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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大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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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随即再下圣旨;
卿精诚可贯天日,虽负重处危,鬼神犹当护佑,谗邪阴计,岂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贞心不贰,决非众口所能动摇,已遣司礼监随堂官往谕朕意,卿宜即出视事,勉终先帝顾托,勿复再辞。
这是正月二十六日的事。神宗还不放心,再差司礼监太监孙隆前往慰留,并降手谕;
谕元辅:先帝以朕幼小,付托先生。先生尽赤忠以辅佐朕,不辞劳,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鉴知。独此畜物,为党丧心,狂发悻言,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先生不必介意,只思先帝顾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为重,即出辅理。朕实惓惓伫望。特赐烧割一份、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用示眷怀,先生其钦承之,慎勿再辞。
在这个情形之下,居正没有再辞的理由,他只有重行出来辅理国事。居正对于政治,有自己底理想和抱负;政权是贯彻这个理想和抱负的工具,他决不轻易放弃政权。在他认定神宗对于自己的信任,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更加坚定的时候,他慨然地说;
夫事推求诸理之至当,心岂必于人之尽知。况臣区区之愚,既特孚于昭鉴,则诸呶呶之口,诚无足为重轻。谨当仰体圣怀,益殚赤悃,冰霜自保,虽嫌怨以奚辞,社稷是图,何发肤之敢惜。(奏疏四《谢恩疏》)
政权在自己手中,居正准备继续贯彻自己底主张。“你们谅解也好,不谅解也好,我底行为,自然有我底标准,”他想。
神宗说起对于刘台,自有祖宗法度,果然派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拟旨是内阁底职务,但是交付廷杖,究竟有些困难。居正具疏论救,其结果刘台免去廷杖,只得“除名为民”的处分。这一点,当时颇有人认为是居正底宽宏。但是居正却坚决地否认,他说:
古之圣贤所遇之时不同,而处之之道亦异。《易大过》栋桡。《彖》曰,“刚过乎中。”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栋桡而本末弱矣。伊、周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而商、周之业赖之以存,虽刚而不失为中也。仆以一竖儒,拥十余龄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嘉、隆以来,议论滋多,国事靡定,纪纲倒植,名实混淆。自仆当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为异说,欲以抑损主威,摇乱朝政,故不得不重处一、二人,以定国是,以一人心,盖所谓刚过乎中,处大过之时者也。而丈乃以为失士心,误矣。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仆今所处何时也?主上举艰巨之任,付之于眇然之身,今权珰贵戚,奉法遵令,俯首贴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虏,献琛修贡,厥角稽首而惟恐后者,独以仆摄持之耳,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彼谗人者不畏不愧,职为乱阶,且其蓄意甚深,为谋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贵,而独剚刃于仆之身,又无所污蔑,而独曰“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阴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高衷,益坚信任。不然,天下之事,岂不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痛恨于忌者,盖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复邦,故去此人以安仆也,以安社稷也。离明允断,诚理法之正,而仆所以恳恳救之者,盖以仰答圣恩,下明臣节耳,非欲为沽名之事也。(书牍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同期中,居正又有上徐阶书,(书牍十五《上师相徐存斋十九》)答胡邦奇书;(书牍八《答廉宪胡公邦奇》)他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上存斋》)他又说:“盖仆素以至诚待人,绝不虞人之伤己:至于近日之事,则反噬出于门墙,怨敌发于知厚,又适出常理之外。”(《答胡邦奇》)经过三四年的政局,居正对于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认定惟有自己,才能担当国家底大任。因此从居正看来:攻击居正,便是攻击国家;摧毁居正,便是摧毁国家。这是必然的逻辑。居正说:“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自信力底扩大,已经到达惊人的地位,但是倘使把居正当国十年的政局,和万历十年以后直到明末的政局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居正见地底正确。
