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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能在这儿写出好作品。希望有一天能读到你的大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希望你能像朋友一样经常想到我们。“
我们又一次握手，当他离去之后，我轻轻关上门。我背靠着门板朝屋里看了一会儿。我感觉良好，好像刚刚经过一次成功的手术。正如麻醉之后轻微的昏眩。莫娜会怎样处理这件事我不知道。我已经觉得呼吸畅快了起来。我似乎已经看到生活在穷人之中的景象，那是我的命。又回到了地球。太好了。我来回走动，冲过摇晃不定的门，在后边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昂首阔步。最后出于高雅情趣，我朝沾满灰尘的玻璃窗扫去一眼，在丝绸质玫瑰色的挂毯上擦擦手，在很光滑的地板上滑上几步，在大镜子里顾影自盼。我对自己露齿而笑，说了又说：“好，太好了！”
几分钟之后，我为自己泡好一壶茶，做好一块厚厚的、多汁的三明治。我又坐回到书桌旁，把腿搁在矮脚凳上，拿起一卷艾利·弗尔的书漫不经心地翻开……“当一个民族没有割脖子也没有烧房子，也没有被饥荒和屠杀夺去大批人口时，它就只有了一个功能——建造并且装磺皇宫，让宫墙厚得足以保护国王，他的妻妾、卫士、奴隶——两千到三千人，让骄阳、入侵也许还有暴乱无法得逞。围绕着宏伟的中心宫殿的，是覆盖着或平或圆的屋顶的房间，这是一派沙漠苍穹的景象。一旦伊斯兰教重新唤醒了它，东方的精灵会重新发现它。比它更高的是了望台，同时又作为庙宇金字塔形的塔楼，其阶梯被涂成红、白、蓝、褐、黑、银、金色，透过狂风扬起的尘土，很远就可以看见它在闪闪发光。尤其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些游牧民族看到在灰黯的沙漠边缘的背景下，这些建筑一动不动地、明暗有序地在发光，一定会因害怕而撤退。这是上帝的住所。这上帝的住所与由于地下的烈火和太阳的照耀而深深烙上各种鲜艳强烈色彩的伊朗高原由牛身或狮身的令人恐惧的怪兽看守。
这些怪兽来回走着……“
在离这儿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间装备简陋的屋子。这间屋子处在一个叙利亚人聚居的安静的街区里，在一座楼的后部。出租房子的这位妇女是一个来自新科合特的蓝鼻子女人，是一个老妓女，每次我看到她都让我颤抖。我们的这个街区装上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洗漱盆、炊炉、暖气、大碗橱、老式衣柜、附加床、木板条摇椅、木板条扶手椅、缝纫机、马鬃毛沙发，一个上面装满只值几分钱的小玩艺儿的书架，一只空鸟笼。我怀疑在我们到来之前这个女人一直住在这间屋子里。
说得好玩一点儿，这间屋里笼罩着一种痴呆的气氛。
能够弥补不足的，是我的后门出去就有一个花园。这个由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花园是长方形的，它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在《彼得·伊贝斯森》里所描写的花园。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让人做梦的地方。夏季才开始，在傍晚，我可以拖出一把扶手椅，坐在花园里读读书。我刚发现了阿特尔·威格纳尔的书，正在一本接一本地贪婪地读。读完几页之后，我就会陷入梦幻里去。花园里的一切都诱人进入梦幻：轻柔、温馨的空气，昆虫的鸣叫，鸟儿慵懒的飞动，树叶瑟瑟，隔壁花园外路人的低语。
在这里可以找到幽居独处的一段宁静时光。
正是在这个时期，有一天，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偶尔遇到了我的老朋友斯坦利。福斯威斯·斯坦利开始有规律地到我家作客，常由他的两个男孩陪着，两个男孩，一个五岁，另一个七岁。他深爱他的孩子们，为孩子们的言行举止深感骄傲。从斯坦利那儿得知，我的女儿没有上私立学校，而且他告诉我，他的小儿子，那个也叫斯坦利的小子，对我的女儿很看不起。后边这一条，他是乐滋滋地告诉我的，并且还说我女儿总是草木皆兵。至于他们如何相处，我得从他口里打听明白。
他向我保证说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说这话的口气意味着不大妙。可怜的老梅拉妮还拖着瘸腿拄着拐杖在医院里干苦活，晚上又受她的静脉曲张病的折磨。她和莫德的不合正处在最激烈的时候。莫德当然还在给别人上钢琴课。
正如斯坦利总结的，我不再去看望她们。她们已经对我不抱希望，认为我没有希望了，不负责任。只有梅拉妮表面上还说我几句好话，不过梅拉妮又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傻瓜（斯坦利是一个敏锐、圆滑的家伙）。
“你能不能私下告诉我没有人在家的时间？”我求他，“我想看看那地方怎么样了。我想看看孩子们的玩具，至少。”
斯坦利没觉到这个请求有何高明之处，但是答应考虑一下。
然后他很快加上几句话“你最好还是忘记她们。你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了你自己，请别放弃，接着走下去吧！”
他大概已经感觉到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因为每次他来我这儿都带来一些食物，他妻子做的“精美”的大杂烩的残羹剩菜、肉汤、炖菜、布丁、火腿。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美餐。说实话，我们都巴望他的来访了。
我并没有发现斯坦利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但是我注意到他更勤奋了。他告诉我他晚上在下纽约的一家大印刷公司工作。时不时，从家里琐事中一找到一点儿时间，他就试图写点儿东西，但是他发现太多的家庭琐事让他无法集中精力，不管怎么说，他现在的兴趣在孩子而不在写作。他希望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一旦他们年龄到了，他就送他们上大学，更重要的是……
