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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很久，不见他来。”
“或者失散了？”阿楚又恢复活泼。
“没理由失散。我在黄泉路上，苦苦守候。”
“或者一时失觉，碰不上。连鬼也要讲缘分吧？硬是碰不上，也没奈何。”我说。
“所以我上来找他，假如他再世为人，我一定要找到他，叫他等一等，我马上再来。”
“他怎么可能认得你呢？他已经是另一个人了。”
“不，”如花胸有成竹，“去的时候，我俩为怕他日重认有困难，便许下一个暗号。”
“什么暗号？”
“三八七七。”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寻死那天，是三月八日晚上七时七分。我们相约，今生不能如意，来生一定续缘，又怕大家样子变更或记忆模糊，不易相认，所以定个暗号。是惟一的默契和线索。”
“呀，三八——”阿楚忽省得一事。
“什么？”如花急问。
“三月八日是一个节日。”我告诉她，“妇女节。”
如花皱眉：“我没听过，这是外国的节日吧？纪念什么的？”
一切只是巧合。一个妓女，怎晓得庆祝妇女节？何况还是为情而死，才二十二岁的妓女。妇解？开玩笑。
三八七七，三八七七。
我和阿楚在猜这个谜。
三月八日早已过去。七月七日还没有来。
要凭这几个数字作为线索，于五六百万人中把十二少找出来？
“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没好气地说，“在每一个男人跟前念：三八七七。如果他有反应——”
“永定，你再开玩笑我们不让你参加！”阿楚这坏女孩，竟想把我踢出局？这事谁惹上身的？岂有此理。
不过我们也在动脑筋。我们都是这都市中有点小聪明的人吧，何以忽然间那么笨？
三八七七，也许是地址，也许是车牌，也许是年月日，也许是突如其来的灵感，小小的蛛丝马迹，一切水落石出。——我不断地敲打额角，企图敲出一点灵感。
我没有灵感，我只有奇怪的信念：一定找到他！
在这苦恼的当儿，惟有随缘吧，焦急都没有用。折腾了一夜，真疲倦。我又不是鬼，只有鬼，在夜里方精神奕奕。
终于我们决定分头找资料，明天星期日，我到大会堂去。
“那我先走了。”如花识趣地、委婉地抽身而退。
“你到哪儿去？”我急问。
“到处逛逛。”
“别走了，你认不得路，很危险。”
阿楚见我竟如此关怀，抬眼望着我。
“不要紧，”如花说，“我认得怎样来你家，请放心。”
末了她还说：“也许，于路上遇到一个男人，陌路相逢，他便是十二少，就不必麻烦你了。如果遇不上，明晚会再来。”
“喂，你没有身份证——”话还未了，她在我们眼前，冉冉隐去。我怅然若失。她到哪儿去了？我答应帮忙，一定会帮到底，明晚别不出现才好。
如花，她是多么地晓得观察眉眼，一切不言而喻，心思细密。她是不希望横亘于我与女友之间，引起不必要误会，所以她游离浪荡去了。她是一个多么可怜的鬼，我们竟不能令她安定度过一宵。她的前生，已经在征歌买醉烟花场所里，无立锥之地，如今，连锥也无。我很歉疚。
“喂，”阿楚拍我一下，“你呆想什么？”
“没什么。”我怎能告诉她我挂念如花。我忽地记起一直没机会发问的事，“刚才你们跑到厕所去干吗？”
“啊——”阿楚卖关子，“她给我证明她是鬼呀。她不证明，我怎肯相信。”
“如何证明？”
“不告诉你。”她转身坐下来。
“说呀。”我追问。
阿楚不理睬我，她摊开稿纸，掏出笔记簿，里面有些如符如咒的速记，作开始写稿状：“你别吵着我赶稿，我要赶三篇特稿。”
算了，我不跟她拉锯，说就说，不说就不说，难道要我牵衣顿足千求百请吗？于是不打算蘑菇下去。见我收手，阿楚又来勾引：
“你不要知道吗？好吧，告诉你，她让我看她的内衣。我从未见过女人肯用那种劳什子胸围，五花大绑一般，说是30年代，简直是清朝遗物！”
说完我俩笑起来……
大会堂的图书馆有一种怪味，不知是书香，还是地蜡，抑或防虫剂。嗅着，总有朝代兴亡的感觉。
红底黑字的对联是“闻得书香心自悦，深于画理品能高”。——不知如何，我记得十二少送予如花的花牌：“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这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两副对联了，一个是宽天敞地，一个是斗室藏春。你要黄金屋，还是颜如玉？
我浏览一下，发觉没有我想找的资料，便跑到参考图书馆去。当我仍是莘莘学子之一时，我在此啃过不少一生都不会用得着的书本。何以那时我寒窗苦读，如今也不过如此。当年我怎么欠缺一个轰烈地恋爱的对象？——不过如果有了，我也不晓得“轰烈”。这两个字，于我甚是陌生，几乎要翻查字典，才会得解。
“小姐，我想找一些资料。”
“什么资料？”一个戴着砧板厚的眼镜的职员过来。
“所有香港娼妓史。特别是石塘咀的妓女，有没有关于她们的记载？”
那女人瞅我一眼：
“请等等。”
然后她跑到后面给我找书。
我见她对一个同事私语，又用嘴巴向我呶了一下。这个老姑婆，一定把我当做咸湿佬。真冤枉，本人一表人材……“对不起，”她淡淡地说，把几本书堆在柜台上，“没什么娼妓专书，只有《香港百年史》和这几本掌故。”
我只好道谢，捧到一个角落细看。我又不是那个专写不文集的黄，她凭什么以此不友善眼光追随？
我不看她，光看书。
