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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的工作安排完了，王一民就把工作目标集中在玉旨一郎身上。玉旨一郎是早就声称要和王一民交朋友的，所以当王一民向他一靠近的时候，他立即就向王一民伸出了热情的手，甚至邀请王一民到他家去做客。王一民当然立即答应。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王一民按照约好的时间——九点整，来到了玉旨一郎的家门前：道里高士街一座新建的日本式二层楼前。这楼是日酋玉旨雄一的新官邸。玉旨一郎是和叔叔住在一起的。但是他嫌叔叔家里一天到晚来人太多，前厅里经常有人等待接见，给他来回出人增添许多礼仪上的麻烦，曾几次提出要另找住处，但都未获准。最后叔侄二人达成一项协议，在后楼门外单隔成一个小院，在小院墙上单开一个小门，这个小门只供玉旨一郎一个人使用。
今天王一民就是按照玉旨一郎画的指示图。来到后边小门前边的。他刚一按门铃，门就开了，迎出来的是玉旨一郎本人。怎么出来得这么快？是专门在小院里等候着？
王一民走进小门一看，小院很幽静，一条南路，直通楼门，甬路两旁是新移栽的龙柏树，还有一架葡萄。葡萄架下摆着竹制躺椅，还有石桌、石凳。石桌上放着一本中国线装书。王一民一看这书才明白，方才玉旨一郎一定是坐在这里边看书边等他的。
迎面的二层楼是豆绿色的，典型的日本建筑，墙皮上贴着日本瓷砖。一楼的建筑面积比二楼大得多，二楼上有玻璃暖房和一个宽敞的平台，平台上搭着绿色的凉棚，凉棚旁摆了很多盆花，有盛开的杜鹃和扶桑，还有高大的万年青和橡树。在这周围都是俄国建筑群落的住宅区里，突然建起了这么一座东洋小楼，显得倒很别致。
玉旨一郎请王一民走进了后楼门。紧对着后楼门就是木板楼梯，红漆木板上铺着绿色地毯。玉旨一郎引着王一民顺着楼梯上了二楼，走进一间整洁明亮的房间。这是一间被隔扇拉门分开的套间，里间完全是日本式的，整屋铺满了“榻榻米”，上面摆着矮几和厚重的围棋桌。外间的陈设却介于洋中之间，既像书斋又像待客室。靠东边一面墙摆满了一人多高的书橱，里面竟有一半是中国线装书，织有狮子滚绣球的古典款式中国彩花地毯上面摆着西式的茶几、沙发、写字台和立柜。最引起王一民注意的是西面墙上挂的一张中国水墨画，那上画着一大一小两个乌龟奔向一块玲珑剔透的山石，画上题着“齐年”二字。王一民不用看下面的落款，就知道这是卢淑娟的手笔了。他已经听淑娟讲了画这幅画的全部过程。想不到这画却挂到玉旨一郎房间里来了，而且装裱得这么好，是完全绫镶绢裱的，下面画轴竟是象牙的，真像对待一幅千年古画那样珍重爱护。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呢？
一个中年下女献茶来了。精制的中国福建黑漆茶盘里摆着两盏汝窑堆花双清小茶盅。中年女人双手托着茶盘，躬身举向王一民，王一民一边说“谢谢”，，边端了一盏茶。他打开碗盖，一股清香之气，扑鼻而来。他稍稍呷了一口，直觉清醇无比，直人肺腑，不由得称赞道：“好茶！好茶！贵国的‘茶道’艺术誉满全球，今天一经品尝，真是名不虚传了。”
玉旨一郎谦虚地笑笑说：“我们的‘茶道’确实有很久远的历史。但是无论怎么久远也是从中国学来的。实际中国品茶的讲究程度，更有甚于我们‘茶道’的。《红楼梦》里对‘贾宝玉品茶拢翠庵’那段描写，真是达到了品茶考究的最高峰，连喝茶的水都是从梅花瓣上取下的雪，又装在花瓮里埋在地下五年，才取出来冲茶喝。妙玉的”‘茶道’简直使我们望尘莫及了。“
王一民一听也笑着说：“那是只有妙玉那样脱离红尘的散淡闲人才能办到。我读到那里真有点替她担心，我怕那埋了五年的梅花雪水再变成陈年佳酿，岂不坏了茶的味道。”
王一民说得两个人都笑了。这时下女又用托盘端上来三个盘子：一盘水果，一盘糖果，一盘点心。
玉旨一郎一边让王一民吃一边说：“日本和中国有许多相同的东西，又有许多不同的东西。但是有趣的是不同当中又有相同。”他一指三个盘子说，“例如敬客摆盘子，中国必须是双数，一般是摆四盘。而日本却最忌讳这‘四’字，所以只摆三盘。因为‘四’和‘死’都是发西的音。人们怕死，也就怕‘四’。死和四，中国发音很相近，日本就完全相同。而迷信，怕死，图吉利，这些就都和中国一样了。中国每逢吉庆日子，例如过年过节，不是都不许说死吗？”
王一民点点头：“平常也忌讳说死，骂人话上面常常加个死宇。”
“日本也这样。所以我说不同当中也有相同。譬如我们的语言是不同的，但是写到纸上的文宇却又相同了，‘真名’和‘假名’，一是完全从中国拿来的，一是拿了一半——单‘立人、宝字盖、草字头、三点水等等中国字的偏旁，就成了我们的字母。再譬如现代穿的衣服，中国和日本是完全不同了，尤其是妇女。但是在中国戏台上演的历史剧中，却可以看到现代日本服装的原型，这又是不同中的相同。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和日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真是到处可见，俯拾皆是了。”
王一民注意地听着，品味着，思索着他谈这些话的真正意图。同样的内容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它可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也可以成为真正亲善的思想基础。那么玉旨一郎想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想到这里，他就接着玉旨一郎的话音，试探着说道：“您讲得很精辟，很有见地。可是是不是有些抬高中国了？”
