些和官僚们进行绝望的斗争的母亲委员会里查明了，有谁经常在军医院进出，并且说，他掌握一些为伤员收集的资料，有两个妇女的儿子都病卧在军医院里，他混在她们一起毫不费劲地钻入了铁门，从那些不太纠缠人的女护士旁边平安无事地走过去了。
两天以后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在军医院里已是自己人了。因为他未曾以无名账户捐款，这类捐赠皆凭无名地址寄送，下落无着，他从自己荷包里取出钱来并且低声地问道：“我能具体地帮点什么忙？”女护士们很快就赐以青睐。侦察员有时候会违犯一些无关紧要的规定，而主任医生完全不予以理会，他经常购买水果、香烟，五一节时捎来两瓶精美的樱桃甜酒。一瓶馈赠与女护士们，另一瓶顺便“丢”在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所待的病房里。密探要查明中校福金倾心于这个病室是不困难的。伤员们把柯托夫称为“达卫多维奇”，喜欢他并且把他看成是有点令人打喷嚏的人，他们都认为他的儿子在车臣阵亡了，只是这个人不愿意提及这件事而已。
“这儿还有一个人，比不上您，达卫多维奇，他很不简单，大概是一个高级首长。他的儿子也在格罗兹尼丢了性命，”与伊戈尔·斯美尔诺夫邻近的麻脸的人说。
“你，我的朋友，你甭在我的行为中寻找过失或好处，”柯托夫说道，他立刻明了，伙伴们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身材高的干瘦的犹太人经常在这里来来往往，他在这里丢失了什么或者想寻找什么。“什么都很平常，我的朋友的儿子在巴穆特近郊捐躯了。朋友们聚集起来，凑拢了钱，因为有些人身边还有钱，于是我们的基金会组织起来了。我的假期快到了，朋友们说，去把钱发到战士们手上，省得官吏们贪污盗窃。你瞧，我来发钱了，不过钱很快就分完了，假期也将近结束，我们就要告别了。”
神秘的达卫多维奇如此简单的谈话似乎使得伙伴们有几分失望。但是和伊戈尔邻近的大眼睛的麻脸的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应该凑些钱，给达卫多维奇买双便鞋，他的鞋掌快掉下来了。”
过了一天，当柯托夫坐在病房里给独臂的战士剥橘子皮时，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突然侧身倒下了，抽搐地挺直身子，开始切齿作声，并且喃喃地说。
“请你打电话！要不停地打电话，他的舌头可能转不动了。”
护士跑来了，给他打了一针，之后医师也来了，柯托夫悄悄地溜走了。当大夫们离开以后，伊戈尔入睡了，侦察员已经回来，继续给他剥橘子皮。
“而我看，达卫多维奇，你的神经系统正常，”伤员之中有一人充满敬意地说。
“靠锻炼，”柯托夫平淡地回答，“为什么，伊戈尔常有这种情况吗？”
“大约每星期一次，更多的次数是少有的事。这使鲍里斯精神上受到极度折磨。”
“哪个鲍里斯？”密探听不懂。
“我们有一个统治全盘的鲍里斯。伊戈柳克的生活已经垮了，自己人捕获了他的一连人，自己人杀害了他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