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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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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债的所包围的穷京官羡慕。

京官最穷的是两种人,翰林和御史。翰林有红有黑,不走运的翰林,开门七件事,件件要赊帐,如果一年大大小小的“考差”,一个都捞不到,那到了年下的日子就难过了。一年三节结帐,端午节和中秋,都还有托词:“得了考差,马上就给”,一交腊月什么考试都过了,那里还有当考官的差使?

于是只好找同年、找同乡告帮。

御史的情形也是一样,但“都老爷”三个字,在京城里很有些用处,起码煤铺、油盐店的掌柜,跟“都老爷”去要帐,不敢象对穷翰林那么不客气。因为逼得他恼羞成了怒,喝一声:“来啊!拿我的片子,把这个混帐东西送到兵马司去严办!”就真要倒霉。京师九城都有兵马司,专管捕治盗贼,送到那里,被打一顿屁股,是司空见惯的事。

当然,御史有正有邪。正派的御史,忧心天下,硁硁自守,不要说穷,死也不怕,那种风骨,就是帝后也不能不敬惮。走邪路的御史就不同了,一种是只要给钱,唯命所从,于是有人便利用此辈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其名称为“买参”。一种是哗众取宠,别有用心——在这“大功告成”的同治三年年底,便正有些人,想找这样的御史,掀起一场政海中的大波澜,来打击恭王和曾国藩。

这些人便是八旗的将领。旗人对于恭王的不满由来已久。肃顺看不起旗人,所以他们支持恭王,清除肃顺,不想恭王执政,依旧走的是肃顺的路子,倚任曾国藩,有过之无不及。加以八旗兵丁的粮饷,一直是打折扣发放,金陵未下,犹有可说,如今,在上者加官晋爵,而旗民的生计,困苦依旧,这就越发使得他们愤愤不平了。

有些人认为湘军的势力太大,已到了“动摇国本”的危险程度,这是一批足迹未出京畿,只向往着他们祖宗进关时的威风的人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在头脑比较清楚的人看,恰好用来作为抑制汉人的一个有力的理由。他们并不以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人的事功,旗人办不到,他们也不以为官文的封伯爵是傥来的富贵,反觉得只有一个旗人封爵,是不公平而大失面子的事。于是反对恭王和曾国藩的暗流就在这半年之中逐渐形成了。其中有些出于妒嫉,想去之而后快,有些为了实际的利益,更明确地体认到,唯有去掉恭王和曾国藩,他们才有掌握政权和军权的机会。

这股倒恭王的暗流,渐渐又汇合了蒙古人的反对势力。四年前,恭王与肃顺争权,蒙古人的倾向,有举足轻重之势,肃顺既诛,恭王为了稳定朝局,特别拉拢蒙古人,倭仁内召,入阁拜相,对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优礼有加。一向讲道学的倭仁,十分守旧,对于兼领总理通商衙门,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的恭王,原有成见,僧王的国戚,本来支持恭王,但最近的态度也改变了。蒙古人中一文一武的两个领袖,至此都站在恭王的对方。

僧格林沁的不满恭王,起于这年十月间的一道上谕,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兵赴安徽、湖北边境上,剿治捻匪。僧格林沁透过在京蒙古籍大臣和他的儿子伯彦讷谟祜的关系,表示反对,他认为剿治捻匪,已有一王一伯——大学士湖广总督果威伯官文,再加上一个侯爵来会办军务,岂不是把捻匪看得太重?这样为匪张目,有害无益。恭王总算“从善如流”,很快地撤消了原来的命令,但是,僧格林沁的自尊心,已经受了很大的损伤。

僧格林沁以他的骠悍的蒙古马队为主力,转战千里,自负骁勇,素来看不起湘军,而且对黄河以南的汉人,怀着莫名其妙的敌意。金陵既下,曾国藩勋名盖世,他心里已经很不舒服,而以七、八月间河南光山一战的偶尔失利,朝命曾国藩移师会剿,在他看是恭王有意灭他的威风。于是别有用心的一批人,也就正好利用他的愤懑,从中挑拨。挑拨的花样极多,甚至已死的多隆阿,被诛的胜保,也被利用到了。

十四

胜保的被诛,是咎由自取。他平生最仰慕的一个人,就是为雍正所杀的年羹尧。当同治元年秋天,陕西回乱,胜保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军入陕,对河南、陕西巡抚行文,不用平行的“咨”,用下行的“札”。军中的文案,劝他决不可如此,他说:“你知道不知道,钦差大臣就是从前的大将军。大将军对督抚行文,照例用札,不以品级论的。”这就是他学年羹尧的例子。

在西安的时候,有个副都统叫高福,不知怎么,出言顶撞了他。胜保大怒,命令材官打高福的军棍,高福大为骇异,说是同为二品官职,如何能打我?胜保冷笑答道:“我是钦差大臣,以军法杀你都可以,何况是打军棍?”那高福到底是被打了。这是他学年羹尧的又一个例子。

他这个钦差大臣,行军仿佛御驾亲征。每天吃饭,仿传膳的办法,每样菜都是一式两碗,那样菜好,便传谕,拿这样菜赏给某文案,居然上方玉食的赐膳之例。入陕之初,为了区区一味韭黄,曾杀过一个厨子,此也是学年羹尧的一个例子。

但是,他得罪了慈禧太后,就非死不可了。他的奏折,常常自己起稿,有几句常用的话,一句叫做:“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还有一句话是:”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那是汉文帝时的故事。胜保常在奏折中提到这话,等于说军令高于诏令,已犯大忌,而且也有藐视太后妇人,皇帝童稚的意思在内。因此,湖北巡抚严树森参他”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从而以为”回捻癣疥之疾,粤寇亦不过支体之患,惟胜保为腹心大患“。这是所有参劾胜保的奏折中,最厉害的一个。

