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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不久，吕诲更加怀恨在心，上书言王安石十条大罪。
郑朗安慰了很久，又再三写信给吕诲，你是清臣是直臣，得实事求是，然后将吕诲调了回来。可是吕诲仍死xìng不改，继续争执不休。王安石忍无可忍，直接对赵顼说，陛下你要诏吕诲，郑公也要诏吕诲，那么是臣不好，让臣外放吧。赵顼同样无可奈何，老吕，你还是到邓州养老吧。
郑朗想谦让的，是他xìng格造成的结果。不想多争，不想多吵，大家团结起来，上下一心，将国家治理好。但吕诲的事，给了郑朗一记jǐng钟。不仅吕诲。还有那个义利。
郑朗说的仁义yīn阳圣智忠恕。仍是本源。就象化学里的元素一样，现实当中没有百分之百的纯净化学元素，同样，现实当中没有百分之百的仁义yīn阳恩威忠恕。有的是三分中庸。因此所谓的利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利，就象用人一样，能断定某人是好人或是坏人，用之得当。周处能变成烈士，用之不当，革命英雄也会变成汪jīng卫。利也是如此，持之正就是好利，持之不正就是坏利。
但还是有人钻牛角尖。
要感谢的第一个人是范仲淹，首开先河，顺我者就是君子，逆我者就是小人。后来这股风气被赵祯压了下去。
第二感谢的人是韩琦欧阳修与赵曙，因濮仪之争，许多人再次走向绝对的对立面。也就是极阳就有极yīn。极yīn就有极阳。导致他们的xìng格既固执又暴戾。
郑朗调教，几个学生仍有一点。吕诲更严重。
看似上下开始交口称赞。可危机还是很严重，仅是暂时压制下去。
无论自己做什么妥协，对于某些人来说，还是不管用，相反的，若是因为过份妥协，导致改革失败，反而为他们抓住把柄。
就在这时候，朝廷接到一个大案子。是因为茶商举报商税引发的。
发生在四川资州。
宋朝因为吃的是半发酵式的茶饼，因此对茶叶的口感与后世是不一样的，排在第一位的建州茶恐怕在后世连前十也排不上，后世排在前十的龙井、碧螺chūn、黄山毛峰等等，现在有茶但没有名气。
相反蜀茶因为适合做茶饼，倒是出了许多名茶，宋朝四十九种名茶，西南有大理昆明五果茶与普洱茶，四川的更多，蒙山顶的雅安露芽、蒙顶茶，泸州的纳溪梅岭，横源的雅山茶、鸟嘴茶（又叫明月峡茶），涪州的月兔茶，青城的沙坪茶，温江的邛州茶，峨眉山的峨眉白芽，四十九种名茶中居然占据十几种。
部分劣茶用来茶马，或者用其他方式与蕃羌交换物资，比较好的茶叶还是多提供中原，自各条长江支流运到长江，又从长江运到汉水，抵达中原，或者自大运河运向河běi jīng东等地，或者自蜀道运向陕西。北方也有茶，包括西夏的横山地区都种了茶叶，不过产量低下，茶叶质量也很差，在宋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茶叶全面的通商，进一步地促进了生产以及销售量。
去年三司也算了一笔账，收入相差不大，是少了一点，可是人力成本下降了，净收入是相仿佛的，而且也利于政令更加简化。毕竟一项茶叶专营，朝廷也要花一些心思经营的。只是那些在茶专营中得利的权贵们再也不能得利了。
实际不是，专营未专营好，商税税也未征好，许多大户人家仍然在偷税逃税。资州一户姓周的中小茶商看到朝廷举报制度后，便举报了当地卢姓大茶商。
资州官府接到举报后，查了查，说没有这回事。但真实情况卢姓茶商根本就没有交过一文钱的税，无他，其子是中书户房令卢道言，与资州知州乃是同年，又是好友。
周姓茶商不服，又扬言说去益州监察司举报。
这激恼了卢家的人，正好周姓茶商包了一艘小船，运茶出峡，船至泸州境内，被卢家人盯上，用船尾随而上，将船上周家商人与船夫以及伙计五人杀害，仅有一名水手见势不妙，跳下中江。这一段江流很急，卢家人找了许久未找到，以为这个水手淹死了，没有在意，然后将船凿沉，伪造船触礁出事的模样，随后离开。
然而水手其实没有溺死，而是机灵的从水里潜行到岸边杂草丛中躲了起来，侥幸躲过这场杀劫。
上了岸后，仔细找人打听了原委，不敢返回资州，卢家财大势大，不是他能招惹起的，于是一路秘密地逃到益州，找到了监察司的官员，将此案举报。
五条人命案，还牵扯到一名京官，一名知州，事情大条了，监察司派衙差将这个水手押向京城，将此案又反馈给朝廷，赵顼看到奏报后，十分恼火，将卢道言喊来责问。卢道言眼中茫然，自家是有茶叶生意，不但有茶叶生意，还有其他的生意，两千多亩耕地，但自己从没有过问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案子不难查，周姓小茶商是贪图举报的奖励钱，可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有人证，派一名官员下去问一问，真相便能揭开。至少现在宋朝还比较开明，虽有种种不好现象，但比后世要强。杀人买凶的，基本是判决死刑了，谁也不敢包庇。卢道言也肯定是罢官了，还有资州知州若真接到案子没有公断，多半也会被罢官。
但不仅是这个。
郑朗原来准备从三司里撤出来的，得知此案后，又将一些账目进行了核算，于都堂会上将它抛了出来。俺改革到此结束了，可不代表着我马上会全部的苟和！
赵顼打开一看，乃是商税的前四月账目，他茫然地问道：“郑公，这是何意？”
