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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张柏林心里觉得金超办不了这件事情。果然，下午三点多钟，金超的电话打过来了：“我昨天晚上就给邱小康打电话了，他的秘书说是参加国务院的一个重要会议去了，没联系上。今天我一直在打电话，刚才，就是刚才，我才找到他……你猜怎么着？真是不凑巧，他说晚上要到云南去……你看巧不巧？你们要是先给我说就好了……”
张柏林口里说着“对对对，我们应当先跟你说……”捂住话筒，简要地对牛鸿运把意思说了一下。牛鸿运的汗都下来了，接过话筒。
“金主任……”
“牛部长吗？你看这事有多不好……”
“没关系没关系。”
“这样好不好？我们等一等，你看行吗？”
“邱小康去多长时间？”
“说是二十天。”
“那不行了，我呆不了那样长时间。”
“那就……”
“金主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吧？你，尽力了，我很感谢，是吧？我想，这次就这样，见了你，是吧？这是我们有缘份，来日方长呢，是吧？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哩……”
张柏林看着亲爱的牛鸿运部长，忿忿想到：部长在县上是何等样人物？到北京咋就让金超这样爽快地耍了一回？北京人就是个这？
牛鸿运放下电话，擦擦汗水，说：“行了，这事就这样了。”
“日他个妈，这金超……”
牛鸿运阻止了张柏林：“不要。谁都有难处。”
张柏林不说话了。
“你说吧，柏林，明儿想去哪儿？！”
张柏林充满感情地看着牛鸿运。这是一个老实人，同时也是外拙内巧的聪明人，正因为这样，他才一直不图回报地伺候着他。
“你看是这样啊，”吴运韬在他的办公室对苏北说，“小康看了，他认为不错，基本上写出了老太太的一生，写得是不错的。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吴运韬翻着笔记本，笔记本旁边放着已经转过好几个人之手，边角已经翘起来的《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原稿。“他说有些细节还要推敲一下，要听一下老太太的意见，比如他跟我说到的……”吴运韬又翻开稿件，“你看，真的。我想，可能是你的文笔太好了，像这样的地方，就是有些硬，有些不谐调……肯定是要改一改。小康的意思是，你一下子弄了八个月时间，太辛苦了，他说修改的事，可以让别人来做……我觉得这主意不错。我已经跟师林平说过了，他说全力以赴……你看，咱们这个写作班子是一个非常好的班子……”
苏北担心师林平破坏了作品的整体性，破坏了风格的统一，但是他又觉得不好说出来，就表示说可以，他说他也正想从这本书里跳出来，换一下脑子。
吴运韬没想到会这样顺当地说服苏北。他亲爱地看着苏北，说了一会儿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人民大会堂的入场券。
“明天有一场报告，国家领导人关于目前经济形势的报告，我知道你对这个感兴趣，去听听吧！”
苏北眼睛发亮地接过票。
“太好了！”他知道这是Z部给一定级别的人的票。
“那……您就不去了？”
“我最近事情太多了。你去吧，你去听一听。”
家庭生活和单位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在单位，金超成了中心，他带着稍许新奇在办公室接待向他谈生活和工作烦恼的人，他劝解他们，开导他们，他体会到了对别人的处境施加影响的快感。一个单位，人和人之间免不了要闹一些矛盾，矛盾的任何一方都希望得到领导者理解支持；一个人要做事情，比如要上一个选题，应当在上会讨论之前就去向领导解说，尤其要向主持工作的金超解说，以便于通过；职称问题，出国机会的分配，奖金数目的多寡，都由领导者来决定；一些有个人目的的人说一些让人迷醉的花言巧语，报销几百元餐费，获准去名胜风景区开个游山玩水的会议；外单位来联系业务的人以认识主要领导为荣幸，“吃吃饭”，觥筹交错……所有这一切都使金超的生活很充实，很丰富，他很乐意地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有时候连饭也不在家里吃。
家成了他的伤心之地。
一种毒素正在缓慢地侵蚀着这个家庭。两颗心像星球一样在各自的轨道上飞驰，离得越来越远。他打电话回家告诉小佩说他要陪几个客人的时候，小佩不责怪他，嘱咐他不要喝酒，他也乖乖地应承……人们都羡慕他们夫妻间的柔情，但是他心里知道：只有死亡了的婚姻才是这种状态。他希望小佩抱怨他，让他回家，这样至少可以说明他在她心目中还占有一个位置；她不，她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向他要求什么。他们相互之间客气得像是社交场合的陌生人。他们的精神生活完全是断离的，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一大团浸了水的棉絮一样沉重。金超吃力地抱着它，不知道应当继续水淋淋地抱下去呢，还是索性把它甩到一边，轻畅地走几步新路。他不知道。
他不愿回家，他现在越来越不愿回到家里来了。小佩回方庄父母那里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两个人都在小心谨慎地规避着对方。
小佩每次回方庄的时候，总要嘱咐他：“你好好按时做点儿饭吃，别老是瞎凑合。”他嘴里应着，心里却丝毫感觉不到被自己所爱的人关照的暖意。他送她出门，然后回来，关上门。他仰起脸，闭住眼睛，长长地吁一口气，就像好不容易做完了一件不想做的事情一样。
他打开电视机，把双脚放到茶几上，看他喜爱的一部香港电视连续剧。小佩从来不看这类电视连续剧，她从来没有反对过金超看，但是只要小佩在家，他事实上就失去了观看的权利。
他不知道，香港那部电视连续剧早在三天前就演完了。转了好几个频道也没有找到感兴趣的节目，最后把画面定在了一个外国艺术团演出上。
