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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我没有，也不便向他询问朱德委员长住在哪一栋楼？也不敢到院子里四处乱跑和瞎打听。
“嘭、嘭、嘭，”随着一阵敲门声，我听见有人在叫我，“张大夫在吗？”我听出那人的声音正是顾英奇。
“请进。”我说着，走到房门口去迎他，我们一起坐到沙发上。
他向我简要介绍了一点情况：朱德、陈毅、贺龙与聂荣臻等几位老帅还有柯庆施等领导同志在成都相聚，柯庆施在成都骤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经大力抢救无效而死亡。柯庆施死后不久，朱老总与几位老帅便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在成都和来这里，他兼顾着董老的保健工作。过几天后，老帅们都要离开重庆，老顾要跟朱老总走。按照国家卫生部规定，董老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他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或休养都应带保健医生与护士。此次外出，他没有带保健人员随行，董老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患有痛风和三叉神经痛等疾病，发作时很厉害，需要有人在他身边照顾，所以让我来董老身边工作。老顾约我下午一起去见董老，他将董老的病历资料交给我后，即告辞了。
中午，我与老滕跟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午饭。董老外出轻装简从，除他的夫人、老红军何莲芝以外，有一个警卫科长老丁、小曹和小梁两名公务员，这时又增加了我和老滕。
从前，听到过不少有关董必武的传奇与美谈。人说董老是前清时期最后的一个乡秀才，辛亥革命老人，早年参加同盟会，留学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来参加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党的一大代表。董老曾赴苏联学习并参加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他从苏联回国后到江西苏区工作，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董必武曾长期同周恩来等人一起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重庆、南京等地领导党的公开及秘密工作。他曾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
总之，有关董老的革命生涯、传奇、美谈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实在是大多了。早在40年代，周恩来曾代表中央亲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董老六十大寿电中写道：“董必武同志：庆贺您的六十大寿！您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
这一天老天爷算是给了脸。据说重庆已接连几天绵绵阴雨，这天下午太阳总算从云隙间露了出来，带来暖暖春意。我在顾英奇陪同下，心中怀着十二分的敬意去见董老。到达董老住地，夫人何莲芝大姐已等候在门口。一眼看去便知她是出身劳动人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她已值花甲之年，几丝银发修剪得与普通女兵那样短而整齐，步履矫健，衣着朴素，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迎来。
“你是张大夫吧？我听顾大夫说了。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了。”她握着我的手，操一口浓重的四川乡音亲切地说。
我在董老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听何莲芝大姐谈起她与朱德夫人康克清大姐的数十年友谊：长征途中经常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战斗，缺少粮草，人困马乏，历经艰险到达陕北延安。董老夫人与总司令夫人康克清都参加种粮种菜及养猪养鸡等延安大生产运动，她们同延安军民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进城不久，她们都住在中南海，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她们过从甚密，保持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何莲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和善亲切，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朴实热情，令我对她深怀敬意，也消除了我日后在他们身边工作的顾虑。我急忙自报家门，她将我们引进客厅落座，服务员端来茶水。何大姐走到我跟前，亲手将中华牌香烟及火柴递给我，询问我家庭、爱人工作单位及孩子等情况。片刻后，董老从办公室，不，应该说是从书房向客厅健步走来。
八十高龄的董必武鹤发童颜，他那堪称美髯公的胡须令人乍一看，真有“仙风道骨”之感，确切他说是学者风范。事实也如此，董老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能阅读英、俄两种文本马列著作原版书。他不仅诗词著名，他的书法亦堪称一大家。
大家见董老走来，立刻站起身来向他迎上去。我是新来的，自然主动抢走几步过去同老人家握手，顺便作了自我介绍。
“天气不错，到外面去走走。”他没有客套，随便地同大家打招呼，说罢即转身向门外走去。
大家跟在董老身后漫步。老人家说话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底气很足。他为了革命，青年时期即走南闯北，东渡日本，到过苏联和美国，但依旧是一口浓浓的湖北黄安（今红安）乡音。那时期，我接触过的首长大多是四川、湖南、湖北人，我在上海读书时曾有幸听过陈毅市长作报告；在北京医院多次听过陈毅和粟裕的形势报告。但那时候，我仍分辨不出四川同两湖地区人的口音有何差别。我常以为“大人物”都出身在这几个地方。我跟董老初次见面留下的印象是：德高望重，再加上慈祥可亲。
