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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官僚和儒士有历史做。证据，有学术理论做基础，在“士”这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反对这个变革策略。武人的地位可以提高，但工匠和商贾的地位绝对不能提高，一千多年的贱民想翻身作主人，做梦去吧。
工匠和商贾历来受到打击和欺。压，但一千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商贾，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到了本朝，契机终于出现了，在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大宋不得不展工商业，但因为“士”牢牢把持着统治权，他们依旧被踩在社会的最低层。
今天，李虎出现了，李虎的新变。革出现了，而这个新变革的核心就是创造财富，李虎把创造财富的希望寄托在工商业的展上，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创举，提高工匠商贾的地位并给予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力。
骊山议政的成功举行，各地商贾云集长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商贾迫切需要这个契机就此崛起，迫切需要参政议政的权力从而加入到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中去，所以他们拥戴李虎，支持李虎，希望利用李虎的强悍武力实现他们世世代代的梦想。
李虎起了骊山议政，请地主商贾共议变革策略，。这是一个推进变革实施的手段，所以朝廷中的官僚们不但没有反对，反而非常支持。在骊山议政的第一阶段，虽然出现了东溪派和西观派，出现了两种战略的对立，但最终还是在李虎的威逼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国策。接着就是骊山议政的第二阶段，这时候，“士”与“农工商”两大对立阶层对权力的争夺战突然爆了。
李虎始料不及，官僚们也是始料不及，至此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变革的每一项。具体政策都要牵涉到府署、官僚和职权，这其实就是行政权力的再分配，做为代表农工商三大阶层利益的地主、作坊主和商贾当然不会放过提高自身地位和加入到资源、财富的分配中去，于是必然要生代表“士”这一阶层利益的官僚集团和代表“农工商”三大阶层利益的地主商贾集团对行政权力的争夺。
在骊山议政的第一阶段，李虎为了尽快确立基本国策，曾和官僚集团、地主商贾集团做出了妥协，其中对地主商贾集团的妥协就是允许他们加入到资源、财富分配中，也就是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和最高交子务中给予他们部分权力。
另外，代表这个集团利益的范直昌出任参知政事，燕青出任提举市易司的长官，这对朝廷来说，已经是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
但是，骊山议政进入第二阶段后，范直昌、燕青联合大地主大商贾在官制、科举、财经、教育等各项改制中向朝廷起了全面的“夺权”大战。比如要求设立独立的不受朝廷控制的由大地主大商贾组成的管理和监督各行各业经营制度的制定、实施和运行状况的机构，要求代表本集团利益的士人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律法、监督等各级府署中出任要职，要求在农工商地位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修改科举取士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等。
综合起来说，就是地主商贾集团要取得更多的行政权力，更多的决策权和执行权，他们不但要用律法的形式不断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地位，更要利用变革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参政执政权力，要想方设法打破“士”这一阶层对统治权的垄断，要彻底摆脱“农工商”三大阶层被统治阶层任意屠宰的悲惨命运。
以李纲、李复为的官僚集团当即予以拒绝，认为朝廷以律法的形式提高工匠和商贾的地位，并有限度地允许地主、作坊主和商贾参政议政已经是天恩浩荡了，如今这帮人不但不知道感恩，反而得寸进尺，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可谓贪婪而无耻，尽显商贾逐利的小人本性。
以成都巨商长孙康宁、南阳巨商王安为的大地主大商贾则认为朝廷的变革策略既然已经确立了，要大力展工商业，要提高工匠和商贾的地位，那么朝廷就应该做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要出尔反尔蓄意欺骗，更不要借着变革的崇高名义变相地搜刮地主商贾的财富。
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拒不让步。本来大家就没有信任可言，朝中的官僚其实就是要借着变革的名义哄骗地主商贾，以便诈取他们的财富，而这些地主商贾饱受朝廷的打击和**，一个个在愤怒之余更是练就了一身比狐狸还狡猾的本事，不见兔子不撒鹰。
＝八月初一，李虎在府内宴请成都巨商长孙康宁、汉中巨商赵延光、襄阳巨商刘景元、南阳巨商王安、洛阳巨商曹建。
参知政事范直昌和提举市易司长官燕青作陪。
这些巨商在各地都是声名显赫之辈，他们的经营从土地、矿冶、织造、交子到运输等各个行业无不涉及。最早李虎曾认为老皇帝应该是大宋第一富豪了，后来才知道老皇帝的私有财产根本算不上大宋第一，尤其自老皇帝逃亡东南，李师师隐姓埋名暗中拿下了这笔财富后，因为河北、山东、江淮等地的财富陆续丧失，东南的财富又难以控制，李师师现在实际可控制的财富在川蜀、荆湖和京西一带的大富豪中只能算个中等。由此可知这些川蜀、荆湖、京西大富豪的财富实力。