还未到一年呢。
“陛下，请看，”郑朗又递过另外一份账目。是去年前四月账目，两相比较，整相差了近一百万缗钱的收益。这才是四个月时间，一年下来，相差会更多。
两份账目传递下去，郑朗问道：“诸位，我还是要这个义呢，还是要这个义呢，或者说这个天下是陛下与天下百姓的天下，还是卢家等少数人的天下，百姓是奴婢，陛下是傀儡呢？”（未完待续。）
八百六十四章 第三者（下）
案子肯定很大了，但不能看表面现象。
第一它起源于资州，发生在泸州，也就是后世的内江到宜宾一线，站在后人的角度，这一地区文明应当算是很发达的。但现在不是后世，而是在宋代，这里蛮汉杂居，管辖区也属于梓州路，郑朗所说的夔峡四路，其实是三路，成都府路不算，尽管成都西侧也有大量羁縻地带，不过情况是比较好的。四路而是指其他三路，利州路算一半，梓州路算一大半，夔州路是全部。资州就属于梓州路，即便后世还能看到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在这一地区。因此朝廷管理力度不是很严格，时常发生凶杀事件。
也就是说若它发生在中原或者东南，这件案子有可能登天了，但发生在梓州路地区，所有官员心中标尺要求会自动下降。
引起朝廷重视，还要感到李顺与王小波，两人起义原因就是因为中小茶商因朝廷专营，利益受到伤害，这才造反起义。起义壮大原因乃是王全斌入蜀后的残忍杀戳，导致巴蜀百姓不服。
因此以后朝廷对巴蜀很是重视，几乎每一个派向巴蜀益州知州几乎都是朝廷的头等良吏，甚至四川传出侬智高将北侵时，朝廷不顾张方平正在理财，匆匆忙忙地将张方平调到四川。
若是没有牵连到资州知州，卢家，顶多就是一件凶杀案罢了。
第二件事就是周姓茶商告发的用意。
这个又要从商税说起。
新商税推出之前，朝廷也有防御措施，朝廷以前明文规订，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与捕者或告人。只要捉到了。将其物货三分之一没收，给捕快与举报人，做为奖励。
实际情况执行得不好，天圣元年，杭州富阳民蒋泽等人举报大商人沈赞偷税，官府派人对其抓捕，将其贩运的一百八十几匹上等婺州罗没纳入官，支给赏钱。按理婺州罗一匹在两贯多，也就是蒋泽等人可以赏钱两百多贯。执行时不是如此。省司官员看过此案后，重新判决，婺州罗客（指沈赞）沿途偷税，尽纳入官，即无条件支告人赏钱。yù依条支给，数多不得过一百贯，从之。
为什么如此，朝廷同样痛恨偷税现象，若是无权无势，执行力度会从严。不过朝廷憎恨举报，认为有伤民风。因此一百贯乃是上限。仅是一百贯钱，谁愿意冒风险得到这些大贾。资州杀人灭口，江东两浙多半不会，可得罪了这些有钱有势的大贾。天知道以后他们怎么报复。由是商税锐减，为了弥补商税，天圣二年又做了新规订，婚姻所用的聘礼物sè匹帛。如在本州县内，可以免纳商税。若到其他州县，即依例收税，所在不得出聘礼公验。当然，执行的结果只是针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郑朗迎取崔娴，也未看到那一个官吏前来征什么税务。
一个一百贯上限，举报人渐渐消失，庆历时最高将商税敛到两千三百万贯，别当真，权贵利益受到的伤害很小，悲催的依然是中小商人，甚至小摊小贩。
郑朗改革商税时，重新确立了举报制度，奢侈品举报验实者，就此货物实价罚款一百倍，那怕以前偷掉一千倍数量，也是一百倍，或者初犯，还是一百倍。以前不究，省得越理越乱，捉不到幸运，捉到了就倒霉。可奢侈品更容易偷税，故起步价乃是一千缗。举报人查验得实后，能得钱一半之数，起步价是五百缗，不作上限，若是罚了一万缗，就能得五千缗。
普通货物偷税同样很严厉，不仅是罚没，而是按照等级，同样分为三等，分别罚两倍、三倍、四倍之数，举报人仍得一半。正是因为这个森严的罚没制度与举报制度，朝廷名义上的商税减少，实际商税却在增加。从制度上来说，有效地保护了中小商人，但这一来，大商人会易被盯上，他们每次贩运物货数量非同小可，只要罚一次，举报人就会得钱无数，新商税法本身有许多积极意义，但就是这个举报制度，引起很大的争议与反对声。
实际执行时，郑朗并没有催促，相反的，默契地示意，大家清查时稍稍收敛一点，以减少争议声。还有举报的人，对象乃是无权势的人，真正有身份地位的人，谁敢得罪啊。正是因为如此，新商税法争议声渐渐平息了。罚没的，没有身份地位，想闹事都不大可能。
周姓商人居然不顾卢家有人在朝堂担任中等京官，居然敢举报，普通人认为他是想钱想疯了，但让郑朗看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那就是两字，反抗！
这肯定是好情况。
不过郑朗不敢说出来，刚刚说的一句话，非是为了鼓励什么，那是找抽的。让这种情况慢慢发展，就象格物学一样，一个是朝廷，一个是郑家庄，现在的郑镇，俺不想用格物学代替儒学，相反的，一直将儒学看得很重，两处，让它zì yóu发展。
说出来的原因，还是为了钱，与王安石一样，想到财政，郑朗也快得钱魔了。
曾公亮凝眉，说道：“行知，朝廷已经严查了。”
“严查，那是那个船夫侥幸逃了出来，若没有逃出来呢？”
赵顼问道：“行知是指何？”
“不是严查，臣看到许多问题，为了杜绝这一现象，陛下请下诏，各地官员不得对举报商人进行包庇，若有，轻者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