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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往事我讲给玲姐听过，她搂着我的头喃喃地叫了好几声天儿，还轻轻拍我的背，差点把我拍睡着了。在玲姐家里，有时候我真是有重过一次童年的感觉。
这之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坐在玲姐家阳台上看报纸，玲姐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给我织毛裤。阳台给玻璃和铝合金封着，细小的尘埃在阳光里悬浮。屋子里除了电视机的声音，听不见其它动静。我看不见玲姐，玲姐也看不见我。忽然听见玲姐叫了我一声：“天儿。”我楞了一下，然后嗯一声，问她什么事。她说没什么事。屋子里又只有电视机的声音了。我继续看报纸，但报纸上写的什么，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那一刻，在我的想象中：我会常常坐在阳台这张竹躺椅上，玲姐会常常坐在客厅那张沙发上，我看报纸，她打毛衣，我们对粉笔灰一样不断飘落在头上的时间满不在乎。我们一点一点变老，她58岁了，我40岁了，我们坐在床头回忆着过去22年共同的生活，成功化解了一次危机。接着，她78岁，一脸福相的老太太，腿有点小毛病，我已经60岁了，一个还算精神的老头儿，推着她去公园里散步，给她的腿盖上毯子。再接着，她98岁，我80岁，但看上去她比我生动得多。由于在阳台上看了60年报纸，我已老眼昏花，但随时擦亮眼镜从报纸上方探出脑袋，盯着一个经常给玲姐送花的百岁老家伙。一转眼，她已经128岁了，我已经110岁了，我俩颤巍巍的相对而立，让孩子们抬起我俩的手，互相摸着对方的脸，此时她118岁的妹妹已经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不久前，这一对老姐妹俩由于都爱上了我而反目成仇，如果不是因为都老得像婴儿一样举不起枕头，我相信，她俩一定会大打出手。
现在看来，这些想象中的故事都不再有机会发生了。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怎么样，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都不会有什么关系。我的梦想，已经被击碎，被病房里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和玲姐一起联手击得粉碎。剩下要做的事，就是把一棵大树从血肉中拔出来，然后想办法填平留下的巨坑。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受这种罪了。
我在雨地里慢慢走着，顶着一颗混混沌沌的脑袋，膝盖在打颤，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现在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等着我，没有一扇门需要我走进去，没有一个温暖柔软的地方可以让我栖息。惊雷阵阵响起，暴雨开始抽打我，让我觉得好受了一些。暴雨最好把我打到水泥地下面的泥土里去。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车道上，而且是逆着车流。汽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至，溅起积水从我身边掠过。不时有几颗泥星和水珠打在我脸上。不时能听到司机的大骂，骂的是什么我一句也分辨不出来。忽然我站住了，我看见雨水闪亮的快车道上有一只大风筝，一瞬间就被碾得稀烂，还有无数的车轮碾过去，碾过去，碾过去。
直到一个交警抓紧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岗亭那儿，突然涌到心口的疼痛才让我清醒了一些。那种疼痛的感觉，有点像给一辆车撞了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一辆车撞着了我的手，当时感觉不到疼痛，几个小时后那只手才越来越肿，越来越痛。只不过这一次是受了内伤。这个弯转得实在太急了，虽然此前有一些小坡小弯，基本上是在平直的幸福大道上奔驰着的，突然这么急一个弯，就冲出去了。我的五脏六腑都被撕裂了。接着头也开始剧痛起来。
交警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
我双手挤着太阳穴，想了一会儿，才告诉了他。
交警说：“你好像病得不轻呢，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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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交警拦了一辆的士，要司机把我送到医院里去。半道上我让司机改变了路线，把我送回家。我一躺上床，就睡着了。醒过来后，头还是又重又痛，在黑暗中转着眼珠，渐渐想起了医院病房里的一幕，觉得心脏肺叶胃都在朝不动的方向撕扯，撕扯，撕扯。
经过多次回想，现在我已经感觉不到当年的那种疼痛了。２００１年秋天，我回想过一次，我想起多年前身体里刮过的那场疼痛风暴，还能感觉到内脏一阵阵紧缩，但同时觉得很好笑。一切真的有点像电视剧，我仿佛刚刚从一场电视剧中走出来，对自己刚刚扮演的那个角色很有点不屑的态度。到了２００３年春天，我决定开始认真回想生命中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经历时，觉得２００１年秋天的我，对更年轻的我，很不公平。我重新对电视剧和我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毫无疑问，刚满２２岁的那一年，我一切都还没有定型，还处于自我塑造和被社会塑造的阶段。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不用形容了，当时我的各种观念，各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是从电视剧中学来的。我的行为，有时候是在模仿某一部电视剧的主人公，有时候是在模仿几部电视剧揉在一起后重新拼凑出来的一个主人公。这种模仿，有时候是自觉的，像我有意识地照搬美国浪漫专家格戴克的著作一样。有时候是在潜意识里对我产生影响。我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人格”这种说法，不知道是否有人深入研究过。我希望有，并且希望能把研究结果反馈给电视剧制作者，以便商业化的同时不排除加进去一点点责任和良知。
