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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证件没有一点毛病，”伊万并未停步，说道。
“我知道，伊万·西多罗维奇，”那人露出一副笑容答道，“想跟您谈谈，哈扎诺夫中校认为您为人稳重而又明智。”
哈扎诺夫中校是伊万不久前从那儿获释的那个集中营的副营长。跟所有监狱、劳改营的侦缉人员一样，哈扎诺夫的外号叫“干亲家”。他招募犯人，对集中营进行监听，及时防止越狱和流血争斗，有时成功，也有时迟了一步。哈扎诺夫一年多以前跟伊万谈过话，试图劝说他进行合作，但遭到断然拒绝，就再也没有找过他。伊万·彼得罗夫并不知道中校把他的情况记入一个特殊的记事本，不时把它拿给前克格勃的同行们看看。此外，哈扎诺夫还在伊万·彼得罗夫身边安插了一个耳目，因此对这名犯人十分了解，认为他很有前途。犯人在获释时有时会进入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情报网，每招到一名犯人都算是哈扎诺夫的功劳，有助于他晋级提升。这实际上是一种徒劳无益的工作，因为反间谍机关从刑满释放人员中招募间谍的数量极少。获释人员是些极不坚定的分子，他们很容易犯罪，而且惯于要两面手腕。
在路上拦住伊万的那位大尉并不相信面临的这场谈话能够成功，他只不过是在执行一项常规任务，为的是谈完话写个报告，说是已经跟那人见了面，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伊万·西多罗维奇，咱们上寒舍去，外面又冷又潮，”那侦缉人员说。
“你干吗在大庭广众中拉着我，有人看着呐，”伊万冷静地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火柴。他虽然不抽烟，但身上总带着火柴，等大尉掏出烟来，他便给大尉点了火。“你往前走吧，我跟着你。”
大尉受不了他讲话的这种态度，本想发作，但还是决定忍一忍，看看这次会面有什么结果。
他设立秘密联络点的那幢楼房就在这个街区。大尉头也不回，径直登上二楼，打开门锁，伊万在他背后轻轻一推，一下子把他推进屋里。
“你们是在什么学校受的训呀？”伊万跟了进来，随手把门锁上。“你对我那些朋友感兴趣？那么干亲家哈扎诺夫应该事先提醒你，哪怕是一文不值的同伙我也不会出卖。”
“你喝茶吗？我知道你不喝酒。”大尉说着打开电炉，放上茶壶。
伊万在破旧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更加仔细地看了看主人。他的外表不像个警察，工作作风则像个普通的管段民警。
“好吧，我根本不想谈你的朋友，”主人开始摆放茶具。“你提到他们是白提的。你给我们帮帮忙，我们不会亏待你。”
“这是空话，”伊万答道，“你既然跟干亲家谈过我的事，那么你也知道老耄这个人。他是个贼头，他的朋友们也一样。我对他们来说是个外人，他们老于世故，口封得很紧，因此我一无所知。就算知道我也不会说出来，您这位尊敬的长官找错人了。离这儿不远有个‘艺术’电影院，那儿正在放映《锁在一条铁链上的人》。我喜欢看电影，我马上去那儿。总之咱们东扯西拉，白白浪费一个小时了。您说说您要什么，咱们三言两语讲完拉倒。照我看，您是犯了过失被发配到这儿来，悠闲得无聊才干些莫名其妙的事。”
“哪儿来的这套文明语言？”大尉把面包和一盘切好的香肠往伊万跟前挪了一下。
“我读过《莫伊多蒂尔》①那本书。别东扯西拉了，您说吧，找我干什么？”
①苏俄作家科·伊·丘科夫斯基（1882—1969）所写的儿童文学作品。“莫伊多蒂尔”字面意思是“洗得干干净净”。
“打算去莫斯科吗？”
“就问这个？我在那儿出生，我好像还有间房子在那儿。”
“要上路需要有钱。您和您的朋友们启程以前闯进哪个售货亭或商店……”
“可是你们夜里并不陪女人睡觉。你们在维护城市的秩序。怎么，难道本地民警不知道城里来了些头面人物？要么您是要我把时间地点告诉您，免得您守来守去着了凉？”
“你是个无赖！”
“你难道现在才明白？”伊万拿起一片香肠闻了一闻，又放回盘子里。“香肠里有大蒜气味。待一会儿他们问我在哪儿吃的香肠，我怎么辩解？他们想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不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假如他们要把我带上，那么事情明摆着，他们会下令叫我杀死值班的人，用鲜血把我跟他们捆在一起，这我可不干。监狱和劳改营我都见过，那可不是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②，再进那儿去也见不到什么新奇的东西。”
②在莫斯科，俄罗斯最著名的艺术中心之一，收藏十一世纪以来俄罗斯及苏联造型艺术作品。
大尉看着伊万，心里在盘算：把这样一个小伙子弄到手，就可以跳出这块穷乡僻壤了。由于偶然原因进劳改营的人多的是，获释的人有的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是副博士。可是那些人跟刑事犯罪完全不沾边，对刑侦工作毫无用处。这小伙子个性生硬，却不是天生的盗匪。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他造就成一个有用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还有，他不喝酒，可见他不会为小事耗费精力。怎样才能吸引他，让他脱离盗窃团伙呢？主要的是，怎样表明自己的身分呢？小伙子鄙视民警，他不会同意跟他们共事。
