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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丝绸之路虽然促进了东西方商贸来往，促进了文化交流，但它给中土也带来了不利的地方。”
李虎说道，“从中土输往西方的都是丝绸、茶、铁器、瓷器等生活必需品，而从西方运进来的却是金银珠宝皮毛等奢侈品，这其中的利弊一目了然。中土和平繁荣年代，这种商贸往来对中土的伤害不是很明显，但中土一旦到了混乱纷争年代，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因为本身没有创造财富，反而从中土掳夺了财富，这就大大伤害中土国力。”
“所以……”
李虎望着范直昌，摇头说道，“我虽然赞成展商贸，赞成重建丝绸之路，但我并不认为商贸的进一步展会给中土创造更多的财富。”
范直昌点了点头，“总帅的看法完全正确。”
“过去历代历朝之所以重农抑商，就是因为粮食绢布不足，盐铁等生活必需品严重不足，而商人逐利，影响本业，不利于王国稳定和展，不利于王国国力的提高，但到了本朝，现有土地产出的粮食可以保证一亿人口的需要，而过多的人口在解决了肚子问题，解决了温饱之后，就需要改善生活，他们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于是消费需求旺盛，这时候商业的兴起是一种必然。”
“商贸兴起，南方把过多的粮食和绢布贩卖到北方，北方则把牛羊皮毛输送到南方，双方互通有无，但商贸本身的确没有创造财富。”
“我们都知道，商贸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农业和手工业达。本朝土地数量一定，粮食产量若想进一步提高，除了大力开荒，展水利外，就是提高耕作水平，但这需要朝廷长期、持续地投入大量钱财。目前朝廷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粮食产量不具备即刻提高的可能，也就是说，粮食这种真正的财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提高的可能。”
“那么，手工业呢？手工业的展能不能为中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本朝手工业包括造船业、矿冶业、兵器业、织造业、制瓷业、制盐业、制糖业、造纸业、建筑业，还有酿酒、漆器、金银器等等，很显然，手工业的展完全可以为中土创造出更多的真正财富。”
第二十一章 土地制度乃根本
“农工商并重？”
李虎马上明白了范直昌的意思。
“对。”
范直昌说道，“我们以农业为基础，以商贸展来带动手工业的展，以手工业的展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促进中土财富的增加。中土财富增加了，朝廷在重新分配财富的时候就掌握了主动，就可以让王国、官僚富豪商贾和普通百姓的财富都随着中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继而形成一种利益上的平衡，达到国富民强这个最终目标，如此一来，我们的变革就成功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变革策略应该是在确保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展手工业和商业，这样不但摆脱了‘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桎梏，也缓解了朝廷、官僚富豪商贾和普通百姓之间激烈利益冲突，缓和了官民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朝廷的变革稳步推进，确保中土国力迅增强并完成统一大业。”
李虎陷入沉思。
范直昌的变革是全新的，是他在书上没有看到过的，也是历代变革先贤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新办法。
范直昌则滔滔不绝，继续阐述自己的变革策略。这一次，他说到了土地制度和田赋，说到了国之根本。
“从历史上来看，每到王朝更替的时候，土地兼并也是最严重的时候，土地兼并造成百姓无田可耕，百姓无法生存了，于是揭竿而起，但本朝百姓揭竿而起，却不是因为无法生存。本朝为防止难民暴乱，有完善的募兵和赈济制度，确保人人都有一口饭，都能生存，所以本朝百姓揭竿而起的暴乱寥寥无几。”
“立国初期，川蜀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因为朝廷的茶叶专卖政策；前几年宋江起义，是因为朝廷的刮田政策；江南的方腊起义，同样因为专卖政策原因；河北起义，还是政策原因。所有这些政策都体现了一个特点，官与民争利。朝廷为了增赋，横征暴敛，把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这些人为了反抗暴政，揭竿而起。”
“本朝田制不立，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时期，但百姓没有为土地严重兼并而失去生存的机会，也没有为此而造反，相反，他们不堪于朝廷新政的压榨而造反了。王小波、李顺是川蜀的茶商，宋江是梁山泊的庄园主，方腊是漆园的雇工，他们都不是耕地的农民，他们都是被朝廷为增赋而实施的掠夺他们财富的财经政策逼反的。”
“王荆公变法，因为受到旧党的。百般阻扰，尚没有走到官逼民反的严重地步。蔡京主政，把对手全部赶出了朝廷，为所欲为，结果官逼民反。我们变革，也是一言堂，同样没有对手，总帅利用强悍的武力，可以强行推行各项变革政策，但危险性更大，稍有错误，必定引一连串的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总帅和朝中大臣在变革的时候充分总结了文荆。公和蔡京变法失败的教训，尤其在财经制度上，更是小心翼翼，唯恐激起民愤，但到目前为止，朝廷的财经制度改革都是拨乱反正，都是废止蔡京新政的蜕变部分，基本上还在沿袭文荆公变法的思路，不敢有分毫的篡越。”
“文荆公变法是在大宋原有制度上的修改和完善，。虽然有助于朝廷改善财政危机，但效果不明显，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当年文荆公试图立竿见影，步子迈得太大，失败了；蔡京主政后，步伐不是迈得太大，而是打马飞奔，结果一败涂地。”
“两人失败的原因，归究起来都是一个，财经制度。改革的失败。本朝赋税两大块，田赋，就是土地税，在乡村收取。其次就是商税，主要在城市收取。其它诸如身丁税、官田税都有限，要想增加赋税收入，必须在田赋和商税上想办法。”
“本朝土地税是。两税法，就是秋夏各征一次田赋。本朝土地数量基本固定，在土地大量兼并的情况下，田赋没有增长的可能性，只有想方设法堵塞瞒报漏报，确保田赋不减。”
“田赋没有办法增收，只要在商税上想办法，于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新的盐钞法，变‘交子’为‘钱引’等等一系列掠夺制度，但这远远解决不了问题，蔡京一咬牙，巧立名目增收赋税，搜刮民田，增加免役钱，胡搞一气，结果官逼民反，新政失败，蔡京也身败名裂。”
