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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张謇的这个条陈，实在不感兴趣，主要的是觉得徐州设省这件事，根本就是空谈。不谈“四要”之难，只说划定辖区，牵涉到四省，便不知有几许分歧的意见。
不过，朝廷有大政，每先咨询北洋，他已恢复了当年李鸿章所拥有的地位与权势，倘或缄默不言，无异自贬自削，因而想一想说：“漕督可裁是不易之论，江淮辽阔，江宁藩司照应不到，亦是实情。我以为不妨就此两点去斟酌折中，期于允当。至于分割四省四十多州县，合为一省，疆界的变更最容易发生纠纷，这在承平时期，尚且要慎重，何况当今之世。”
“对！一动不如一静！”奕劻很起劲的说：“我的宗旨定了。”
袁世凯颇为欣慰。但不是他的主张得以实现，而是奕劻的唯言是听。不过口中还得谦虚一番。“我亦是想到就说，话不一定对。”他说：“请王爷再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不必多听，多听反而莫衷一是。慰庭，”奕劻突然转换话题：“我再跟你商量一件事。西苑跟颐和园的工程，陆陆续续在增添，钱总不够。你能不能在北洋那一笔经费中，挪拨几十万银子？”
这个要求在袁世凯并不感到意外，他经常想到，宫中可能会有需索，所以对那一处有余款可以动用，亦经常有留意。
此时想了一下，从容的问道：“大概要多少？”
“至少要凑个三十万银子。”
“我拨五十万好了！”
奕劻喜出望外，“慰庭，”他问：“你是从那里拨？”
“铁路的盈余。”袁世凯说：“造关外通关内的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
这笔英国借款，由胡襢芬经手，汇丰银行承借，总计三百三十万镑。合同中订明，“关内各路产业，并全路脚价进款，应尽先作为借款之保”，“各路收款进款，应存天津汇丰银行，所有经理修路应用各费，均由各局进款项下开支。俟有剩余，备还此款之用。”因此，路局的任何收入皆须无息存放五津汇丰银行，至今除按约分期付息拔本之外，尚积存一百八十多万两银子。袁世凯几次派人交涉要提用，汇丰银行借口合同限制，不肯通融。
“既然不肯通融，慰庭，你怎么又说能提五十万？”
“要想法子，非让汇丰银行就范不可。”袁世凯说：“只要上谕准我提，我一定提得出来。”
“上谕岂有不准之理？”奕劻提起汇丰银行，便觉有气，狠狠地说：“应该全数提出来才好！”
“那是决计办不到的事。”那桐笑道：“汇丰银行不讲理，王爷又不是不知道。”
皮里阳秋，话外有话，只为彼此关系太深了，那桐这近乎开玩笑的话，奕劻自然不会计较，付之苦笑而已。
“王爷，”袁世凯问道：“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一时想不起，明后天再谈吧！”
“本意想多住几天，”袁世凯说：“日本攻下了旅顺，恐怕东三省的局势会急转直下，我想明天一早就递牌子，请了训，马上赶回天津去。”
“啊！”奕劻被提醒了，“倒不是要紧的。你明天就回去吧！
那笔款子，请你马上办。”
“是！上谕亦请王爷赶紧发。”
※ ※ ※
转眼年下了。徐州设省这件事，必须在年内办出一个结果，因为分划疆土，改变建制，正好趁改岁之初，除旧布新，自成段落，办理一切改隶移交的手续，以光绪三十年年底为准，界限分明，可以省好多事。
就是为了省事，不但王文韶、鹿传霖与新补不久的军机大臣荣庆，听从奕劻的意见，瞿鸿玑亦觉得改漕督为巡抚，不失为综核名实，顺理成章的事。于是援引史实，亲自拟了一个奏片，驳张謇之议。
张謇特重徐州，所以要驳他就得讲个徐州并不重要的道理。“徐州在江苏，地居最北，若于平地创建军府，既多繁费，所分割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县，亦涉纷更。今昔形势，迁变无常，汉末迄唐，淮徐代为重镇；宋及金元之际，徐已降为散州。至明以来，则重淮安，历为前代漕督及国初庐凤巡抚，后改漕督驻扎之地。及江南河道总督裁撤，漕督移驻淮城迤西之清河县，实为绾毂水陆之冲，北连徐海，南控淮阳，地既适中，势尤扼要。”
接下来是论漕督原有管理地方之责：“伏查前明初设漕运总督，即兼巡抚地方。国朝顺治六年，裁庐凤巡抚改漕运总督，仍兼巡抚事。漕督之兼巡抚，原为控制得宜，现漕务虽已改章，地方实关重要，与其仍留漕督，徒摊虚名，不如径设巡抚，有裨实用。”
理由说明，奏陈办法：“臣等共同商酌，拟将漕运总督一缺，即行裁撤，改为巡抚，仍驻清江，照江办巡抚之例，名为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仍归两江总督兼辖。一切廉俸饷项，衙署标营，均仍其旧，但改漕标副将为抚标副将，以符定章。”
定了江淮巡抚属下的官制，再定江淮巡抚的辖区。这比定官制更容易，原封不动地转一转手就可以了。
因势利便，亦由江苏的建制与他省不同。他省都是一省一藩司，唯独江苏有两个，一名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名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藩司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太仓直隶州、海门直隶厅。江宁藩司亦管四府，江宁、淮安、徐州、扬州，另辖两个直隶州，南通、海州。泾渭分明，久如划疆而治。如今在长江以北设巡抚，与苏松常镇的关系浅，而与江淮徐扬的关系深，所以，“应将江宁布政使及所辖之四府二州，全归管理。巡抚所驻，即为省会。江宁布政使应随总督仍驻江宁，总督在江南，巡抚在江北，既无同城逼处之疑；江宁六府前隶苏抚者，即改隶淮抚，亦无增多文牍之扰。”