出乎意料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由伊万·彼得罗夫自己解决了。他不时喝一口茶，吃一小片面包，同时看着主人，那神情倒像他并不是受到招募的人选，而是自己在决定：他究竟是跟住宅的主人建立联系呢，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手、把这一切都忘掉。
“照我看，您是反间谍机关的人，在这里搜寻察看，想物色一个执行任务的合适人选。看得出您不是本地的，而是州管理局来的。人家处分了您，打发您上这儿来改正错误，您却在这里游手好闲。这样的筛选站根本就是傻瓜想出来的。体面人会闭着眼睛跳过去，正经八百的小偷不会停留下来，我的朋友们则是例外，咱们不谈他们。我今天傍晚就离开他们，乘夜里的火车去首都。”
“他们不会放你走，”主人说道。
“我去跟老耄谈好，别的人不会吱声。”
“可是你怎么走呢？得有钱买票呀。”
“钱由您给我，”伊万微微一笑，“您说个电话号码，到了莫斯科我就打电话。尊敬的长官，您需要向上司证明您尽职尽责。您要是举止得体，还会因为我而获得勋章。”
“你的脸皮可真厚！”大尉气得喘不过气来。
“顺便说说，我跟您谈话可是彬彬有礼的。我请您去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莫斯科的卧铺票，电话号码您可以说一说，我记下来。这会儿快五点了，十九点以后，每个小时按整点算，七点、八点或九点，您在‘艺术’电影院等我，把一个信封塞在我的茄克衫侧面口袋里。”
“你会骗我，”大尉疑惑地嘟囔道。
“有可能，但我劝你冒个险试一试。”伊万挪开茶碗，起身走了出去。
跟窃贼们摊牌进行得极为平静。伊万心里明白，老耄跟同伙的争论失败了，他们尚未决定怎样摆脱这个年轻的异己分子。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干过“放血”的勾当，但谁也不愿动手再干一次。
等他们吃饱喝足以后，伊万突然开口说：
“每个人都各有所好。诸位先生，我不属于你们一伙，不了解你们的事情，假如各位允许的话，我想悄悄离开这里。”
窃贼们喜欢受人尊敬，而“诸位先生”这个称呼简直令他们激动不已。小伙子当真一无所知，他没有悄悄溜走，而是请求他们允许。他们用理解的目光看了看老耄，意思是说，这样的小伙子会让人铭记在心里。在场的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是个贼头，伊万不知道他的外号，这人的年纪五十左右，他用嘶哑的嗓音说：
“你这娃娃挺有头脑，说不定能成为一名小偷，眼下你就走自己的路吧。”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揉皱的钞票，几个朋友又凑了一些。“拿着，买张票还不够，可是你准有办法。”
伊万拿了钱，低低地鞠了一躬，暗自轻蔑地冷笑。他毫不怀疑窃贼们身上藏有巨额的钱。可是窃贼们为人处世跟执政党中央委员们一样：首先保障自己、亲属、副手、下层的书记，直至区委的女清洁工。要是还有所剩余的话，再分给普通党员，但不是见人有份，在溜须拍马这种问题上是不能容许平均主义的：某个人给一罐成鱼脊肉，另一个人给点茄汁密网鱼也就过得去了。法西斯集中营里高悬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各得其所”。他们不该把这块牌子毁掉，应该把它运到俄罗斯来，安放在旧广场上。
伊万属于自学成材一类人，劳改营的规矩他学得很快，因此跟“师傅”及其朋友们告别时十分友好。
他上车以后，一眼瞥见窃贼们正在核查他是否乘车离开。他没有上过任何专门训练班，但他没有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而是顺手提起一位妇女沉甸甸的旅行箱，装作送行的人进了车厢。
“小家伙挺机灵，”老耄说，“咱们不该把他放走。”
“我见过一些告密的人比他更机灵，”贼头答道，说着他们离开了月台。
伊万到了莫斯科以后在先前两位老太太那里住下来，她们不住地惊叹“啊—呀呀”，谢天谢地，她们的万涅奇卡①没有陷入车臣那场自相残杀的战争，总算四肢齐全地回来了。他对劳改营的事自然绝口不提，去民警局登了记，报了户口，住址报的是楼底下的贮藏室，有号码有门铃，好歹算个房问。两位老奶奶开始很生气，但伊万解释说，户口报在哪儿就得住哪儿，否则他别想分到正规的房间，更不用说一套住宅了。
①伊万的小名。
三天以后伊万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在俄罗斯地图上没有标明的那座小城里，在“艺术”电影院旁边弄到的。接电话的是个男人，声音平静，但未作自我介绍，只说了一句：
“喂。”
“您好，”伊万答话后停了一下，对方没有回答，于是他继续说：“我在远离文明的地方休息了将近五年。一位体面的男子在火车站交给我一个信封，并请我拨这个电话。”
对方短暂地停了一下，伊万听见那边在骂娘，随后那男人说：
“今天十五点请到我们的传达室来，我来拿您那个信封，不过我不能作任何许诺。”
“你们的传达室只有精神病患者和告密者才去。况且我没有任何事情求您。就算我没有打这个电话。”
伊万·彼得罗夫可没有上过什么特工学校，从来没有上过。然而天生的机灵使他领悟到，这个电话号码的谈话十有八九会录下来。那么电话线另一端那个傲慢的家伙就会有人狠狠揍他一顿。
“等一等！等一等！”对方急忙说道，“您不想上我们传达室来？咱们另找个地方见面……您知道多尔戈鲁基纪念碑吧？”
“不行。我觉得找个住宅合适，最好是旅馆房问。”
对方呆了一呆，随后说道：
“还是十五点，在莫斯科宾馆大门口，您一个人是不让进的。”
“好吧。讲讲您的模样，我来找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