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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军的凌厉攻势下，徽宗再无往日的潇洒和跋扈，完全被金军吓破了胆，他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匆匆无奈地禅位给太子赵桓，自己于次年元月三日在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据《靖康要录》卷四载：“初，道君（即徽宗）以（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夜乘船出通津门，独蔡攸及内侍数人从。”（可能立刻追随的还有宇文粹中和高伸）此时的东京内，政治空气极度紧张，外有强敌压城，内有钦宗与徽宗的两派势力相争。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钦宗虽不很精干，但这点道理还是明白的。所以钦宗登基后不久，就开始清除徽宗的诸亲信，第一个对象可能就是掌握兵权的高俅。钦宗于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任命他母族的亲属王宗濋取代高俅，担任主管殿前司公事（即殿帅），把兵权掌握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胜捷兵和禁卫兵若干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如同后宫的妃子们一样，彼此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靖康要录》卷四载：“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实则是要把高俅推离徽宗的身边。童贯和高俅的矛盾，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中有所披露，陈东上书云：“臣昨日闻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俅、伸等书报，言上皇初至南京（指商丘），不欲前迈，复为数贼挟之而前，沿路劫持，无所不至，迨至泗州，又诈传皇上御笔令高俅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遂挟上皇渡桥而南，以趋江浙，斥回随驾。卫士至于攀望働哭，童贯遂令亲兵引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者几百余人。高俅父子兄弟在旁，仅得一望见上皇。君臣相顾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群贼在侧，不敢辄发一语，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这里说徽宗不想继续南下了，这从徽宗后来的表现来看，并不正确，显然是高俅兄弟们的谎话，但这恰恰反映出高俅与童贯的确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童贯为了独揽“护驾大功”，把高俅部留在泗州，自己领军图谋与徽宗集团在江南另立乾坤。高俅还想继续追随徽宗，但局面已经被童贯掌握，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无奈中，高俅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徽宗、童贯等人南下，而自己被甩在了泗州。走投无路中，高俅也只能“以疾为解，辞归京师”（不过从当年五月高俅就死的情况来看，似乎高俅的确病了）。但是世事吊诡的是，恰恰是因为高俅没能去的了江南，成为徽宗集团与钦宗相争的帮凶，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得以“独死于牖下”。与此相对照，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御批处死。
虽然高俅的下场比童贯、蔡攸等人要好的多，但他倚为援奥的徽宗集团毕竟彻底败落了，作为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的高俅，自然也逃不过严厉的惩罚。靖康元年五月，高俅病死，“故事（指高俅是开府仪同三司职），天子当挂服举哀”，李若水上言道：“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李若水的两次上书拉开了追贬高俅的序幕，于是“（靖康元年）五月十六日，圣旨：高俅率领军兵，败坏纪律，累有言章，可与追除，子孙倖冒亦与降等授官，以戒后来者。吏部供到：高俅已身亡，前系检校太保、奉国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简国公；子尧卿见系岳阳军承宣使．尧辅安国军承宣使，尧康桂州观察使。十八日奉圣旨：高俅追检校太保、开府仪同三司；尧卿、尧辅并与右武大夫，尧康与右武大夫，并遥郡刺史，余官迫夺，诸孙免”，于是高俅的检校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这两副耀眼的官衔就此被免掉了，他的儿子们也被贬黜。但是这还没完，如此处理还是不能平息百官和世人对高俅的公愤，于是圣旨又下：“高俅更追节度、简国公。”，这样高俅的四大高衔（爵）就此全部被剥夺干净。正所谓高俅是夤缘际会、升迁极速，但是败落的就更为迅速了，这就好似直升飞机的坠落。