他发现没法写作，他就读书。时不时，他随身带一本让他着迷的书。一般来说，这些书大多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哪本书，不管世界局势怎样，也不管革命正在逼近，一触即发，我们的谈话总是以约瑟夫·肯润德而结束。如果不是肯润德，就是柯南道尔、弗朗兹。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对这些作家感兴趣了，肯润德让我烦，但是当斯坦利对这些作家大唱赞歌时，我会情不自禁地被他引入歧途。斯坦利绝不是一个批评家，就像我们过去常坐在厨房熊熊燃烧的壁炉边交谈一样，他有一套谈论他所崇拜的作家的方法，他最后能感染我。他有讲不完的奇闻轶事。他讲的故事充满幽默和讽刺，内心的情怀却是浸满温柔，无边的、跳动的温柔，几乎令人窒息。他的这种温柔，却常常被他抑制，转化成了他的仇恨、残忍、报复心理。这是他很少向他人暴露的他的人性的另一方面，总的来说，他是一个粗鲁、尖酸、乖戾的人。几句话，几个动作，他就可以摧毁任何野心。甚至他静处的时候，他身上流出的气味也是具有腐蚀性的。
尽管这样，和我谈话时，他变软化了。出于一些非常奇怪的原因，他在我身上看到一种可以改变自我的东西。只有看到我自己觉得被打败了，我自己觉得处境很悲惨，他才会觉得高兴、觉得自己有了魅力，会挂念别人。这时，我们俩就成兄弟了，他也就可以放松、扩展、照耀自己了。他喜欢认为我们都是不幸的人，他不是早就预言过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没用的，我绝不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也成不了一个作家吗？我为什么要坚持？我为什么不像他一样接受一份平凡的工作，安顿下来接受自己的命运？很显然，这样幸灾乐祸地看待我让他觉得心里好受。自始至终，他总是用他的方式提醒我，我只是跟他一样的来自纽约十四区的一个小子，当然得跟路易·比罗沙、哈利、马丁、爱迪、高爱乐、阿尔夫、贝恰尔这些失败者一样，一事无成。我们事先就已经被谴责了，他认为，我没有坐牢也没有成为瘾君子，对此已经应该感恩不尽了。我有一个和睦、受人尊敬的家已是万幸。
只会这样，我已是命中注定。
他接着说个不停，但嗓音已渐弱下去了。他说话的声音里已有了一种沉思的成分，带上了一丝怀乡的色彩。尽管他说得再好，很明显，他只能回忆起我们在十四区的生活和伙伴。他谈起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好像花了毕生的精力去研究了每个朋友。这些朋友在性格、气质上各不相同，但是他用自己的模仿形容了每个人，这每一个人都带上了他无中生有加上去的恶习。依斯坦利看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跳出这个十四区的希望。对其他人来说，可能还有漏洞可钻，但是没有一个漏洞是属于十四区的那些家伙们的。我们处于危险之中，永远。就是这个事实，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让我们重温往日朋友的亲密。他似乎也肯定，十四区的朋友们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样聪明。那些诗人、国王、外交官、学者们所拥有的素质，他们也都有，并且，十四区的朋友们已经证明了他们在各自的层次和方式上表现了这些才能。约翰尼·保尔不是很有王者气象吗？他难道不是一个未来的查理大帝吗？
他的武士精神、宽容精神和忠诚以及忍耐力，难道不正是撒了的特征吗？一谈到我们从九岁或十岁之后就没有见过面的约翰尼·保尔，他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们会互相问。到底怎么样了，没人知道。或者出于自己的选择，或者是由于命运，保尔一直隐姓埋名。他一定是在芸芸众生中默默地生活，为芸芸众生播洒他帝王般的热情。这对斯坦利来说已经足够了。对我也一样，真的。奇怪的是，每次提到约翰尼·保尔，我们都会热泪盈眶。难道他真是对我们那么珍贵和亲密吗——或者说岁月已经证明了他的重要性了？总而言之，一旦记忆中出现保尔，他就成了善和希望的象征。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只要是保尔拥有的东西，或者只要是他提供的东西，都是不朽的，自从孩提时代我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成年之后，我们对此已深信不疑……
莫娜呢，起初的时候根本不信任斯坦利，斯坦利刚来的时候她还很不自在，随着斯坦利每次成功的来访，她也变得越来越对他热情起来。我们谈话中所涉及的过去我们所住地方的邻居、伙伴、新奇粗野的游戏及儿时的看法对她来说是陌生而新鲜有趣的。她时而会提醒斯坦利，说她是波兰籍或是罗马尼亚籍，或是威尼斯籍，总而言之，是“喀尔巴阡山脉中心”人，而斯坦利对她的提议不屑一顾。他心里想，像莫娜这些连一句波兰语都不会讲的人只能理所当然地是这个世界的“异乡人”。
此外，按斯坦利的脾气，莫娜有点儿油腔滑调了。出于给我面子，斯坦利没有反驳莫娜，但是他脸上不快的表情足以说明这一点。怀疑和鄙视是斯坦利最易流露的表情，斯坦利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轻视一切。当他脸上鄙视的表情稍有控制和减轻时，这鄙视之情便集中到了他的鼻子上。他有一只大而纤细的鼻子，鼻孔发亮，使得他在波兰人中很卓尔不群。无论他表示怀疑、鄙视还是反感，都从这个器官最先表达出来。他的嘴表达的是苦涩，眼睛表达的则是不移的残酷。他的双眼不大，有玛瑙的颜色；双眼长得很开。当他在讥讽时，双眼在闪烁，就像冰冷、遥远的星星；当他发怒时，双眼则像箭头落在毒汁里。
莫娜在场时，让斯坦利尤其觉得尴尬和不自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