日后几天晴朗的日子里，陪董老在院子里散步，我有幸多次在近距离内见到在中国革命史上驰骋疆场数十载、立下赫赫战功、威震四海的朱德、贺龙与聂荣臻元帅。那时候，这几位共和国功臣虽已进入老年，但看上去一个个身板骨硬朗，仍是威武英姿，一派将帅风度。
我见到朱老总和聂帅手拄拐杖，不过，拐杖并非他们年迈力衰的需要，只不过是一种风度。贺老总的烟斗不离手，但只是偶尔吸两口。首长们聚在一起谈笑，随员们则退向一旁闲聊。我认识的医护人员只有老顾。
若干天后，听说老帅们都已陆续离开重庆，只留下董老一家仍住原地。老人家每天读书、看报纸、文件和写毛笔字。不记得他有过外出活动，顶多在院子里散步。尽管重庆常常烟雨蒙蒙，但毕竟进入春夏之交，气候渐渐转暖，院子里花草更加繁茂，蜜蜂嗡嗡、彩蝶纷飞。我们都脱去冬衣改穿春夏季服装。董老仍穿着薄丝绵袄与厚袜子，还是岁月不饶人啊！这期间，董老和夫人觉得身边人员不多，总共八个人正好开一桌饭。她常邀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这样可以节约，还可热热闹闹增加气氛。何大姐告诉我，在一起吃饭不要客气。你吃得多，把盘子吃它个光光的底朝天，董老才高兴，他就怕浪费粮食。何大姐这样说后，开始时我仍感到拘束，放不开，但很快也就狼吞虎咽了。
董老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女儿因体检发现转氨酶稍为高了点，怀疑她得了肝炎，学校让她回家休养，她便来重庆看望年迈的父母亲。她看上去就是五六十年代见到的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模样、中等个头，身材匀称，皮肤白皙，衣着朴素，一双黑布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味道，跟大家很随和，没有几天我们便很熟悉了。
在重庆期间，当地派人组织大家去参观红岩村、曾家岩50号、白公馆、渣滓洞等地，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去琵琶山、大会堂和北碚等地观光游览。
4月下旬，董老考虑要去湖北视察工作，准备乘轮船经长江三峡到武汉。据警卫部门介绍，途中除到万县稍事停留，但不靠岸外，其他地方都不停留。
我考虑到二十多小时路程，走的是水路，前不靠村后不着店，不能随处靠码头上岸。老人家毕竟八十高龄，体弱多病，万一途中发生健康问题，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故出发前，我请重庆市委派一位心脏内科专家与一名护士随我们同行到武汉。
在一个天空晴朗的上午，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一艘高级游轮，顺水而下。这是我第一次游三峡，一路上三峡的风光真迷人。只见两岸山峰秀拔，林木苍翠，船上负责导游的人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峰那个景，朝我耳朵里灌进一大堆，可我没记住几个。那时大家都还穷，没有人自己带照相机将这些美丽的风景照下来。二十多年后，我又多次去过三峡，补上了这一缺憾。
在游轮上，白天，董老坐在视野开阔的客厅里观赏两岸景色。随员们轮流爬到船顶上去赏景过瘾。夜间，岸上一片漆黑，山岚瘴气弥漫、或细雨蒙蒙，既看不清挺拔的山峰，亦见不到洞穴。大家聚在客厅里，工作人员同何莲芝打扑克牌，董老坐在何大姐身后观战，偶尔他也出些点子。
大约到了深夜11点钟，董必武忽然站起身来说，今天是乒乓球决赛，你们打开收音机听一下结果。原来，我国运动员正在南斯拉夫罗布尔雅那参加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天夜里，大约在我国午夜11点多钟将决出冠亚军。由于轮船铁甲对无线电的屏蔽作用，船舱里无线电信号太弱听不清楚，于是我和公务员小曹拿着董老的袖珍型半导体短波收音机到游轮甲板上去听。
游轮正向东开，由于船头风声和涛声等噪声干扰听不清广播声，我们只得跑到船尾去。尽管是初夏季节，船在顺风顺水而下，但午夜里船舱外还是相当冷的。我们都裹着棉大衣蹲下身子躲避冷风，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处细听。我们听到我国乒乓健儿获得团体冠军，同时庄则栋获男子单打冠军，林慧卿获女子单打冠军，加上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及混合双打，我国共获五项冠军。我们一听完广播结果，立刻奔跑到客厅将这个喜讯向董老作了“详细”报告。老人家听后高兴得用手捋着胡须连连他说：“好，好啊，我们最后胜利了。”他说罢便去睡觉了。
游轮乘风破浪不停地往东开。第二天中午到达武汉，登岸前，董老向船上工作人员及重庆派来的内科主任与护士表示了感谢。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到，码头来迎接。我们驱车到武昌，住进了东湖招待所（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
董必武外出视察工作，他不愿让地方上领导人迎来送往、兴师动众的给他们添麻烦；他更不许搞接风宴请招待等铺张浪费的事情。到住地稍事歇息后，便自己一家人吃饭后休息。
自重庆至武汉期间，董老吃饭香，睡眠好，没有任何失健征象。不过，我不敢马虎，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事，为他测量血压和做心电图等检查，并请了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著名心脏内科专家赵华月教授到东湖宾馆来会诊。另外，我想借此机会让专家与董老见见面，相互认识一下。让她熟悉董老的健康状况，以便日后董老到湖北农村去视察工作时请她同行，以保障老人家的健康。
董老到达武汉后，每天的“功课”依旧是读书、看报、批阅文件和写毛笔字——这也可算是董老的一种“养生之道”吧。我见过几次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到东湖百花一号楼来看望董老，未见其他省委领导同志到住地来过。董老感到自己年龄大了，所做工作有限，省委领导同志都很忙，自己在此休息，尽量不要麻烦他们，张体学大概算是省委的代表，也许是董老特许的吧。张体学省长一点没有官架子，他穿一身中山装、不讲究修饰，就像一个乡村干部，说话大嗓门，办起事来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