写到这里，瞿鸿玑自觉这番更张，解消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得意之余，奋笔直书：“不必添移一官，加筹一饷，而行省已建，职掌更新，建置合宜，名实相符。”他这样自夸，同官亦纷纷表示赞许，于是在封印以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明文颁发上谕，如奏施行，并规定新建行省，由两江总督兼辖。
消息一传，江苏的京官奔走相告，哗然惶然，新年团拜，无不以此为话题，大致愤慨，决定上疏力争。其时江苏京官名位最高的是两个状元，一个是同治元年壬戌状元，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徐郙，嘉定人；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状元，都察院左都御史、南书房行走陆润庠，苏州人。徐郙年纪大了，不愿多事，便由陆润庠领衔出奏。
江苏人，尤其江南的江苏人，最不满的是将江苏无端分隔为两省。譬如前堂后轩一座成格局的住宅，忽而为人封闭中门，割去了一半，门面依旧，堂奥已浅，自然不能甘心。不过，这层理由，列为有“关系者三”。第一有关系是“江淮、江苏，若合为一省，则名实不符。昔有控扼两省设为重镇者，如国初偏沅巡之例，至一省两抚，向无所有。现在湖北、云南本有之巡抚，甫经议裁，而江南一省忽然添缺，未免政令分歧。”
其次，“苏淮若分两省，则要政首在定界。自古经划疆里，必因山川阨塞，以资控制，设险守国，盖在无事之时，溯自苏皖分省，亦非复旧时形胜，而苏省跨江，尚有徐淮得力，据上游之势。今划江而治，江苏仅存四府一州，地势全失，几不能自存一省，较唐之江南道，统州四十二，宋之江南路，统州十四，亦复悬殊。”
“惟南宋浙西一路，仅有三府四州，此偏安苟且之图，非盛朝所宜取法。至巡抚藩司，专管地方之事，例驻省城，今设省清江，舍临江扼要之名城，就滨河一隅之小邑，似亦未甚得势。”
接下来的“其有关系者三”，其实是最有关系的一个理由，即为省分的大小，省大不在幅员，而在户口，户口繁密，税赋旺盛，地小亦为大省，倘或地广人稀，幅员虽广何益？但户口繁密，总亦须有地可养，过于局促，施展不开，亦不能其为四方观瞻的大省。江苏之不宜，亦不应分割，由此处着眼，自然振振有词。
这段文章，先由规制讲起，论省分之大小：“国朝经制，分省三等，盖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各行省中，惟山西、贵州两小省，幅员最狭。今苏淮分省，江淮地势较宽，仅及中省，江苏则广轮不足五百里，较山西、贵州，殆尤褊小，势不能再称大省。”
江苏不成其为大省，后果如何？简单明了地说：“若改为小省，则一切经制，俱需更改，而筹饷摊款，尤多窒碍。”所谓“一切经制，俱需更改”，首先是吏部签分候补人员，江苏便容纳不了那么多！而最厉害的是：“筹饷摊款，尤多窒碍”这八个字，因为朝廷若有征敛，不管是额内正用如练兵经费等款项的筹措，或者临时需要集资，如慈禧太后万寿，举行庆典，各省被责成必须依限缴纳的“摊款”，江苏总是高居首位，即以江苏膏腴之区，而又为大省，怎么样也推托不了。如果江苏改为小省，则前面已经说过，“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虽为膏腴之区，无奈幅员太狭，尽可据理力争。
其“有关系者四”，说来亦是气足神定：“漕运总督所委漕务人员，皆系地方官吏，又有屯政军政与地方相附丽。定例兼管巡抚事者，所以重其事权，初不责以吏治。”这是隐然驳斥漕运总督兼有巡抚职责之说，以下便正面谈到，江宁藩司，力足以顾江北。“淮徐之去江宁，远者仅数百里，不为鞭长莫及。而三府二州之地，特设两道一镇，固已控扼要区，布置周密。其地方要政，向由藩司秉承总督，以为治理，历久相沿，未闻有所荒脞。今之改设，似出无名。”
“无名”犹在其次，难在执掌权限，有所冲突。“若江宁办事，悉仍旧贯，则江淮巡抚，虚悬孤寄，徒多文移禀报之烦，无裨吏治军政之要。”
行文到此，下面这段结论，自然掷地有声：“江苏跨江立省，定制已久。疆宇宴安，官吏无阙。朝廷本无分省之意，江督亦无废事之虞。顾以裁漕督而添巡抚，而设巡抚而议添行省；办法既超乎倒置，定章必归于迁就。”
以下引用同治三年御史陈廷经条陈“变通疆舆”，曾国藩驳倒此举有两句警语：“疆吏苟贤，则虽跨江淮，而无损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划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
其时江南初定，一切庶政颇多兴革，大致地方督抚自己认为可行，往往先付诸施行，然后奏报朝廷，皇帝批个“知道了”，或者“该部知道”，便成定案。
但如陈廷经此奏，是少数慎重处理的大政之一，奉旨先交两江总督曾国藩等，“酌度形势，妥筹具奏”。
曾国藩主稿的复奏，亦是十分经意之作，引据古今，斟酌至当，才得出一个“此等大政，似不必轻改成宪的结论。”
陆润庠领衔的这个折子，特为引述这段往事，恭维当时君臣：“仰见廊庙之虚怀，老臣之深识”，认为前事不远，可备稽参。
结论是要求重议。政务处奏定的会议章程，共计七条，第二条规定：“查内政之关系者，如官制裁改，新设行省等类，由各衙门请旨会议，或特降谕旨举行。”与此正相符合，所以奏折上很委婉的说：“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