“文荆公和蔡京的变法，单纯从财经制度上来看，都是理财。大宋财富就那么多，你不设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所谓的理财就是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去创造财富。只有一块大饼，三个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两个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这办法行不通。退一步说，即使文荆公变法成功了，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财政危机，迟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机。”
＝
李虎认同范直昌的观点。
大宋财政危机的确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大宋的财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国库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战争等额外支出，财政随即无法维持。
“土地兼并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设法少缴或者干脆不缴田赋，如果我们从土地兼并问题上着手，修改‘田制不立’这个基本国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赋税收入？”
李虎问道。
“你这个想法蔡京试过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负责干这个，这个办法作用有限，就算我们抛开贪赃枉法的因素让官田数量增加了，但总体财富没有增加，而且，它将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继而直接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展。”
范直昌这句话让李虎很惊讶，“有这么严重？”
范直昌点了点头，“本朝手工业和商业的展，正是得益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这个制度一旦改了，赋税收入不是增加，而是骤减。”
“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许农户将荒闲田土开垦为自己的恒业，并加以政策支持和鼓励，这导致农户们纷纷向过去荒闲的水域、滩涂、沙地要土地，出现了圩田、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数量的增加。这个制度如果改了，还有谁去开垦土地？”
“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不管是小农家庭还是大地主，都会竭尽全力将自己拥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对于小农家庭来说，主要是勤恳劳作、利用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及工具提高产量，以便养活自己，改善生活；对于大地主来说，不仅要在土地上进行规模化耕作，以获得最大收益，还要倾力投资以便把这份家产世代继承下去。这直接导致农业展，粮食产量增加。如果土地都变成官田，土地都是官府的，农夫们为官府种田，还有多少积极性？官府又会在土地上连续投资以提高产量吗？”
“土地兼并导致租佃制出现，而租佃制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地主有土地，将土地租佃给无地农户耕种，双方依照契约进行收益分成，在此制度下，佃农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另外由于地主少、佃农多，有竞争，使得佃农耕地积极提高，而地主因此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由此促进了农业展，提高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夫们的生活水平。”
“农业展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即出现。朝廷为解决这一问题，积极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运输等行业，以帮助乡村的剩余劳动力生存下去，并确保国家的稳定。假如土地制度改了，农业展陷入停顿甚至倒退，那么我们拿什么养活一亿人口？土地是国之根本，土地制度更关系到国祚兴亡，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于国家展，为什么要修改？”
“不管是我祖父，还是文荆公，蔡京，没有人对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质疑。”
范直昌郑重说道，“大宋的土地制度绝对不能改。”
“当然，土地兼并的弊端非常严重，它直接导致贫富分化，尤其到了今天，贫富悬殊更是可怕，由此导致叛乱迭起。早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檄文里就提出要‘均贫富’，宋江、方腊起义同样如此，但贫富分化不仅仅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还有其它各种原因，而解决贫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财经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变革，但像文荆公、蔡京这样变革显然不对，虽然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他们也不想搜刮百姓，把百姓逼上绝路，但结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
“总帅现在的变革属于是拨乱反正，以换取民心。”
“拨乱反正的后果是赋税锐减，赋税锐减的后果可想而知，虽然现在朝廷的机构和官员大量精简，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费用开支，包括京都扩建都停了下来，而军队仅保持在四十万不再增加，但天下三分，战争不断，目前的赋税收入只能维持正常开支，进行一统天下的征伐大战绝对不可能。”
“我们在此情况下，继续走文荆公的变法之路肯定不行了，我们必须走其它的路，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农工商并重，在进一步展手工业，增加总体财富的同时，进一步展商业，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赋税制度，合理分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