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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只得让亲戚拿着吹风机，把钱吹干再存。
后来，再去存钱的人都知道，在家把钱晒干了再去县城。2013年底，农村信用社在老班章开了第一个村级银行。仅仅4个月时间，银行的存款额就达到了四千多万。
随着时间的流转，祖先留下来的茶树成了他们现在的财富。老班章人开始善待茶树，每年都会给茶园松两次土，除草、剪枝更是经常。茶叶成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此时，新班章的人开始回到老班章，向村委会负责人索要之前送给村里的茶园。“有利益了嘛，他们当然就想要回去了。”杨政民说。
但老班章村民没有人愿意让出分到手的茶园。“隔了那么多年，要不是我们每年去除草，茶树早死了，现在可以卖钱了，他们就想到茶园了，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啊。”老班章一村民说。
当地的林地都普遍种茶，村民们几乎都不种植粮食蔬菜作物。由于路途不便，每隔一天就会有外村的村民拉着一车蔬菜到当地买卖，村民们也会在这时备足一两天需要食用的蔬菜
几个村庄的村民都沾亲带故，他们也不好意思把事情闹得太僵，几次温和的讨要无果后，新班章人只得放弃。卫东村在后面见机行事，见新班章人维权无果，也不好意思向老班章村委开口。如今，一些村民仍在私下说，老班章人卖的是他们的茶叶，花的是他们的钱。说这话时，村民脸上带着羡慕。
200、300、400、600、1200……老班章茶一路上涨，疯狂到了2007年。唐海滨是一家茶厂的副总经理，他记得，当时山上的村民还只习惯用现金交易，他有次上山，带了3000万现金，装了几个蛇皮袋。
这些钱的一部分最终又通过那条路，回流到县城。城里人对老班章村有诸多抱怨，他们觉得老班章人把城里物价抬上去了。“他们进家电城，就跟进了菜市场一样，什么都不讲价，拉一车就回了。”
老班章村民也不知道茶叶到底值多少钱，他们只知道，他们睡一觉起来，价格又涨了。他们觉得不管喊多少价，都会有人要。“那一年真是疯了，外地来收茶的人见茶就要，不仅是老班章，别的普洱茶也是翻倍地涨价。”杨卫华说。
在这样的情势下，村民们也学会了随口喊价。有次，北京来的一个茶商向杨政民买茶，杨要1200元一公斤，但茶商只愿出1000元。交易失败，北京茶商走后不久，杨政民转身又遇一茶商，他喊1400元一公斤，茶商头也不回，从随身带的袋子里拿出十几叠钱，数给了他。
杨政民拿着钱，还没回过神，茶商就走了。他觉得跟做梦一样，甚至怀疑“那人到底是不是傻子”。
部分村民在利益面前开始变得不诚实。在老班章村，我碰到一位东莞茶商，他只准备在山上看看，不买茶叶。2007年，这位茶商在当地收了7户村民的纯料茶叶，回到东莞后却发现，只有两家是纯的，其余5家掺杂了别的次品毛料。这一年，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
老班章的村民都曾住在茅草盖的小屋中，但现在许多村民都搬迁到了班章新村开始新的生活，哈尼人的木板房逐渐被水泥房所取代
不仅本村人，外村人也瞄准了老班章。一位外村人趁着夜色，通过山道，把两袋台树茶拖到老班章，第二天一早，以每公斤12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茶商。当时，这种台树茶最多值200元一公斤。
这种事情终被发现，村民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需要自己来保护。他们便商量，每两户一天轮流在进村的唯一一个路口把守，不允许任何人带茶叶进村。另外，本村村民也不得作假，一经发现，5年内的茶叶收入要充公。
就在老班章村民着急“钱怎么花”的时候，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引爆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这场危机完全失控。包括老班章在内的普洱茶，应声下跌。普通普洱茶跌回十几块钱一公斤，老班章则跌回2005年的价格——400元一公斤。
很多还未来得及把手中的茶叶出手的茶商在这波投资中倾家荡产。黄宏宽在勐海经营一个茶厂，他1000万买进来的茶叶，最后100万就转给了别人。他最终还是扛了下来，“扛不下来的，就跳楼了，勐海就有好几个。”
老班章村民的情绪也不太稳定，他们担心，“以后谁还会上山买我们的茶叶？”村民减少了去勐海县城的次数，“把钱存着过日子。”
当年11月，国务院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意在提振中国经济。此时，一家茶厂进驻老班章，建立茶叶基地，愿意跟村民建立长期合作。
中国经济在“兴奋剂”中一路高企，老班章的价格在这种趋势下，逐渐回暖。杨政民和许多村民一样，觉得有救了，纷纷与这家茶厂签订了合作合同。“不用愁了，鲜叶摘下来就卖给他们。”杨政民说。
尽管老班章村民很努力地采摘茶叶，尽量可能不抛弃任何一片可以用水来泡的叶子，但老班章茶叶的产量跟市场销售的数量永远不成正比。一位知情者说，老班章每年的产量为20吨左右，但在市场上销售的远远超过了100万吨。
这致很多人真假颠倒。杨卫华说，前年，一位上海商人向他要10公斤老班章，他特意去了村里一趟，给上海商人寄了过去。却没想，上海商人喝完后，给他回电话说，“兄弟，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以前喝过的老班章不是这个味。”
杨卫华把钱退给商人，让他把茶叶寄回来，挂电话后，他再也不联系这个商人了。“喝了一辈子假茶，喝到真的，就以为是假的了。”