那时弹劾胜保的奏章,京内京外,不计其数,归纳起来,不外“冒功侵饷,渔色害民”八个大字。胜保的好色是有名的,随军的侍妾有三十多个,最得宠的一个是洪杨“英王”陈玉成的妻子,此外军行所经,强占民妇,更是不足为奇的事。

他的侵饷也是有名的。那时的军饷,多靠比较平靖的各省支援,称为“协饷”,某省解某省若干,朝廷规定了数目,但各自为政,实际上协饷的多寡迟速,要看封疆大吏与钦差大臣间的私人交情。胜保骄恣狂妄,与各省督抚,多不和睦,所以协饷常不能按时收到,偶然有一笔款子到了,他百事不问,信手挥霍个够,多下的才拨归军用。一次官军在同州遇伏大败,死伤枕藉,一个姓雷的带兵官,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要他发钱抚恤,但实在没有钱,以致他的受伤的部下,睡在辕门外,呻吟彻夜。治军如此,他的部下,早就离心离德了。

如果说胜保还有长处,那就是因为他自己颇知翰墨,所以爱才重士。当然,肯在胜保军营中当文案的,也不会是什么洁身自好之士。没有一个洁身自好的读书人,愿意跟他一起淌浑水,更没有一个敦品励行的读书人,能够眼看他在军营中的一切作为而无动于衷。不过,京中的一些名士,以及有才气的军机章京,因为路隔得远,见闻不真,所以还很有几个看重他的。在他初入陕时,一方面有人劾奏,一方面由于他动辄以“汉周亚夫”如何如何的话入奏,慈禧太后对他已深为不满,但顾念他在诛肃顺的一重公案中,立过大功,所以还想放他一个实缺。这时便有军机章京写信告诉他,叫他最近少上奏折,因为恭王已经跟两宫太后回奏过,准备就陕甘总督或者陕西巡抚这两个缺,挑一个给他。如果他依旧在奏折中大放厥词,触怒了“上头”,事情会有变化。

这封信递到西安,胜保正与他的文案们在大谈风月,拆信一看,毫不在乎地传示文案,不作表示。这样等了几天,没有消息,他沉不住气了。

“事恐有变!”他的上奏摺自炫文采的瘾头又发作了,“不得不剖陈利害,催一催。”

“何苦,何苦,大帅且再等一等!”所有看过军机章京来信的文案,都认为他此举异常不智,交口相劝。但胜保不听,自己动手拟了一道奏折,立刻以四百里加紧,发了出去。

这道奏折上说,凡是带兵剿匪,如果不是本省大吏,则呼应不灵,并列举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作为例证,他们都是以本省的地方长官,主持本省的军务,所以事半而功倍。接着说到他自己,是“以客官办西北军务”,无论粮饷也好,招兵也好,事事不能凑手,因此率直上言:“若欲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

奏折到京,自然是慈禧太后先看。那时肃顺被杀,还不到一年,她对权臣的跋扈犯上,警惕特深,湘军将领屡败屡战,艰苦备尝,亦不敢作这样冒昧的陈请,僧格林沁身为国戚,威望素著,对于朝命,奉行唯谨,那有象胜保这样子的?

如果不及时制裁,岂非又是一个肃顺?

于是她把他的折子留下来,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当面发交恭王,冷笑着说:“如果照胜保的说法,朝廷要派兵到那一省,就先得换那一省的督抚。你们想想看,有这个道理吗?”

恭王这时的宗旨,以求朝局平静为第一,所以对胜保还存着几分回护的心,当时还想放他一个陕西巡抚,但慈禧太后也有个坚定的宗旨,胜保的权力决不能再增加,最好能解除兵权,另外给他一个适当的职务,作为他上年统兵入卫,到热河向肃顺示威的酬庸。

经过一番研议折冲,为了维持朝廷的威信,杜绝带兵大臣的要挟,胜保自然受到了极严厉的申斥。而在另一方面又授意前次写信给胜保的军机章京,跟他商量,如果他愿意内调,让他在兵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这两个职位中挑一个。要做官是当尚书,却又知道他挥霍成性,内务府大臣有许多陋规收入,勉强可以维持他的排场,所以特意为他多预算一条退路,看他自己怎么走?这样的设想,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这一道申斥的廷寄,一封善意的私函,把胜保气得暴跳如雷,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曹毓瑛:“欲缚保者,可即执付‘司败’,何庸以言为饵?唯纪辛酉间事,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所谓“司败”就是“司寇”,意指刑部,他误会那封信的作用,是要先解除了他的兵权,把他骗到京师然后治罪,所以有此怒斥。而“非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不仅指他统兵为辛酉政变的后盾,而且也指他所上“请太后垂帘并简近支亲王辅政”的一道奏折,这就连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一起骂在里头了。

这封信,曹毓瑛送了给恭王,恭王又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只是微微冷笑了一声:“怪不得有人说胜保象年羹尧,果然不错!”

雍正帝杀年羹尧之前,因为得位不正,内疚神明,外则唯恐有什么清议,所以对年羹尧的笼络,到了大为失态的地步,一直被人在背地里讥议。慈禧太后和恭王自然不会蹈此覆辙,要杀胜保,另有布置。

恭王与文祥、曹毓瑛等人统筹全局,反复研究的结果,作了解除胜保兵权的最后准备,但还存着期望他有所警悟,立功自新的心,所以洋洋千言,指授方略的廷寄,几乎每日递到军前,但胜保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那时回乱最烈的地区,是在同州、朝邑一带,离河洛重险的潼关,只有几十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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