居正对于刘台的怨愤,真是深刻万分。救止廷杖的事,只是政治手腕的运用。他不愿意给一般人以强烈的刺激,所以刘台幸免廷杖底处分。万历八年,张学颜为户部尚书,揭发刘台在辽东受贿的事实,再经过辽东巡按于应昌,江西巡抚王宗载底彻查,刘台终于得到流戍浔州的处分。嫌疑底阴影,又投射到居正身上。居正说:“古云,‘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况冤亲平等,悉归幻妄,今转盼之间,已成陈迹矣,何足挂之怀抱乎?”(《答胡邦奇》)话虽说得淡泊,但是事实上居正不是一个淡泊的人。孔子说过:“以直报怨。”什么是“以直报怨”呢?《礼记·表记》又记孔子之说:“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直”只是应得的价值,因此“以怨报怨”和“以直报怨”,适成为同义的语句。也许居正认为刘台只得到他应得的价值罢!从近代的政治风度看来;不能不算是可以惋惜的事。
刘台攻击居正底贪污,不是没有根据的诬蔑。居正当国以后,曾说:“仆自当事以来,闭门却扫,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谈。”(书牍五《答司马王继津》)又说:“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同卷《答工部郎中刘公伯燮言用人毁誉》)居正对于自己底生活,不算没有把握。在操守方面,正因为居正对于政权的热中,我们更可想象他对于货利的淡泊。在言论自由的时期,一旦贪污有据,经人指摘,往往不但成为终身的沾辱,而且会引起政权的动摇。这是一个热中政权的人所不愿意的。然而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一切,笼罩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易成为腐化势力底对象。北京只是居正底寓所,他底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亲吗?尤其张文明那一副放荡不羁的形态,更不会给一个十几年不曾见面的儿子以说话的机会。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以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底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底指摘。这是政治生活底创伤。隆庆六年,湖广巡抚、巡按提议为居正建坊。大学士建坊,在明代只是一个寻常的事,但是建坊底工料,一切又落到湖广民众身上。居正极力辞免,他说:“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万姓睊睊,口诅祝而心咨怨,将使仆为荣乎?辱乎?”不建坊也可以,他们便准备照工料折价,送给张家,这可算是异想天开,不过居正并不觉得离奇,他只说:
若欲给与折价,尤不敢当。家有薄田数亩,足为俯仰之资,仆又时时以其禄入,奉上老亲,击鲜为宾客费,家不患贫。而诸公所馈,铢两皆民膏也,仆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顷已有书恳控二公,恐未见谅。愿公再以鄙意固请,必望停寝,乃见真爱。若不可止.如向者面凟云云,准作废府纳价,贮库作数,仆亦受惠多矣。仆虽无德于乡人,而亦惧丛怨以重吾过。诸公诚爱我者,宜视其所无者而与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于仆。恃公道谊骨肉之爱,故敢沥竭肝胆,直露其愚。若谓仆心或欲之,而姑饰辞以沽名,则所谓穿窬之徒,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书牍四《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
我们不能认居正为“穿窬之徒”,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坚决的拒绝。他只是不要建坊,不要折价,而希望以建坊之费,准作废府纳价。在运用的方面,纵使不同,但是接受只是接受,还不是同样的民脂民膏?废府即辽王府,隆庆二年辽王宪【火节】被废以后,张家据为己有,直到隆庆六年,才想起纳价的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和《明史》原本,称“居正攘以为第”,指此。居正曾孙张同奎对于此事的否认(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上六部禀帖》)只是没有根据的说话,其后《明史》根据同奎底言论,重行删订,便上了一次大当。
建坊不仅是建坊,坊价送到张家,立刻修建第宅,建筑工人,由锦衣卫军士包办。这个原是明代的敝风,但是在这一点,似乎居正也不觉得离奇。他说;
新构蜗居,三院会计欲有所助。诸公厚意,岂不知感,但仆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劳费有司,故虽督造锦衣,亦止便差用借,诚恐惊扰地方也。今堤工方兴,疲民无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岂复有余羡为仆营私第乎?仆虽无德于乡人,实不敢贻累以贾怨。且去岁诸公所赐坊价,已即给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后逐年赐责,及俸入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诸公创行此意,则官于楚者,必慕为之,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万望俯谅鄙衷,亟停前命,俾仆无恶于乡人,无累于清议,则百朋不为重,广厦不为安也。(书牍五《与楚中抚台辞建第助工》)
这是万历元年的事。这一座第宅底规模,着实不小。居正自言:“小宅,原拟赐金构一书舍耳。不意锦衣庞君遂摹京师第宅,大事兴作,费至不赀。屡屡垂念,给与频蕃,既乖本图,复益罪过,赧怍之衷,口不能悉。”(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请托》)第宅之中,有堂有楼,神宗赐名为纯忠堂、捧日楼,又颁御笔大字二幅,对句一联,御前银一千两。(奏疏三《谢堂楼额名并赐金疏》大字二幅:一曰社稷之臣,一曰股肱之佐,联曰正气万世,休光百年。见王世贞《首辅传》卷七。)这次建坊、建第底计划,发动的是湖广巡抚汪道昆,(书牍四《答楚抚院汪南明辞建坊》)完成的是继任巡抚赵贤,(即汝泉)恰恰做到“官于楚者,必慕为之”的地步。“给与频蕃”,适成为“营私第以开贿门”的注脚。以后万历六年,有人提议替张家创山胜;(书牍十《答棘卿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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