忧伤的年轻人
在古树茶价格上扬之时，杨政民庆幸自己在2000年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那年勐海县政府决定，为了提高茶叶的产量，通过行政命令让茶农对茶树进行低改。“就是把大茶树砍掉，让它重新长枝发牙，这样茶叶的产量就会多出很多。”杨政民这样解释低改。
为了鼓励茶农积极性，县茶叶办的人允诺村民，只要参加低改，每家可得一袋化肥。茶叶办的人雇了十多辆摩托车，把化肥送到老班章，杨政民坚决不同意，村民也没一人愿参加低改。茶叶办的人气得连化肥都不要，转身就下山了。“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随便砍。”
在老班章人拒绝低改时，附近几个村庄的人正在积极地响应政府号召。老曼娥村就是其中之一。“老班章的古茶树都是我们的先人留给他们的，我们要是那时候不砍，我们的茶叶肯定比他们卖得贵。”老曼娥村民玉光先说。
“这个政策，在只讲茶叶产量的时候，是很正确的。”回过头看当时的低改，勐海县茶叶研究所一工作人员说。“老班章当时之所以没砍，就是因为他们太懒了，茶叶不值钱，他们觉得劳动付出不值得。”
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没想，这种懒为老班章日后积下了巨额的财富。在这种财富还没有套现为人民币之前，老班章的女孩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她们通过村庄那条修好不久的泥巴路，背着行李，奔赴东莞打工。她们再也不甘心复制长辈们的生活——守在村庄，然后等到待嫁之时找个村里的适龄男青年结婚。在通往山外的路修通之前，老班章村的男男女女基本都是村里通婚。“外村的女孩子不愿意嫁进来，嫌太穷了，村里的女孩子又出不去。”杨政民说。
小诺（应采访者要求用化名）是老班章村外出打工最早的一批女孩子之一。她坦承，外出打工就是寻找离开村庄的机会。人潮中，她期望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在工厂里，她认识了一个湖南男孩，嫁了过去。那时，小诺心里窃喜，终于可以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至少可以比村里好。”在随后的几年里，小诺也未带着老公回老班章。那几年里，村里外出打工的女孩基本没有再回到村里。
村里的男孩则遵从父辈继家守业的传统，只得在村中从少年熬成白头。大量的女孩外出，导致村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因此村中至少有10年没有办过结婚喜事，直接导致村小学招不到生源而关闭。
这一切问题都在茶树上的叶子套现后迎刃而解。2009年初，老班章茶叶价格开始第二轮疯狂，回到两年前的水平。随后，从来没带老公回过老班章的小诺，带着老公回来了。她发现，只有回到老班章，才可以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凭着家族关系，小诺和老公在村里开了一家餐馆——只有4张木桌子。如今，这个村庄总共有了4家餐馆。顾客主要来自于村民。杨政民说，村民富起来后，很多人图方便，就直接叫餐馆送餐。
现在年轻的女孩，没人再像小诺一样，去外面改变自己了。她们只想在村里找个好对象。“嫁到外面去，嫁人家太穷，没条件比村里好的，她们不愿嫁，比村里条件好的，又没人愿娶她们。”一村民说。
有条件后，村里的男人不再愿意娶本村女人，他们大多以娶外村的女人为荣。“现在大家都比着，觉得把外面的女人接进村了，就是有面子。”杨政民说，如此，导致村里开始出现大龄剩女。
10年无喜事后，如今迎来了井喷期。杨政民说，最近几年，他每个月都要喝一次喜酒。当年，村里两个30岁还娶不到老婆的人，在他们40岁之时，各自把外村的姑娘接进了家。“这几年结婚的，30岁上下年纪的人多一些。”
村民们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住上楼房。2009年，它村成了一个大的建筑工地。政府为了体现老班章的富裕，特意为老班章的新建设规划了一番。村民们终究觉得他们的效率太低，等不及，各自建房。“规划还没下来，就有人开始建了，有一家建了，后面的人都跟着建了。”杨政民说。
如今，村里的别墅，越野汽车，城里的商品房，成了老班章每户人家的标配。“都是一次性汇钱买的，没有人会去贷款。”
村里的年轻人更多喜欢追求身体上的刺激。一位常到老班章做生意的茶商说，有一次，村里一个年轻人为招待朋友，把他们请到县城一家宾馆，然后端出一盘小麻。
2007年后，布朗山派出所每年都要到老班章为年轻的村民做一次尿检。第一次，查出了5位青年跟毒品有染，年龄均在16岁左右。老班章一村民把这视为父母对孩子太宠爱了。他甚至觉得父母给孩子的零花钱多得太过分了。
“他们总觉得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杨春平说。
正值春茶上市的季节，每天到村里看茶买茶的外地茶商络绎不绝，傍晚将近7点，太阳即将落山，一辆看茶买茶的轿车才离开班章 图/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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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寅杰 字数：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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