“不，不。”玉旨一郎紧摇着头说，“我是研究历史的——教育史也是历史的一个分类——我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就是这样，日本有好多东西来源于中国，尤其是在文化方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那样敬重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的根本原因。”说到这里，他打开书橱，从里面捧出一个用黄缎子带系着的，一尺见方的木板夹子，轻轻地放到王一民面前，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解开缎带，打开木板，里面展现出一张很粗糙的黄纸——是由于年深日久而变黄的纸。纸上用木版印着一位盘腿打坐的中国老和尚的肖像，肖像的两只眼睛闭着，周围是白色的灵光。肖像下面写着“初祖传灯大法师”，肖像周围印着象征着祥云的“云卷”图案。在黄纸的最下边，有一行小字，上写：江户福康药店制。
王一民一边看着，玉旨一郎一边指着说：“这是我国江户幕府初年的一张包药纸，距离现在有三百多年了。‘江户’就是东京，‘初祖’是日本医药界对鉴真和尚的尊称，‘传灯大法师’是日本天皇赐给他的法号。看了这张粗糙的包药纸，您就会知道日本朝野上下对他是如何敬重和爱戴了。这是历史的见证啊！”
王一民深深地点着头说：“好！您收藏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物！”
“这是家父留给我的，在日本大概也找不到几张了。”玉旨一郎一边说着一边又小心翼翼地把木板盖好，系上缎带，送进书橱。
王一民略微思忖了一下说：“这样珍贵的文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一看，我建议您制成锌版，在画报或报纸上发表一下……”
还没等王一民说完，玉旨一郎就摇着头说：“不行，至少现在不行。”稍停了一下，他叹了口气说，“不是时候啊！”他又直盯着王一民看了看说，“连您不都说我在‘抬高中国’吗？您看现在有哪一个日本人能站出来说一句‘抬高中国’的话呢？把中国抬高了日本怎么办呢？还能在这里当‘太君’，当‘太上皇’，像我叔叔那样……”说到这里他把话咽回去了，低下头，看着脚上穿的木头拖板，沉默着……
王一民也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
半天，玉旨一郎忽然抬起头来，他眼睛里闪着亮光，直看着王一民说：“王老师，我今天请您来，是要把心里话向您讲讲。因为根据我的观察、研究和分析，我认为您是一位正派的、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得更进一步的话，您可能不是一个人在行动……”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下了，直着眼睛看王一民，目光那样深沉，是观察？是审视？还是要看到王一民内心深处的什么？使人不解。
王一民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连眼睛都不眨，庄严地和玉旨一郎对视着。他脸上既没有惊讶的表情，更没有恐慌的流露，简直平静得像方才看过的鉴真和尚的坐像一样。
从墙上传来的嘀嗒嘀嗒的钟声判断，时间大概过去了有一分钟，玉旨一郎才点点头说：“您真镇静！我敬服的也正是您这种大无畏的镇静态度。我第一次发现您这惊人的镇静是在课堂上，您正在给学生讲反抗异族侵略的中国皇帝朱元璋，这时您发现我了，竟能那样不慌不忙地把问题一转，转得又轻松又自然，让人简直无懈可击。接着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您竟能在爱国真情已经完全流露的情况下，辩解得既不露痕迹又头头是道。我相信，如果那是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您一定会获得无罪释放的。”
玉旨一郎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道：“后来我们的接触就多了一些，当您的学生罗世城被捕以后，您那镇静的态度被感情的波涛冲破了，您焦急了。接着，我特地请您和我一同去检查他的遗物，我知道您是如何急于要拿到他那些不宜公开、更不宜落人我手中的遗物。但是不幸得很，那本记着他和另外几个学生活动的重要记事本偏偏让我发现了。我看了，并且记住了那几个学生的名宇。后来我把本子交给您了，我在等待着，看您怎么办？开始我以为您会胆怯，会不敢拿走。因为只要我一伸手，您就会立即陷入罗网。这一切，您当然会看得清清楚楚，您会感到那罗网就张在您的面前，您会把手缩回去。可是，您没有顾到个人的危险，您不但拿走了本子，还把那封写有罗世诚家庭地址的信也拿走了。您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样干了。而更使我惊奇的是，干完这样的冒险事情以后，您不但不藏不躲，还照常上班，见了我的面也一如既往，好像您根本没有干过任何伯人的事情一样。您的镇静使我不由得怀疑起自己：是不是我看错了，那本子和信您根本没有拿走？我又第二次去重新检查罗世诚的遗物，不但本子和信确实没了，竟连任何可疑的东西和线索都没有留下，您干得于净利落！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保卫着别人——也可能还要加上保卫您的信仰。您的行动不但使我佩服，使我同情，也使我非常感动。紧接着，我们又都到罗世诚家去了——可惜的是我去晚了一步，没能在那特定的环境里遇上您。如果那时遇上，可能今天我要说的话在那时就说了。当然，罗家的人——主要是当时自称为小学教师、实际是名演员柳絮影小姐，隐瞒了您去过的真实情况，这我从她家的种种迹象和哭红了的眼睛上都可以断定。所有这一切，都向我说明：您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纯的爱国者，您不是一个人在行动。”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