从医院里回来后，我在疼痛和高烧中躺了三天，把冰箱吃空了，也不愿下楼。打开关了三天的手机和座机，很快接到了一个电话。听到铃响，我还以为是玲姐打来的（我有点恨自己还期待接到玲姐的电话），结果是粘糊小妹。粘糊小妹说她作东，请我上现代城那边的一家餐厅吃饭。我说身体不舒服，恐怕去不了。粘糊小妹说：“你跟阿伍说吧。”接着听到了阿伍的声音，阿伍说：“你快来吧，你要不来，这一顿我也吃不成了。”我想了想，也好，也该出去喝点酒了，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人的夜晚不会好过。
我洗了洗脸，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瘦了整整一圈，眼窝深陷，头发蓬乱。赶到餐厅时，粘糊小妹和阿伍已经坐在桌子边了。我能从他俩脸上看到惊讶的表情。他俩不出声地研究着我。我打量着餐厅。这是一家装修很怪异的餐厅。二楼地板是透明的玻璃，我们坐在楼下，可以看见楼上人的屁股和鞋底。我估计上这家餐厅里来吃饭，可能是阿伍的主意。北京有特色的餐厅，阿伍差不多都去尝过。他常说自己的工资除了供楼，都贡献给三巴了。一巴就是嘴巴，二巴是什么不用说了，三巴是中巴（阿伍住的地方只通小公共）。由于这三巴的缘故，他上班常迟到，我还在总部的时候他经常把卡交给我，让我帮他打卡。
他俩大约把我研究得差不多了，开始一本正经地讨论。阿伍问粘糊小妹：“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小天？”粘糊小妹说：“眼睛好像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也多了些，好像比那个小天哥哥好看一些哦。”阿伍说：“还是老办法，你亲自来一口试一试？”粘糊小妹脑袋歪来歪去的笑着。阿伍也笑，意味深长地望着我。粘糊小妹问：“亲爱的，谁把你怎么了？”我笑了一下，没说话。阿伍说：“好像是失恋了，不过没听说过他有女朋友嘛。”
阿伍的一句“好像是失恋了”，触动了我一下。哗哗的雨声立刻在我脑袋里响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跟玲姐这一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段无法命名的感情：不像爱情，不像亲情，不像友情，又什么情都有一点。每次我反省，都觉得感情这个词到了我们的关系里，就没法再细分了。我只能说我刚刚经受了一场感情上的挫折，失恋这个词不太准确，这个词似乎太小了。几个晚上我都没睡着，经受着一种陌生的痛苦，我一直想找一句话抓住这种痛苦，好让疼痛减轻一些，好让自己痛个明明白白。但我就是找不到那么一句话——像失恋了？有点像，但远远不够，“像失恋了”还只是那句话的一个零头。
粘糊小妹点点头，很有把握地说：“没错，看起来是失恋了。”
我苦笑了一下。
阿伍说：“嗨！还真是的啊！快莫烦躁，快莫烦躁，吃过饭哥哥就带你去打炮！”
粘糊小妹朝他呸了一声，说：“你这人就知道打炮，能不能有点高位追求啊？”
阿伍笑了，说：“瞧瞧他，那就是高位追求的结果。他要是先做爱，后谈恋爱，就不会是这副死样子了。”
粘糊小妹说：“他不会还是一个童男吧？”
阿伍说：“不是童男，怎么会这样？”
我打断了他俩，问都点了一些什么菜。我知道要是不打断，他俩会越说越不像话。阿伍谈这种事向来毫无顾忌，况且他对帮助我成长一直充满热情。第一个告诉我“打一炮XXX元”，然后把我带到妓女面前去的就是他。 等粘糊小妹上洗手间了，阿伍告诉我今天晚上有三个选择：一，就地解决，这家餐厅里可以透明的地方一概透明，不可以透明的地方都遮得严严实实的，那些带卡拉ＯＫ的小包间里很安全。二、可以上粘糊小妹住的地方去，他探过口风了，她多半愿意。三、去青塔，那里有条三区交界的小街，也就是三不管，有很多新鲜货色。
我没有说话，不想告诉他我已经不是一个童男了，不想受他的好奇心的折磨。我们要的菜很快就上齐了。阿伍举起酒杯，望着我，等着我答复。我盯着面前的“青蛙皮”，“青蛙皮”据说是这最有名的菜，其实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苔藓，有点绿有点皱，吃起来像黄瓜那么脆，又像海蜇皮那么韧。他一边咔叽咔叽地嚼着“青蛙皮”，一边以很少表现过的耐心继续开导我：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那里栽倒了，应该从另一个女人那里爬起来。
正说着，玲姐打电话来了。玲姐喂了一声，出了一口长气，说：“你真是急死我了。”
我说：“我这会儿有事，完事了我再打给你吧。”
她说：“一会儿你来医院好不好，我有些事要跟你说。”
我说：“我走不开。”
她哭了起来，说：“天儿，我要是走得动，早就找你去了。我想看看你。”
我说：“我晚上真的有事。”
她说：“你开着手机好不好？”
我说：“好。”
我收起电话，阿伍从洗手间那边过来了。刚才，我跟玲姐通电话的时候，阿伍朝我望了好一会儿才离开。好几个月过后，阿伍告诉我，这天他上洗手间那边去做粘糊小妹的工作，要粘糊小妹好好照顾我一夜。结果，粘糊小妹吐了他一脸口水，气冲冲地跑走出了餐厅。在此之前，阿伍不知道粘糊小妹是真心喜欢他。知道后，他也没当回事。他走到餐桌边连喝了几杯酒，摇头晃脑地笑个不停。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也没心思理会他。几分钟前我听到了玲姐的声音，心里又迸裂了，那些还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纷纷裂开，疼痛阵阵扩散着。阿伍重重地坐下，问我刚才是谁打来电话，我没告诉他。他又摇着头笑了，说：“小天你真的完了！没救了！人家打一个电话来，就像拿一把刀捅了你一下。”
我觉得他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