他没有被吸引，开始找来各种各样的零食小吃，用最随便的方式消磨：把花生米铺在茶几上用嘴拱着吃。这是他小时候和金耀一起玩过的把戏，他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但是他没有完全乐起来，他认为是电视上那场无聊的音乐会妨碍了他，就把它关了，在厅里散起步来。
生活越来越糟了，他对自己说。越来越糟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抖抖头，就像要抖掉落在脑袋上的蜂群，蜂群暂时离开了，随后又执拗地飞回来，重新落在上面；他抱住头躺在沙发上，过了一两分钟，又跳起来把灯关掉，再迅速躺到沙发上去，就像在严格地根据某种要领在做这些事情。
他就这样黑灯躺着。
他知道他错了，现在他思考最多的是他的错误。他想，如果当初不犯这个错误，如果走入他的生活的不是纪小佩而是苗丽（他已经完全忘记苗丽自始至终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将是怎样的情形？
苗丽很俗，但她是落在地面的人；她身上可能有许多缺点，他试着想了一下她的缺点，包括她追逐陆明闹得满城风雨那件事。结果他认为这个智商不高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可原谅的缺点。他甚至以为，和她在一起生活可能很烦很乱，但是他可以以自己的本来面目活着，像一个金家凹农民的儿子那样说话，吃饭，睡觉，而不必为了所谓的“教养”装腔做势。
他发现了和小佩之间不和谐的最重要原因：虚伪。知识分子身上特有的虚伪把她毁了，同时也把他们的生活毁了，把他也给毁了。古人说的“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门不当户不对，志趣爱好有巨大差异，就不会有和谐幸福！而不和谐不幸福的生活的最大受害者是他，金超。
那么这一切可以改变吗？他尽了最大努力，改变了什么吗？什么也没有改变。
他十分害怕地想到了“离婚”两个字。
这是他第一次想到这两个字，他一下子惊醒了过来，茫然地看着四周。黑阒阒的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窗外响着嘈杂的市声。离婚……这个字眼是那样震聋发聩，是那样让人恐惧。他不愿想起它，就像不愿想起内心的某种伤痛一样。
他把灯重新打开，屋子里的一切真实地出现了，那两个字倏地消失了……他又打开电视机，拨出一台拳击比赛，这是他喜爱的节目，他渐渐被吸引了。
关于生活的思索，就在这没有结论的状态下结束了。
这天晚上，纪小佩失眠了。
在父母亲面前，她也无法展露自己。自从父亲那番深思熟虑的谈话以后，她一直把自己紧紧包裹着。
她已经成功地让父亲和母亲相信她理解了生活，理解了父亲的话；同时，她也让他们相信她和金超的感情很好，她在全力支持他的事业……父亲夸奖了她。父亲了解到金超目前的状况以后，赞赏地说他前途无量。当时他们正坐在客厅里，纪小佩有机会凝神看着日渐苍老的父亲，心里竟有了一种酸楚的滋味。
骆丹看出小佩心里有事，临睡前到女儿房间来说一会话。纪小佩正躺在床上看书。母亲进来，她把书放下，坐起身来。
“妈。”她说。
骆丹坐在她身边，直截了当地问：“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
“没有。”小佩强调的语气恰恰说明母亲推断正确。
“俩人在一块儿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遇到事，你就顺着他，别老像在我面前那样任性……还有，别瞎想，好多事情其实都是瞎想坏的。”
小佩笑了：“谁瞎想了？”
她们聊了很多，主要是母亲在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谈她的人生经验。
“所以，我跟你说，虽然我盼着你回家来，但是周末，你最好还是和金超呆在一起……男人很在乎这个，他们希望你守着他。”
纪小佩看看母亲，说：“我知道。”
实际上，整整一个晚上，她并没有向母亲说出她的真实处境，母亲也丝毫不了解她和金超的情感状态。一种无形的东西阻隔着她说出那一切。
骆丹也看出了这一点。
临走的时候，已经对女儿的生活失去了解的骆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小佩，活着很不容易呢。”这是她对刚才说的那些有关自己的故事的一个总结。
纪小佩懂事地笑着说：“我知道。”
门在母亲身后刚一关上，小佩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她趴到床上，任由泪水从眼睛里滚出来……那时候，周肇基写给她的信件就在她贴身的口袋里。那不是情书，那只是一封谈学术问题的信件，但是她把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她不知道该怎样看待它。
早晨，金超从梦中醒来，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洗脸的时候，他脑子里又闪现出了那个让他感到震惊的字眼。他朝镜子里看着自己，问道：“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随后他又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摇摇头，说：“不，不到万不得已……”
“奥迪”车已经等在楼下了。
上了车，他就眯住了眼睛。
现在，小佩穿过这座城市到中国文化大学去了。一双无情的手抡着那两个字，无情地敲打着他的心灵，他感受到痛苦的震动。他恨那双手，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制止它。
……
死亡是一个沉重的字眼，这是一种述说，一种事实的确认，一种赤裸裸的提醒。人的死亡引起的是活着