不仅如此，在高俅的死前，他就被抄家了。靖康元年正月，金军攻城甚急，于是钦宗被迫派李棁出使金营，结果李棁与金使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带来了“索金帛数千万，且求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宰相、亲王为质，乃退师”的要求，钦宗屈服，“丙子，避正殿，减常膳。括借金银，籍倡优家财。庚辰，命张邦昌副康王构使金军”。这里的“括借金银”，实际很大部分是取自徽宗集团诸亲信之家。正月十二日，钦宗下令有司收括蔡京、童贯、何执中、高俅等家的金银，并且包括他们的亲属家，不得隐藏。结果一共获银500万两。高俅的两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依例抄家，并由于隐匿金银，没有如实缴纳，而被人告发，而也遭到了贬官的惩处。
至此，高俅和其亲属人财两破，身败名裂，落得个“陋室空堂、衰草枯杨”的境地。
（四）对高俅的小评
高俅个人的兴衰荣辱、仕途沉浮，表面上是他夤缘际会、乖巧善佞的结果，实际上则是北宋末年徽宗一朝黑暗腐朽统治的的结果。或许高俅个人的飞黄腾达是一个偶然，但是以徽宗集团的荒淫无道，无一高俅，必然还会有张俅、李俅的出现。
徽宗本人虽然是个艺术天才，但同时也是一个在政治上极度疯狂的皇帝。偏偏徽宗又是一个极度自以为是的人，一心以为自己是个不世出的皇帝。在其统治下，大宋朝应该是，也只能是河清海宴、国富兵强，直追三代的千古盛世。既然是“千古盛世”，那身为帝王的他自然可以如《周官》所言的“惟王不会”，“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那么自我享乐一番又有甚么不可以的呢？实际上，不管是蔡京，还是郑居中、王黼等诸辈，都不过是阿谀奉迎徽宗的意图而已，所以徽宗的宰执（崇宁后）几乎无一不是搜刮民脂民膏、阿谀迎合皇帝好美名、希享乐的“能手”。只可惜徽宗自以为的“千古盛世”，只不过是他在蔡京等人“帮助”下，自我虚幻出来的假相。事实上，大宋朝在他的统治下，已经处于一个千疮百孔，各种矛盾空前激烈的绝境了！
对于高俅来说，虽然没有蔡京等对败坏国家之罪那么严重，但是这也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高俅统领殿前司这样的重任，但是却军政不修，纪律废弛，使得他的军队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按理说他统领的部队应是全国最精锐的），以至当国家危急时，全然派不上用处，其罪也是难容的。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高俅身处一个虚假繁荣的时代，世间事都变成了文饰矫揉和虚假做作，而高俅就是在那个造假时代的造假大家之一，这才是他的罪恶与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罪恶和悲剧。
第十三部 燕云（下）
第一章
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这句话在辽国治下的辽东流传了近两百年，搞的几乎街知巷闻，马扩虽然是初到贵境，耳朵里却也灌进了风，是以在此战之后，特意点出女真兵已过万这一桩来。
这密信一式两份，一份交到常胜军统领官、现如今的辽东汉军都统花荣手中，盖因此前定计，一旦女真起兵告捷，闹出了大动静，吸引辽国的主力之后，花荣这里便当起兵攻打苏州和复州，夺取距离大宋登莱海疆最近的辽东属地，建立起稳固的登陆场来。
另一份则飞鸽接力，跨海往梁山一站接力，再往大名府，旬日之后便抵达了高强的手中。将这份密报拿在手中，也算是解开了高强原先读历史时的一点小小疑惑：出河店一战，此前阿骨打所部不过甲兵三千七百人，对方又是辽国所选的兵勇，没有大批的女真俘虏给他来扩充兵员，为何史书上会标明女真至此满万？
原来所谓完颜部，共有十二部，而女真族则远远不止完颜部这一族，当日那曾头市曾长者所属的温都部乌春与完颜部敌对时，便曾联结各处女真共计三十五部之多，人数几达完颜部的三倍。据苏定等人在塞外多年的情报分析，生女真各部人口不说多，几万户总是有的，倘若加上系辽籍的熟女真人，女真族人口如今已经达到了近百万人！也就是说，女真起兵反辽的事变，根本就不是象金史吹嘘的那样。阿骨打以甲兵数千创造了若干神迹。最终破辽，而是女真族本身已经壮大到了相当程度，当辽国失去了其自身地统治秩序时。便给了这个民族以争取自己生存空间地绝好机会。完颜部在这中间所扮演的，大抵是一个首倡起事的领头羊角色。
“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乃是出自辽太祖阿保机之口。”曾经官居辽国光禄卿地赵良嗣，对于个中内情自然熟极而流。“当日阿保机合契丹诸部，建立大辽。而后便东征渤海，力战二十余年，方得底定辽东，其间几至倾危者难以胜计。辽东之地，女真、渤海、高丽皆为同种，当契丹之强，各部合纵拒辽，女真便曾以兵万人助高丽与阿保机拒战。迭挫其兵锋。阿保机震于女真之勇，故而有此一言。其后自己亦驾崩于回转上京途中，辽人遂于是处建城，便是那黄龙府了。女真部中亦有传言。说道阿保机乃是中了女真一部的毒箭，不治而驾崩。”
高强好象听故事一样听的入神。连连点头：“既有这种种恩怨，也难怪契丹这百余年来对女真重加诛求，百般折辱，千方百计摧折其强宗大姓，都是不欲女真坐大，如今完颜部身为女真族中最大者，合十二部甲兵亦不过三千余骑，可见辽国的那些银牌天使也算有功。”
此时高强仍在大名府整顿诸军，身边有份得知这样等级密报的人只有宗泽、陈规等参议司的高层官员，赵良嗣则是从其他渠道得知女真起兵之事后，赶来与高强商议。听见高强提起辽国地银牌天使，赵良嗣嗤笑：“衙内忒也抬举他们了，完颜部之所以坐大，全因其御辽有术，借着海上鹰路开闭为由，将辽国历次使者玩弄于鼓掌之间。倘若有人能早早洞察其奸，举兵讨伐，何至于今日养成大患？”
高强原也只是说笑，他当初读书时便深深觉得，这女真一族虽然连文字都没有，却好似天生的狡猾一般，不论是金时的女真人对付辽国和宋国，还是明末的建州女真对付明朝，都是机变百出、扮猪吃老虎，根本不用人教，也不须什么政治传统的积累，其莫名其妙处，大概也只能用民族特质来形容了。
因此赵良嗣这般说起，他亦一笑了之，转身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