翻查目录，掀到“石塘咀春色”，企图自字里行间窥到半点柔情，几分暗示。
香港从1841年开始辟为商埠，当时已有娼妓。一直流传，领取牌照，年纳税捐。大寨设于水坑口，细寨则在荷李活道一带。
大寨妓女分为：“琵琶仔”、“半掩门”和“老举”……我一直往下看，才知道于1903年，政府下令把水坑口的妓寨封闭，悉数迁往刚刚填海的荒芜地区石塘咀。那时很多依附妓寨而营业的大酒楼，如杏花楼、宴琼林、潇湘馆、随园等，大受影响，结束业务。
不过自1910年开始，“塘西风月”就名噪一时。在1935年之前，娼妓一直都是合法化的。花团锦簇，宴无虚夕，真是“面对青山，地临绿水，厅分左右，菜列中西，人面桃花，歌乐升平”。及后禁娼……
但文字的资料仅止于此，虚泛得很。
我还有缘得见几帧照片，说是最后一批红牌阿姑。有一位，原来也是“倚红楼”的，名唤花影红。不过她比不上如花的美，而且又较丰满。真奇怪，何以不见如花的照片？
对了，原来如花早已不在了。
他们在1932年吞的鸦片。
我灵机一动，忙还书，又商借别的。
“小姐，”我斯文有礼地向她招呼，免生误会，“对不起，我想再借旧报纸的微型菲林。”
“几年的？”
“1932年。”
“1932年？”她找出一本册子来，“没那么早。”
“最早的是几年？”
“最早也要1938年。”
嗯，那年如花已经死了。
“麻烦你了，不大合用。”我转身想走。
——啊不，三八年？
“小姐小姐，”我兴奋得大声地唤，“我要借三八年七月七日那卷！”
我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想到，会不会在三八年七月七日的报纸上，刊了有关十二少的消息？那天可是他再世为人的出生日？可有一点线索供我追查下去？我只是区区一个广告部副主任，得以兼任侦探，做梦也想不到。一边想，一边笑，催促之声音也大起来。
“先生，在图书馆中请保持安静。”
她给我的印象分早已是“丙”，不，也许是“丁”，所以一见我表情有异，更防范森严。
“这卷微型菲林是星岛日报1938年下半年的，你自己找七月七日吧。”
她登记了我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在登记身份证号码时，一再复看，证实无讹。怕是一见势色不对，诸如我出言不逊，意图非礼，或公共场所露出不文之物，她们便马上去报警。——都是我自己不好，研究娼妓问题走火入魔了，样子也开始变得像急色的嫖客。我让那步步为营的女职员安装好菲林之后，便按掣察看。由七月开始，逐天逐天地看，这些在我出生二十年之前的民生国事。
但，看到七月七日，我也找不到任何资料。我只知道当年的卖座电影是《陈世美不认妻》。士多卑厘果占卖一元五毫八仙一瓶。饮咕很时髦。副刊的文章是《青年如何读书报国》。又因战事已经爆发，香港也受波及，报上提到日军，都用一个“×”或空白格子代替，有些稿件的位置开了天窗，植上“被检查”字样……已是乱世，谁有工夫顾盼儿女私情？
我很失望。花了半天的时间，毫无头绪，还遭受女人的白眼。如果那女人好看一点，也是无妨，但她又长得……算了，我对美女的标准，竟然在一夜之间提高不少呢。
当我自大会堂图书馆出来时，普天是烂漫阳光。
只有我，因为空手而回，甚是无聊，一如没上电芯的收音机、没加水银电池的计数机、没蜡烛的灯笼、没灯的灯塔、没灯塔的海。
脑中充斥着三八七七的旧报资料：陈世美不认妻、士多卑厘果占、读书报国、“×”侵华行动、“被检查”……
沿着电车路，信步行至中上环，那个站，是我与如花一同上车的站。
咦，往上行，不是南北行吗？如花偶尔提过，十二少当年是南北行三间中药海味铺的少东。于是移步上行，谁知，我也认不得路了。
这里有新厦，有银行，就是不见老店。在一间卖人参的高丽店子门外，老头给我遥指：
“这边不是南北行，往西行才是。文咸西街，知道吗？南北行以前很有地位，知道吗？以前——”
没等他说完，我连连谢过。我怕他又给我惹来另一个故事，那我此生也必得在30年代的风尘中打滚了。不，一宗还一宗。先解决如花的这一宗。
这南北行一带，虽已破旧立新，面目全非，但间中还可见残存的老字号，木招牌，漆了金字，两旁簪花。店里高高悬着风扇，一边排了木桌，木桌上有算盘。整条街，弥漫着当归的香味，闻着闻着，魂魂魄魄都不知当归何处
星期天，大部分都休息。一些不休息的店铺，稍稍张了半扇门，里头有不知岁数的老人在扇着折扇，闲话家常。墙上有毛笔写的该店里的货品名称：珠珀猴枣散、清花玉桂、金丝熊胆、老山琥珀、正龙涎香、箭炉麝香、公母犀角、金山牛黄、珍珠冰片……我完全不懂得是什么玩意。
“喂，你找谁？”突然有声音问。
我吓了一跳。
始知我在这木门外，已不自觉地怔了好一会儿。定过神来，连忙谦恭地向这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说：
“阿叔，你好，吃过了饭吗？”
“什么事？”
“——”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你这儿是不是姓陈呀？”
“不是。”
“附近有没有哪间店的东主姓陈？”
“问这干什么？”
干什么？我只见里面有年迈的伙计在挑拣花旗参，花旗参摊在斗箩上，他们分类分大小，好样的拣在另一个小窝篮中。
“——是这样的，我祖父专营花旗参，以前在附近也有店铺。后来举家移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