大宋的田租和商税这两项收入正常情况下高达五千万贯以上，最好的时候曾经高达一亿万贯左右，扣除掉其中无法估量的隐瞒和贪污部分，仅仅贡献这五千万贯赋税的总财富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当然了，这是在和平条件下，一旦战乱，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其财富的损失都非常惊人。比如汴京，最繁华时期的财富总和和现在衰败时期的财富总和根本没法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和平条件下才能创造和保有财富，没有和平稳定，也就没有财富。汴京的富豪天下第一，但自从迁都，李虎大肆掳掠后，汴京还有富豪吗？都破产了，有的甚至全家性命都没了，保住性命的也都逃到东南去了。
所以川蜀等地的富豪都愿意和李虎合作，希望借助李虎的武力保住自己的财富。现在李虎动变革，又给了他们更多的利益，他们怎么可能会放弃？但是，他们不相信朝廷，不相信朝廷的变革策略可以长期延续下去，他们担心这是朝廷变相掳掠他们的财富，以便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榨干吃净他们。在这种矛盾心理下，他们追求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是一种主动防御，也是一种试探。
范直昌、燕青把这些地主商贾的矛盾心理告诉了李虎，他们替这些人给李虎提了几个疑问。
李虎何时登基称帝？这个变革是李虎动的，变革策略是李虎制定的，若想成功，若想长期延续，李虎做皇帝是要条件，否则谁能保证变革能够持续下去？
李虎有没有决心统一中土？中土只有统一了，他们的利益才能最大化，否则在三分天下的格局下，战争不断，即使政策有利于他们，他们的财富也会持续减少。
李虎的变革策略会不会改变？假如李虎现在的变革策略仅仅是为了统一中土，中土统一了，天下稳定了，他又要走老路，又要打压和镇制地主和商贾，那他们的利益将受到惊人的损失。如其将来被李虎吃掉，不如现在和李虎同归于尽。
李虎没有过多考虑，马上邀请了这些人的代表，向他们做出郑重承诺。
称帝建国这种事心知肚明，点到为止即可。变革策略持续不变，则从人口和土地的激烈矛盾出，由此得出结论，展工商业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而工商业展了，工匠和商贾的地位必然提高，地位提高了，他们必然获得参政议政的权力，继而也就必然加入到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中。
这餐饭气氛非常好，宾主畅所欲言，双方的目的都达到了。
“从本朝建国开始，就一直在展工商业，但正如你们所说，士人控制了朝廷，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展工商业的同时又拼命压制你们，这又遏制了工商业的展。”
李虎笑道，“士人就象放牧者，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结果可想而知。”
“中土走到今天，若想迎来一个实力强悍的新王朝，必须变革，必须走大力展工商业的道路。”
李虎郑重说道，“这是历史的必须，这是历史展的洪流，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
第三十章 商贾的诅咒
李虎的承诺并没有让这些富商巨贾们心花怒放。
这些富商巨贾也是饱读诗书的人，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出自官宦世家，对国政的理解甚至过了朝堂上的官僚，他们知道仅靠李虎的力量与整个“士”人阶层抗衡，根本不现实。
李虎显然也清楚，所以他在变革具体政策上的制定和实施上表现得非常谨慎，他在给变革制定了大方向之后，步伐虽然坚决，但很小，尤其这第一步，跨得非常小，这也是骊山议政第二阶段刚刚开始，朝廷官僚就和地主商贾爆们激烈冲突的重要原因。
这两个集团都信誓旦旦的宣称，他们代表底层百姓的利益。
士人官僚集团做为拥有统治权的一方，这么说理所当然，他们对地主商贾逐利的本性看得非常透彻，所以李纲才在妥协的时候，第一时间拿出了一个最低薪酬制度。底层百姓不论从事工商还是其它行业，先他们没有土地，一旦失去了生活来源，他们无法生存，最后无奈之下只有造反，这使得朝廷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最低薪酬制度可以保证除农夫以外的其它从业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生活下去，这既可以防止地主商贾过度剥削底层百姓，也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地主商贾集团做为弱势一方，对朝廷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而朝廷控制在士人手中，士人并不都是礼义高尚者，尤其在本朝，士人把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在攫取了大量特权之后犹不满足，更是把以权谋私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贪污腐败横行。尤其变法派，以变法富国强民为借口，用国家政策来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肆意搜刮。地主商贾集团则巧妙利用各种手段，尽可能把这种损失转嫁给底层百姓，结果导致底层百姓穷苦不堪。现今地主商贾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当然要以保护底层百姓的利益为借口，确保国家政策对自己有利，继而也间接保护底层百姓的利益。
两个集团都拿底层百姓的。利益做为博弈的武器，这让李虎无所适从，急切间根本找不到一个折衷、妥协的办法。
＝在这五位巨商中，成都的长孙康宁非常突出。
长孙康宁有五十多岁，身材削瘦，。长须飘洒，稳重和精明。这个人很博学，对财经有很深的研究，以交子制度做为财经制度改革核心的策略最早就是由他提出来的。范直昌在成都的时候，和他过从甚密，深受他的财经观点的影响，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和调研之后，随即拿出了一套较为完成的以财经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变革策略。
范直昌回到长安后，把他引荐。给了李虎。李虎和他做了几次深谈，对他的才学也是钦佩不已。
长孙康宁的名气本来就很大，骊山议政这段时间，。他凭借自己的实力渐渐成为大地主大商贾的魁。
长孙康宁认识范直昌之后，做了一番深思熟虑拟。定了一套慎密的计策，其中的重点就是把自己有关财经方面的理论和经验运用到这次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